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9月的巴黎已浸在秋凉里，暮色刚漫过塞纳河的堤岸，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马车便停在了圣日耳曼区的私人宅邸前。
连日的专利诉讼已耗尽诺贝尔的精力，连挺直脊背的力气都没有了。仆役亨利快步上前接过他的大衣，衣料上沾着的雨丝在暖光里迅速蒸发，留下淡淡的潮味。
“先生，这是今日的信件。”亨利递来一个铜制信盘，上面码着七八封信件。
这情景让他立刻想起了几天前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信封泛黄，字迹潦草得近乎狰狞，内容恶毒至极。他的脚步不由得顿了顿，那封信的阴影，至今仍挥之不去。
他走进书房，壁炉里的火焰正旺，却驱不散心头的沉郁。
之前的那封匿名信被他随手放在书桌一角。
他再次展开信纸，法语的粗鄙咒骂扑面而来，写信人自称是普法战争的遗孀，她的丈夫死在1871年色当战役的炮火中，而炸死她丈夫的炸药，正是诺贝尔工厂的产品。
“你是撒旦派来的刽子手，靠死亡敛财的魔鬼，你的兄弟死于炸药爆炸，这是上帝对你的惩罚，你永远洗不清手上的鲜血！”
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划痕深深浅浅，字里行间的怨毒像针一样扎进心里。
诺贝尔靠在椅背，闭上眼睛。十一年前弟弟埃米尔在爆炸中丧生的画面清淅浮现，那场事故后，他无数次在深夜被爆炸声惊醒，而这封信，无疑是把他早已结痂的伤口再次撕开。他抬手按了按眉心，指腹触到的皮肤冰凉，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先生，需要备些咖啡吗？”亨利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带着小心翼翼的关切。
诺贝尔摇头，目光扫过信盘里剩下的信件，发现了两封来自希腊的信件。
那是雅典常见的橄榄绿信封，边角虽有些磨损，却透着规整的庄重。他记得前几年希腊人购买炸药时也用的是这种信封。
他用拆信刀小心地挑开火漆。信纸是粗糙的亚麻纸，上面的字迹歪斜却有力，象是用不太习惯的笔写就：“诺贝尔先生，我叫尼古拉斯，以前在克里特岛第5团当兵。我们用了您的炸药，把土耳其人在山上的石头堡垒炸开了。那声巨响之后，压迫了我们几代人的敌人逃跑了。谢谢您。愿上帝保佑您。
信的末尾，笨拙地画着一个十字架。
诺贝尔的手指微微颤斗。这封语法简单、甚至有些词不达意的短信，比任何华丽的颂词都更有力量。
克里特岛的抗争他早有耳闻，却从没想过自己的发明会得到这样的认可。
他想起匿名信里“刽子手”的咒骂，再看着眼前这封“谢谢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在脑海里碰撞，让他一时失语。
信的末尾画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旁边写着“愿上帝保佑您”。
第二封信来自雅典大学，信封上印着学校的校徽。诺贝尔展开那封雅典大学的来信。
拜读您1867年达纳炸药专利，方知爆破可经由化学公式精确计算。您的发明是工程学福音。然在实际应用中，湿度、温度对炸药稳定性的影响，仍缺乏可靠数据。
恳请您指点：能否共同订立一套《工地安全用药章程》？若蒙应充，鄙人愿将其推广至整个巴尔干工程界。此举必将挽救无数生命。
壁炉的火光映在信纸上，将字迹染得温暖而清淅。他反复阅读着，从克里特岛老兵的质朴感激，到教授的虚心请教，为他驱散了匿名信带来的阴霾。
他抬手摩挲着信纸，粗糙的亚麻纸触感真实而温暖，让他忽然开始思考一个从未深入探究的问题：我的发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同一种发明，既能成为战争的武器，也能成为解放的工具，关键在于用户的目的，而非发明本身。
接下来的三天，诺贝尔几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不再理会那些堆积的诉讼文档，只是反复阅读那两封希腊来信，编写着关于炸药的使用规范说明。有时会站在窗前，望着落日发呆。
亨利发现，先生的气色渐渐好了起来，早餐时会主动问起雅典的天气，甚至让他去书店买一本希腊历史的书籍。
第五天下午，诺贝尔正对着雅典商会的信件标注重点，亨利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先生，有一位希腊绅士来访，自称阿里斯提德斯·康斯坦塔科斯，说是代表紫袍基金会”，有重要的事情与您商谈。”
诺贝尔有些意外，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基金会，但得益于那两封来自信，“希腊”二字让他无法拒绝。
“请他进来。”他收起信件，整理了一下西装的领口，壁炉的火光让他的脸色多了几分暖意。
片刻后，一名中年男子走进书房。他年约四十，身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
“诺贝尔先生，很荣幸见到您，我是紫袍基金会的阿里斯提德斯·康斯坦塔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