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诗文望著小豆子远去的背影，轻轻嘆了口气。
“这样的苦日子，我也经歷过。“他喃喃自语。
当年父母牺牲后，沈家顿时失了顶樑柱，家道一落千丈。
他被送回祖父母身边，虽说二老对他疼爱有加，可乱世之中，靠著微薄的家底度日终究艰难。
年纪尚小的他，不得不做些零活贴补家用，卖报、跑腿，什么都干过。
直到后来，在几位父亲旧识的帮助下，他才得到赴日留学的机会。
怀著学成报国的心愿，他远渡重洋。
谁知恰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处处受排挤，日子过得比在国內时还要艰难。
就在他最困顿的时候，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星火同志，李进。
“为什么帮我？”沈诗文没有去接那碗汤，湿透的衣衫让他微微发抖，但眼神里的警惕更甚。
“出门在外的中国人，不互相帮衬，难道指望日本人发善心？”李进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笑得有些沧桑，“你瞅著我这老头子，就想起我那个儿子他当年也跟你一样，一腔热血来东洋留学，回来时满口新词，说什么找到了救国的路，高兴得灌了一大碗酒，说的那些外国人的名字，我也记不住。
沈诗文这才接过碗，热气短暂地驱散了寒意：“你儿子是红党？”
“我个老粗，不懂啥红的白的。”李进摇摇头，眼神望向窗外的雨幕，“就记得他高兴的很，喝了好几大碗黄酒后来，人就没了。”
“怎么没的？”
“死了。”李进转回头，目光沉沉地压过来，“死在常凯申手里。”
他仰头灌了一口自家酿的土酒，喉结滚动了一下：“那会儿国红还是一家，说是要一起打造个新江山你爹，我儿子，都是信了这话的愣头青。”
“別提他！”沈诗文猛地打断，声音带著压抑的怒气，“他就是个拋下家人的混蛋！”
“孩子啊”李进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怕惊扰了什么，“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换来这么个世道？娃娃饿得啃树皮，说几句公道话就要掉脑袋，昨天还把酒言欢，今天就能背后捅刀”
“这不是我儿子盼的那个中国。”
“您说的这些，我不懂。”沈诗文放下碗，站起身，“是党国资助我留学，给了我前程。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会走那条路也不会去告发您。”
“想通了，隨时来找我。”李进没有挽留，只是默默收拾著碗筷。
九一八事变后
当“东北沦陷”、“不抵抗”的字眼刺目地印在报纸上时，沈诗文最后的幻想破灭了。
他再次敲响了李进的房门。
“李先生，”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沙哑，“我想知道，你们说的出路，到底是什么？”
李进看著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沉静地回答：“一条需要流血牺牲，但能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活得像个人的路。你准备好了吗？”
一年后
在一间隱蔽的地下室里，唯一的灯火映照著墙上手绘的党旗。
沈诗文庄严地举起右拳，低沉而清晰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红党为事业奋斗终身。” 李进作为他的介绍人，用力握紧他的手：“诗文同志，欢迎你。从今往后，你个人的命运將与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
三年后，横滨码头
海风咸涩，沈诗文提著简单的行李，即將登船返回烽火连天的祖国。
“国內情况比东京复杂百倍，白色恐怖严重，你此去上海，如履薄冰，万事谨慎。”李进仔细叮嘱，將一张用密写药水的字条和一块怀表交给沈诗文，“这是最后的联络方式，非生死关头绝不启用。我们上海再见。”
“放心吧，李进同志。”沈诗文回望这个如师如父的革命引路人，目光坚定，“为了那个崭新的中国，我们一定会在上海重逢。”
沈诗文躺在出租屋坚硬的板床上，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他紧紧抿著嘴唇，眼眶却不受控制地发酸、发热。
“李进同志，你到底在哪里？“
他在心中无声地呼唤。
翌日清晨，邮差的铃声准时响起。一封信从门缝塞了进来。
沈诗文拾起信，看到寄信人署名为“京都小林“，心猛地一沉——这是他与日共友人约定的化名。
他颤抖著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用钢笔写著一行简短的日文：
“星火同志，已於上月被捕，英勇就义。“
短短十几个字，却像一把尖刀，狠狠刺入了沈诗文的心臟。
他僵在原地，手中的信纸飘落在地。
那个在东京雨夜给他温暖，引领他找到信仰的引路人，就这样消失了。
夜深人静时，沈诗文在黑暗中独自坐著。
他取出两只碗，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
第一只碗，他斟满了李进最爱喝的高粱酒。
他还记得李进说过，等革命成功了，一定要回到老家，痛痛快快喝上一场。
第二只碗，是他自己的。
“李进同志，敬你。“他轻声说著，將第一碗酒缓缓洒在地上。
酒水渗入地板，就像那个雨夜，李进递给他的那碗热汤，温暖了他冰冷的手。
他端起自己的碗，一饮而尽。
烈酒灼烧著他的喉咙，却压不住心中的痛楚。
面向东方，他低声哼唱起《国际歌》。
这是李进教他的第一首革命歌曲，也是在那个狭小的和室里，他入党时眾人低声齐唱的旋律。
真正的无名英雄並非没有感情，恰恰相反，他们因深知信仰之重、牺牲之痛，感情才更为炽烈。
只是这情感必须被铁一般的纪律封存在內心深处，只能在绝对安全的时刻，以最隱秘的方式祭奠。
第二天黎明，当沈诗文走出房门时，他已经將所有的悲痛深深埋藏。
还有更重要的事等著他去做，还有更长的路需要他去走。
李进未竟的事业，需要有人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