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霉的面包就躺在那里，青绿色的斑块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觉得愉悦。
但是他拿起面包，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潮湿的味道传来，还有点呛，典型的霉菌气味。
然后他走到书架前，目光逡巡许久，才抽出一本旧笔记，翻开，一页页找。翻到中间时，他停住了。
那一页的角落里有他多年前写的一行小字：“某些霉菌显示抑菌效应？未验证。”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原来他早就见过这个问题。
只是当时觉得太小，太琐碎，就搁置了。现在问题又回来了。
巴斯德合上笔记，拿着那些腐败的食物来到实验室。
他戴上手套，拿起解剖刀，从霉菌边缘切下一小块面包，放在玻璃片上。
又切了一小块远离霉菌，但已经开始变软的面包，放在另一片玻璃上。
他走到显微镜前，调整镜筒，俯身去看，视野里，霉菌的菌丝像交错的树枝，密密麻麻。
而在霉菌区域之外，能看到其他微生物的痕迹——细菌的斑点，酵母的芽体
但在霉菌密集的区域，这些几乎看不见。
巴斯德直起身，走到实验室的窗前，看着外面。院子里，助手埃米尔正在清洗玻璃器皿，水声哗哗的。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回到桌前，抽出信纸，拿起笔——
写完信，他装进信封，封好。然后他走到门口，叫了一声：“埃米尔。”
埃米尔转过头，手上还滴着水：“教授？”
“明天开始，你跟我做一组新实验。关于霉菌的。”
埃米尔眨眨眼：“霉菌？什么霉菌？”
“面包上的，奶酪上的，酒窖里的。所有那些没人认真看过的霉菌。”
埃米尔愣在那里，但巴斯德没解释，又走回实验台前。
桌上，那些发霉的食物静静地躺在纸包里。那片青绿在光线下透明得像一层薄薄的绒毯。
巴斯德坐下来，翻开一个新的实验记录本。在第一页，他写下日期：1882年7月26日。
然后他写下标题：“霉菌对细菌生长抑制作用的初步观察”。
他停笔，想了想，在标题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启发自日常现象的系列观察。”
——————————
他走得不快，脑子里还在回放刚才的画面：巴斯德那张严肃的脸，那双盯着发霉面包时专注的眼睛。
自己的说服是成功了——至少种子埋下了。但接下来呢？
莱昂纳尔拐进一条侧街。阴影落下来，八月的暑气被隔开一些，但他还是解开外套最上面的扣子。
这次会面之后，他就要离开巴黎去找个地方避暑了，可能是意大利的海边，也可能是西班牙的山区。
总之不能呆在巴黎。鸟粪战争的影响余绪连绵，法国又赶上内阁换届，清洁城市的预算迟迟没有得到批准。
所以虽然巴黎的下水道又增加了上百公里，但是城市的臭味却仍然严重。
莱昂纳尔担心的不是巴斯德能不能发现青霉的抑菌作用。
巴斯德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只要他认真去看，一定能注意到青霉的特殊性。
他会在培养皿上看到清晰的抑菌圈，会观察到那些导致伤口化脓的球菌在霉菌周围无法生长。
他甚至可能推断出，起作用的是某种霉菌分泌的“可扩散物质”。
莱昂纳尔真正担心的是下一步：提取。因为十九世纪末的化学工具太简陋了！
巴斯德肯定会用他熟悉的所有方法来处理霉菌培养液：
过滤掉菌丝，得到澄清的滤液，接着加热试试看——然后发现活性消失了；
加酸加碱调节ph，试图沉淀点什么——活性又消失了；
接着是用酒精沉淀，用乙醚萃取，用各种盐类析出
每一次，那种脆弱的抑菌物质都会在粗暴的处理过程中分解、失活。
莱昂纳尔几乎能看到那个场景：巴斯德站在实验台前，眉头紧锁，看着又一次失败的提取物。
助手在旁边记录：“加热至60摄氏度，活性完全丧失。”“加入稀盐酸后抑菌效应消失。”
越积越厚的记录会让结论越来越清晰：这种东西只有在霉菌活着的时候才起作用，一旦脱离生命活动，就迅速瓦解。
然后研究就会停滞下来。
巴斯德会转向其他更有可能出成果的课题——狂犬病疫苗、炭疽疫苗，那些他能攻克的问题。
青霉会被记录在实验笔记的某一页，或者被发表在某份期刊上，成为一个“有趣但无法实用”的观察。
莱昂纳尔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会写小说，会打字，会画简单的机械图纸——
但不会操作精密化学仪器，不懂有机合成，不知道青霉素的分子结构到底是什么。
生物知识停留在高中会考之前的他只知道一些模糊的概念：青霉素不稳定，对热敏感，对酸碱敏感
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这个时代没有20世纪的那些生物、化学制剂和工具，这些自己也发明不出来。
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开头。把问题抛出来，让最聪明的人看见。然后等待。
等待可能很长。巴斯德今年六十岁了，就算他全力投入，也可能在有生之年无法突破提取的难关。
然后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一代代接力。也许要等到二十世纪初，也许要到一战前后——
那时候莫泊桑肯定不在了，死于梅毒和梅毒带来的并发症。自己呢？谁知道能不能活到那时候！
但即便如此，也值得。
不知不觉，莱昂纳尔回到了圣日耳曼117号地公寓，一进门，邦雅曼先生就给了自己一封信。
邮戳是伦敦的，寄信人是《良言》杂志的主编诺曼·麦克劳德。
莱昂纳尔一边上楼，一边拆开信封，开头就让他怔住了——
【莱昂纳尔，我的朋友。
很遗憾，我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良言》杂志从下一期起，将暂停连载《加勒比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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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杂志的出资人，「斯特兰出版社」的老板。
但自从十六年前投资自己创立杂志以来，他来过办公室的次数几乎为零。
这句话说得真心实意，斯特兰不是那种会说软话的人，他能说抱歉，是真的觉得抱歉。
全国五成订阅户不在伦敦，不在大城市，在小镇、乡村、教区学校。他们每个月等邮差把杂志送上门。
如果被邮政踢出‘邮费优惠清单’，价格就要再往上涨——可我们已经是全英国，甚至全欧洲最贵的杂志了。
到时候，很多人就不会订了。如果有些地方邮局干脆拒收，那杂志就彻底死了。”
他叹了口气：“一本杂志从伦敦寄到爱丁堡，普通邮资要两便士，优惠费率只要半便士，差三倍。
没有这个优惠，全国发行的杂志根本活不下去。除非发行范围缩到伦敦和周边几个郡。”
我留下，杂志就会死；我离开，杂志就能活——这个简单的选择题。”
但掐脖子的人又不是您，斯特兰先生。是内政部，是那些坐在白厅办公室里的人，那些穿制服的人！
他们不用下禁令，不用查封，只需要暗示一下邮政总局，《良言》就会自己慢慢死掉。
多聪明！多体面！帝国不需要禁止任何出版物，用一个邮戳，就能让一份媒体自我消亡。”
“这是你的补偿金，足够你回到约克郡过上好日子。”
然后他转回身：“如果你真想补偿，不如把钱给该给的人”
“谁？”
“我会给索雷尔先生写一封信，告诉他伦敦发生的一切，剩下的，就交给上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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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