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三月，寒意在正午时分也未完全褪去，后海胡同的灰瓦屋檐下还凝着残霜。周瑾的书房里，台灯亮了整整一夜，桌面被各类文档堆成小山——最上层是父亲从国家计委带回的内部资料，标注着“机密”的蓝色封皮边角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
他指尖捏着一张泛黄的统计报表，目光死死钉在“1995年香江外资流入规模”那一行数字上：500亿美元。
“不对劲。”周瑾喃喃自语，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1994年版的《国际金融市场分析》，翻到“热钱流动特征”那一页，指尖划过一行文本：“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若伴随汇率窄幅震荡与成交量激增，往往是投机资本布局做空的前兆。”
这一幕，与他前世记忆中的画面骤然重叠。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铢率先崩盘，随后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相继失守。而到了1998年8月，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游资将矛头对准香江，集中抛售港元、做空恒生指数，导致香江股市市值蒸发逾千亿港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飙升至280，无数中小企业破产，普通市民资产大幅缩水。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场危机是对华夏收回香江主权后的一次“经济试压”，其目的不仅是收割财富，更是要动摇“一国两制”的根基。
“1995年500亿热钱流入，不是来投资香江的繁荣，是来赌回归后的动荡。”周瑾重新坐回书桌前，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按时间线排列：1995年6月，香江金融管理局首次干预外汇市场；1995年11月，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在香江股市创建空单头寸；1996年2月，港元远期汇率出现明显的贴水，市场对港元的贬值预期正在悄然积聚。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前世关键节点”，里面记录着他凭记忆还原的金融危机时间线与关键数据。他对照着当前的资料，在笔记本上快速补充：“1996年3月，外资流入规模仍在扩大，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股市及外汇市场，资金来源多为离岸账户，隐蔽性极强。联系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已被盯上，一旦回归后出现任何政治或经济波动，游资将同时从股市、汇市双向出击。”
周瑾的手指在纸上停顿，眉头紧锁。他清楚，香江的联系汇率制度是“钉住”美元的，一旦市场信心崩溃，大量港元被抛售，香江金管局只能被动卖出美元、买入港元来维持汇率稳定，这会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收缩，利率飙升，进而引发股市崩盘。前世华国政府为了保卫香江，动用了巨额外汇储备入市干预，虽最终击退了游资，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不能只等着危机爆发再被动应对。”周瑾的眼神逐渐锐利起来，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成型。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胡同里渐渐热闹起来的晨景，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窗沿：现在距离香江回归仅剩16个月，国际游资还在布局阶段，尚未完成仓位创建。如果能提前预警，让华国层面做好准备——调配外汇储备、完善金融监管、创建应急机制——不仅能守住香江经济，更可以利用游资做空的节奏反向操作。
“组建一家秘密离岸公司。”他低声自语，笔尖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内核思路，“用隐蔽的资金渠道，在危机爆发前悄悄吸纳香江优质资产——暴跌后的房地产、被低估的蓝筹股股权、现金流稳定的实业公司。等游资做空引发资产价格触底，就大规模抄底；待华国出手稳定局势后，资产价格回升，再择机套现，既能为国家赚取巨额利润，又能削弱国际游资的实力。”
这个想法让他精神一振，连忙补充细节：公司注册地选在开曼群岛或维尔京群岛，避开监管视线；资金来源通过多层嵌套的信托计划，掩盖华国背景；操盘团队要吸纳前世熟悉国际对冲基金操作逻辑的人才，确保精准踩点。他越想越清淅，这不仅是应对危机的防守，更是一场主动出击的金融反击战。
他回到书桌前，将所有资料重新分类：一类是外资流向明细，标注出疑似对冲基金的资金账户；一类是汇率与股市的联动分析，圈出风险临界点；还有一类是前世危机中香江金管局的应对失误，作为今次的规避参考；最后单独列出一页“秘密公司筹备要点”，写下注册流程、资金渠道、目标资产等初步构想。
台灯的光晕里，他的笔尖在纸上飞快移动，将零散的数据、记忆中的碎片与当下的局势串联起来，一个清淅的风险轮廓和反击蓝图逐渐成型。窗外的天色已经大亮，胡同里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周瑾却丝毫未觉疲惫。他合上笔记本，指尖轻轻敲击着封面，心中愈发坚定：必须把这些发现和构想转化为有力的依据，让高层重视起来——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已经提前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