康斯坦丁的问题象一记重锤，砸在阿列克谢的心头。他下意识地挺直脊背，脑子飞速运转，那些平日里熟稔的治国理念在脑海里翻涌。
工业？希腊的工业才刚起步，纺织厂和造船厂加起来也不足三十家，显然称不上“最重要”。
文明？古希腊的荣光固然是民族认同的内核，但很显然，国王问他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听他喊口号。
“外交声誉？”阿列克谢斟酌着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不确定。希腊在欧洲列强间周旋，确实需要维护外交形象，去年创建巴尔干同盟能够那么顺利，获得英俄的支持，离不开希腊良好的外交声誉。
“外交声誉很重要。”康斯坦丁端起咖啡杯，指尖摩挲着杯壁，“为了这份声誉，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做出过领土让步，对英国的贸易要求也多有妥协。但这只是手段，不是根本。”
他将咖啡杯轻轻放在桌上，目光直视阿列克谢，一字一句地说道，“更重要的是人。”
“您的意思是————人口？”阿列克谢猛地反应过来，之前考察时看到的场景突然在脑海里清淅起来，马其顿的村庄里，保加利亚裔的孩子比希腊裔多；色雷斯的集市上，土耳其商贩的摊位占了近一半；也就只有雅典这种希腊人的内核区，很少能够看到其他民族。
“没错，就是人口。”康斯坦丁接着说道，“我们希腊的主体人口太少了，全国加起来不过四百多万，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剩下的是穆斯林、犹太人、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这样的民族构成，我们每一步都在走钢丝。”
阿列克谢的喉结动了动，他想起之前塞萨洛尼基因征兵引发的问题，很明显是这件事引起了国王的警觉。
“我为什么要对犹太人、对穆斯林妥协？”康斯坦丁突然反问，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
不等阿列克谢回答，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任何暴动的风险。希腊人的不满，我可以凭借王室的声望强压下去，大不了减免税收、发放补贴，总能安抚住。可非主体民族不一样，他们对王室没有归属感，一旦冲突爆发，就会有人借机煽风点火。”
“奥斯曼会以保护穆斯林同胞”为名出兵，保加利亚会插手马其顿事务，意大利人搞不好会打着支持某某民族的旗号干涉我们的内政。”康斯坦丁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克里特、马其顿、色雷斯，“这些地方本就有领土争议，只要国内出一点民族问题，绝对会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颠复政权。我们所有的妥协，都是因为希腊人太少，没有形成绝对的压制性力量，只能靠怀柔与平衡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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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沉默了，他之前只关注葡萄产业带来的经济收益，却没意识到这背后的人口隐患。如果农民破产流入城市，一旦生活无着，很可能被其他民族的势力利用，引发更大的动荡。
“人口不足的制约，远不止内政。”康斯坦丁的声音又响起来，带着更强的穿透力，“你去过边境，应该知道我们没有一寸战略纵深。从雅典走到北部边境，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我们收复故土如此艰难？不是军队不够勇猛，是没有足够的人去占领、同化和守卫新领土。”
“没有移民，占领就只是名义上的。几年后，当地的希腊人还是少数，迟早会被同化。我们的伟大理想”是收复小亚细亚，可就算军队打赢了，没有几十万人去定居，怎么守住那些土地？难道要我改信伊斯兰教，去当突厥人的素檀吗？”
这些话像冷水一样浇醒了阿列克谢。他之前规划工业化时，只想着破产农民能提供劳动力，却没考虑到人口总量的限制。“您是说，人口还制约着经济发展？”
“当然。”康斯坦丁点了点头，“你说农民破产能为工业提供劳动力，但你想过没有，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内部市场有多大？雅典的纺织厂刚投产两年，就已经出现产品滞销，因为国内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布料。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工业发展很快就会触顶。我们组建巴尔干联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拓展市场，殖民地的市场需要发展，但是巴尔干却有现成的。”
他掰着手指分析：“军队需要青壮年，官僚体系需要知识分子，农业需要劳动力，工业也需要工人。有限的人口被各个行业争夺，导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的纺织品比英国的贵三成，就是因为工人工资高。这样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工业体系根本壮大不起来。”
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阿列克谢终于明白，国王之前对葡萄产业的担忧，不仅仅是怕农民破产，更是怕单一产业冲击农业根基，影响农民的生育意愿。农民是生育的主力，一旦他们流离失所，希腊的人口增长就会彻底停滞。
“那我们该怎么办？”阿列克谢问道，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他知道，此刻国王要谈的，才是关乎希腊国运的根本战略。
“增加主体民族人口，而且要快速增加。”康斯坦丁的眼神变得坚定，“所有政策都要围绕这个内核目标展开。葡萄产业可以搞，但不能以牺牲农民的稳定生活为代价；工业化可以推进，但不能让农民破产流离。因为农民是生育的主力，他们的生活安稳了，才愿意多生孩子。”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解决方案，两人的对话从之前的争论变成了坦诚的探讨。康斯坦丁首先提出了经济激励的思路：“可以给多子女的希腊家庭发生育津贴，生一个孩子给一笔现金奖励，生的越多奖励越多。还可以搞累进式税收减免，家里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免一半税收；有五个以上的，全免。”
“土地和住房也得跟上。”阿列克谢补充道，“伯罗奔尼撒和马其顿有不少荒地，政府可以开垦出来，分给多子女家庭。建房的话，提供低息贷款，甚至可以减免一部分利息。这样农民有了土地和房子，才敢放心生孩子。”
“光有经济激励还不够，还要有社会荣誉。”康斯坦丁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可以设立光荣母亲”的称号，由王室亲自颁奖，给获奖的母亲发勋章和证书。在学校招生、公职录用时，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可以优先录取。这样一来，多生孩子不仅能得实惠，还能有面子，自然会有人愿意响应。”
阿列克谢却皱起了眉头，他意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政策怎么确保只针对希腊族？如果其他民族的家庭也享受同样的待遇，主体民族的人口占比还是提不上来。”
这个问题戳中了内核，康斯坦丁的脸色也严肃起来：“可以设置一些间接条件。比如，享受津贴和优惠的家庭，父母必须能流利使用希腊语，家里要悬挂希腊国旗，孩子要在希腊语学校就读。这样既能精准复盖希腊族家庭，又不会留下种族歧视”的话柄，避免外交争议。”
“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阿列克谢直言不讳，“地方官可能会徇私，把优惠给了自己的亲信，不管是不是希腊族。而且其他民族可能会不满，说政府搞区别对待，容易引发新的矛盾。”
“难度再大也要做，这是战略必须。”康斯坦丁的语气异常坚定，“我们可以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派专人核查申请优惠的家庭情况。至于不满，只要我们把政策解释清楚，同时保障其他民族的基本权益，矛盾就能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比起人口不足的致命风险，这些困难都能克服。”
两人越聊越深入，从教育资源倾斜到医疗保障优先，从农业补贴到就业扶持，几乎函盖了所有可能的政策方向。
最终达成了共识：所有国家政策，无论是经济发展、工业建设，还是农业转型，都必须服务于“快速增加主体民族人口”这一最高战略目标。而农民作为生育的主力，他们的地位绝对不能太低，葡萄产业的转型必须稳妥，不能让农民陷入困境。
这套理论对也不对，虽然农民确实是生育主力军，但是真正能够提高生育率的却是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成本下降，加之社会卫生系统的普及所带来的死亡率下降。两者的组合拳才能够切实提高生育率。
至于什么所谓的在殖民地分封土地的政策最多只能算得上是锦上添花。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已经证明了，低生育率不会因为这项政策而有什么有效的改变。
“不过政策不能一拍脑袋就推出，得实地考察。”康斯坦丁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王宫花园，“你接下来的任务很重，一边要推动葡萄产业的转型，建葡萄酒公司、搞产业链配套，确保农民的收益稳定；另一边要去各地考察，看看不同地区的希腊家庭生育意愿怎么样，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制定一份详细的、可行的鼓励生育方案。”
“我明白。”阿列克谢也站起身，语气里带着坚定，“我会先去伯罗奔尼撒，那里的农民刚改种葡萄，生育意愿可能受影响；再去马其顿和色雷斯，看看新移民的情况。三个月内，一定给您一份详实的方案。”
阿列克谢转身离开了书房，厚重的木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康斯坦丁走到书桌前，铺开信纸，拿起钢笔。笔尖悬在纸上片刻，他写下了开头：“我的朋友，巴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