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张掉漆书桌的专家公寓里，杨明宇足足“静心”了两天。
这两天里，除了去食堂吃饭，他就在房间里啃那堆大部头。赵新每天送两瓶热水过来，多余的话一句没有，仿佛怕跟杨明宇多说一句话就会沾染上什么“反智主义”的病毒。
直到第三天下午两点，房门终于被敲响了。
“杨老师，司长到了。”赵新站在门口，依然是那副公事公办的表情，“在主楼三号会议室，请带上您的材料。”
杨明宇合上手里的《建构主义教学论》，从衣架上取下西装外套穿好，然后郑重地拿起那本他和学生们熬了三天三夜赶出来的《“14班模式”实践报告》。
“走吧。”杨明宇语气轻松得像是要去逛菜市场。
从小楼出来，穿过一片幽静的小树林，就是中心的主办公楼。这是一栋苏式风格的建筑，红砖墙，高举架，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水磨石地面，脚步踩上去会有空旷的回响。
这里安静得有些过分，每扇门都紧闭着，门牌上写着诸如“课程标准研究室”、“教材编写委员会”这样吓人的名头。走在这里，你会不由自主地放轻呼吸，仿佛稍微大声一点，就会惊扰了中国教育的百年大计。
三号会议室在走廊尽头。
赵新停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敲了三下门，然后推开，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杨明宇迈步走了进去。
会议室不大，没有那种令人窒息的主席台和话筒，中间摆着一张椭圆形的实木长桌，周围围坐着七八个人。
虽然人不多，但但这屋里的“含金量”却高得吓人。
坐在主位正对面的，正是基础教育司的司长周为民司长。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有些花白，但精神矍铄，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
坐在周司长左手边的，是那个写文章批判杨明宇的中心主任吴得志。他低着头，正在用钢笔在一份文件上勾画着什么。
而在长桌的两侧，坐着几位年纪更长的老者。其中一位满头银发、穿着中山装的老先生，正是那天杨明宇在食堂遇到的那位“科学派”斗士。
看到杨明宇进来，原本低声交谈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哎呀，我们的杨老师来了！”周为民司长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站起身，绕过长桌，主动向杨明宇伸出手，“这几天住得还习惯吗？这地方清苦，让你受委屈了。”
“周司长客气了。”杨明宇握住周司长的手，不卑不亢地微笑道，“这里书多，环境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这两天正如饥似渴地补课呢。”
“补课好啊，活到老学到老嘛。”周司长笑着拍了拍杨明宇的肩膀，然后指着在座的各位介绍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中心的吴得志主任，也是国内课程理论的大拿。”
杨明宇看向吴得志。吴得志并没有站起来，只是微微欠了欠身，脸上挂着没有任何温度的职业假笑：“杨老师，百闻不如一见。那天赵新去接你，没怠慢吧？”
“赵助理很尽职。”杨明宇淡淡地回应。
“这位是顾严教授，他是老教材编写组的组长，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研究教育心理学的泰斗。”周司长指着那位中山装老者说道。
原来他叫顾严。
杨明宇冲顾老点了点头：“顾老，咱们在食堂有过‘一面之缘’，您的馒头就白菜汤，让我印象深刻。”
顾严哼了一声，手里转着一支钢笔，没搭茬，只是从鼻子里挤出一个音节：“嗯。”
介绍完一圈，杨明宇被安排坐在了长桌的末端，正对着周司长和吴主任。
这个位置很有讲究。在官场或者是学术圈的圆桌会议上，末端通常是汇报者的位置，也是被“审问”的位置。
“好了，既然人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周为民坐回主位，环视了一圈，语气变得正式起来，“今天这个会，不是什么行政命令发布会，也不是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非正式的见面会。杨老师作为一线教师的优秀代表，被我们借调过来参与新课标的修订调研。大家都是为了中国教育这点事儿，有什么想法，尽管敞开了说。”
“非正式”这三个字，听听就好。在中国，往往越是“非正式”的场合说出来的话越要命。
吴得志推了推眼镜，率先开了口。
“既然是畅所欲言，那我就先抛砖引玉。”吴得志先开口，“杨老师，你的那本《我的学生不是废物》，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看过了。甚至连我那还在上初中的孙女都买了一本。不得不说，作为通俗读物，它很成功。”
他特意在“通俗读物”这四个字上加了重音。
“但是，”吴得志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我们这里是制定国家标准的地方。我们需要的是严谨的逻辑、可验证的数据和普适性的规律。杨老师，你能不能跳出那些感人的故事，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你的‘14班模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它的核心变量在哪里？”
这简直就是当堂考试。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明宇身上，等着看这位“网红老师”出洋相。毕竟，会讲故事的人多了去了，但能把故事讲成理论的，那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