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25日，霜降后第五天。
四水镇西头的试验田里，挤了百十号人。黑土地刚翻过，土坷垃在晨霜下泛着灰白。田埂上支着一架改良犁——铁工厂用了七天七夜打出来的新家伙。
张铁匠用独臂抚摸着犁铧，像抚摸新生儿的额头。犁铧在晨光中泛着青灰色的金属光泽，铧尖的加强筋线条流畅，弧度是刘思源用几何公式算出来的，比老式犁铧多了三分锐利。
“能行吗？”王老栓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眼睛里满是怀疑。
“试试就知道了。”魏莱说。
牵来的是王老栓家的老黄牛，十三岁口，算是壮年。套上犁，张小锤扶犁，李二狗牵牛。
“驾！”
牛缓缓向前。犁铧切入黑土，发出“嗤”的轻响。土浪向两侧翻起，整齐得像刀切的豆腐。犁沟深而直，没有老式犁那种忽深忽浅的毛病。
走完第一趟，张小锤兴奋地喊：“轻！比老犁轻多了！”
王老栓快步走过去，蹲下摸犁沟深度：“入土六寸，均匀。”他抓了把翻起的土，“土块碎，不用再耙。”
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
“真能成？”
“看着是省力”
“再来一趟！”有人喊。
第二趟，换了李建国扶犁——他腿有伤，但臂力强。犁铧在土中平稳前行，李建国额头见汗，但还能说话：“稳！不晃！老犁走深了会往上飘，这个一直吃住土！”
第三趟，赵寡妇上阵。妇女力气小，但犁在她手里照样走得笔直。走完二十米，她喘着气笑：“我能扶住！我能种地了！”
三趟试完，所有人都服了。
刘思源拿出卡尺，测量犁铧磨损：“铧尖磨损02毫米，正常。加强筋起作用了。”
王老栓最后一点疑虑也消了。他摸着犁铧，喃喃道：“这要是早三十年有我爹就不用累吐血了”
“王叔，这犁，您估个价。”魏莱说。
王老栓想了想：“老犁一副三块钱，能用三年。这个省力一半，深耕增产，少说值八块。”
“成本呢？”魏莱问张铁匠。
“钢用咱们自己炼的，木料后山有，人工”张铁匠算了算，“一副成本两块五左右。”
“那定价五块。”魏莱说，“比老犁贵两块，但省力增产，两年多收的粮食就回本了。”
田埂上，供销社的会计飞快拨算盘：“一副赚两块五，一个月打三十副，就是七十五块纯利。一年下来”
“九百块！”有人惊呼。
九百块——对四水镇来说，这是天文数字。能建十间砖瓦房，能买三台拖拉机（如果能买到的话），能让全镇孩子上三年学。
人群沸腾了。
“干！赶紧干！”
“我家先订一副！”
“我家也要！”
魏莱抬手压住喧哗：“大家别急。铁工厂产能有限，一天最多打三副犁。咱们按合作社入股顺序排队，第一批先供应社员。”
“那非社员呢？”有人问。
“非社员也可以买，但价格六块——多一块算建设基金。”魏莱说，“等工厂扩大产能，再降价。”
这个方案大家都能接受。
正热闹着，镇口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吉普车卷着尘土驶来，停在田埂边。车上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戴干部帽的中年人，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手里提着公文包。
“谁是魏莱？”中年人问，语气不算客气。
“我是。”魏莱上前。
“县监委，王振国。”中年人出示证件，“奉命调查四水镇合作社试点情况。”
空气突然安静。
田志农从车上下来，脸色不太好。他对魏莱使了个眼色，低声道：“红山公社的事闹大了，省里派了联合调查组。这是副组长。”
王振国扫视人群：“这是在干什么？”
“试验改良农具。”魏莱平静地说，“四水镇铁工厂自主研发的新式犁铧，正在田间测试。”
“铁工厂？”王振国皱眉，“什么性质？”
“集体所有制，镇办企业。”
“有批文吗？”
“有。”魏莱示意周明远。老文书赶紧从包里拿出省工业厅的试点批复文件。
王振国仔细看了，没挑出毛病，但脸色依然严肃：“合作社呢？听说你们在搞土地入股？”
“是的。章程已经报省里批准。”
“批准了？”王振国看向田志农。
田志农点头：“省农工部、工业厅、财政厅联合批复，原则上同意试点。”
王振国沉默片刻：“但我听说，你们在强制入股？”
“绝无此事。”魏莱说，“四水镇合作社采取完全自愿原则。入股要本人签字、按手印，有三天反悔期。”
“是吗？”王振国看向人群，“有没有被强迫的？现在可以反映。”
没人说话。
王振国走到王老栓面前：“老人家，你入股了吗？”
“入了。”
“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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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
“为什么？”
王老栓磕磕烟袋：“因为想过好日子。单干了一辈子，累死累活也就混个半饱。合作社，有机器，有人帮，兴许能吃饱。”
王振国又问了几个，回答大同小异。他转向李秀兰：“这位女同志，你带着孩子，入股后怎么生活？”
李秀兰抱着孩子站起来：“合作社有托儿组，我看孩子也能挣工分。不比以前，一边带孩子一边下地，两头顾不上。”
问了一圈，王振国没抓到把柄。但他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
“这样吧，我们驻村调查三天。请魏莱同志配合，提供所有账目、文件、会议记录。另外，我们要随机走访农户。”
“可以。”魏莱说，“周文书，配合王组长工作。”
人群散去，但兴奋被担忧取代。
刘思源走到魏莱身边，低声道：“来者不善。”
“意料之中。”魏莱说，“红山公社出事，上面肯定要收紧。咱们成了出头鸟。”
“那犁铧还打不打？”
“打。”魏莱斩钉截铁，“不但要打，还要打好。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咱们真能让群众得实惠，谁也挑不出毛病。”
调查组住进了镇政府腾出的两间房。王振国工作很细，白天查账，晚上走访，笔记本记了厚厚一本。
第二天下午，他找到魏莱。
“魏莱同志，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解释。”王振国翻开笔记本，“第一，铁工厂的原始资金，是干部群众‘入股’。但合作社章程规定，生产资料应该公有化，私人资本应该逐步退出。你们这种‘入股分红’，是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
魏莱早有准备：“王组长，合作社章程第三条明确规定：合作社财产属于集体所有。群众入股的股金，性质是‘借款’，不是‘投资’。借款要还本付息，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利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没有剥削。”
“那为什么叫‘入股’？为什么不直接叫‘借款’？”
“因为群众理解‘入股’更直观。叫‘借款’，很多人不敢借，怕集体还不起。叫‘入股’，虽然不准确，但大家觉得‘入了股就是主人’，积极性更高。”魏莱顿了顿，“名称是形式，本质是集体所有。我们所有的利润分配、人事任免、重大决策，都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是按股份投票。”
王振国记下，又问：“第二，你们合作社设‘托儿互助组’，看孩子的老人妇女给工分。这算不算变相‘雇佣’？社会主义应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老人孩子本来就应该由家庭赡养。”
这个问题更尖锐。
魏莱思考片刻：“王组长，您有孩子吗？”
王振国一愣：“有。”
“您爱人工作吗？”
“在县妇联。”
“那孩子谁带？”
“我母亲。”
“如果您母亲也要下地干活呢？”
王振国沉默了。
魏莱继续说：“农村和城里不一样。城里双职工，有单位托儿所。农村呢？妇女要下地，老人要干活，孩子只能锁在家里，或者带到地头。去年四水村有个三岁孩子，在地头玩掉进水沟，淹死了。”
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我们设托儿组，不是‘雇佣’，是‘互助’。年轻的妇女下地挣工分，年老的妇女看孩子也挣工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看孩子难道不是劳动？难道只有下地才算劳动？”
王振国笔尖停在纸上。
“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不是更苦。”魏莱说，“如果合作社不能让老人安度晚年，不能让孩子安全成长，不能让妇女从繁重家务中解放，那它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王振国合上笔记本：“我再想想。”
他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回头：“魏莱同志，你说得对。但现实很复杂。红山公社为什么出事？就是因为步子迈得太快，群众不理解，干部又强迫。你们四水镇现在看起来很好，但如果扩大规模呢？如果别的乡镇都学你们，但只学形式不学本质，会不会又出乱子？”
“所以需要试点。”魏莱说，“试点就是要探索一条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适合农村实际的路。成功了，总结经验推广；失败了，吸取教训改进。但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试。”
王振国深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了。
调查第三天，出事了。
上午十点，芦苇荡村的徐老三气喘吁吁跑到镇政府：“魏书记！不好了！有人有人要退社！”
魏莱心里一沉：“谁？”
“王王老栓！”
赶到四水村时，王老栓家院子里围了二三十人。王老栓蹲在门槛上，抱着头。他儿子王志强站在院子里，脸红脖子粗。
“爸！你老糊涂了！合作社再好，地是自己的！地没了，以后吃啥？”
王老栓闷声道：“地还在只是入股”
“入股就不是自己的了！”王志强转向围观的人，“乡亲们！别听他们忽悠！地是命根子，交给别人，将来哭都来不及！”
有人附和：“是啊红山公社都打死人了”
“听说上面要叫停”
“咱们别当出头鸟”
魏莱拨开人群走进院子。王志强看见他，更激动了：“魏书记！你来得正好！我爸要退社！你们不能强迫！”
“没人强迫。”魏莱平静地说，“合作社章程写得明白，自愿入股，自愿退股。王叔要退，按章程办。”
王志强愣了，没想到魏莱这么干脆。
魏莱走到王老栓面前，蹲下：“王叔，你想好了？”
王老栓抬起头，眼睛通红：“魏书记我对不住你可我儿子他在县里听说，说合作化要出大事”
“王叔，我问你一个问题。”魏莱说，“你单干一辈子，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王老栓想了想：“1947年闹饥荒家里没粮，我上山扒树皮，摔断了腿。老伴把最后半碗粥给我，自己饿死了”
“如果那时候有合作社，大家互相帮衬，你老伴会不会死？”
王老栓眼泪流下来。
“我再问你，你儿子在县里当工人，每月寄钱回来。如果他下岗了呢？如果厂子垮了呢？你这几亩地，养得活你们爷俩吗？”
王志强想反驳，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魏莱站起身，面向众人：“我知道大家怕。怕政策变，怕地没了，怕饿肚子。这是人之常情。”
“但我想请大家算笔账。”他从周明远手里接过账本，“去年，四水镇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玉米。最好的互助组，亩产二百二十斤。咱们合作社的目标，是通过深耕、良种、肥料，三年内亩产达到三百斤。”
“一亩多收八十斤，十亩就是八百斤。够一个人吃两年。”
“这还没算副业——铁工厂的犁铧，木工坊的家具，芦苇荡的编织，都在赚钱。赚了钱，买化肥，修水利，建学校。三年后，咱们的孩子可能就在新教室里读书，老人看病不用愁，妇女生孩子有医院。”
他指着远处西山坡的烈士陵园：“那十二个人为什么死？就是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连命都不要了，咱们连试都不敢试吗？”
院子里鸦雀无声。
王老栓慢慢站起来，擦干眼泪：“魏书记我不退了。地，我入股。”
他转身对儿子说：“志强，你在县里好好干。爸在家，跟着合作社干。咱爷俩，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稳当。”
王志强嘴唇颤抖，最后重重跺脚：“行！爸，我听你的！”
危机暂时化解。
但魏莱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政策有风吹草动，这样的动摇还会发生。
调查组离开的那天，王振国单独找魏莱谈话。
“魏莱同志，这三天的调查，我看到了很多。”他语气缓和了许多，“你们的合作社，确实和红山公社不一样。群众是自愿的，制度是民主的，效果也是看得见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省里的压力很大。红山公社事件惊动了中央，现在要求‘暂停发展，全力巩固’。你们这个试点可能要暂停。”
魏莱心往下沉：“王组长的意思是”
“我的调查报告会如实反映情况，建议保留试点。但最终决定权在省里。”王振国拍拍魏莱肩膀，“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如果真的叫停，你们要服从大局。”
“我明白。”
送走调查组，魏莱站在镇政府门口，久久不动。
田志农没走，他留下来等省里消息。两人坐在台阶上，抽烟。
“田处长，您说实话，希望大吗？”
田志农吐出一口烟：“五五开。省里现在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趁热打铁，加快合作化；另一派认为应该稳扎稳打，防止冒进。红山公社的事，给后者加了筹码。”
“那我们”
“等。”田志农说，“但在等的过程中，不能停。犁铧继续打，合作社的日常运转继续。只要不出乱子，就有希望。”
正说着，邮递员老马又来了。
这次不是电报，是厚厚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魏莱同志亲启”，落款是“西北某基地，陈”。
魏莱拆开。信比以往都长，足足六页。
快速浏览，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田志农察觉不对：“怎么了？”
魏莱把信递给他：“陈伊伊发现了重要东西。”
田志农接过，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信里说，陈伊伊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个隐藏的夹层。里面有一本1945年的日记，和几张地质草图。
日记里，陈文渊教授记录了他在“满洲”时期的工作：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地质勘探，实际上暗中绘制矿藏分布图，并通过地下党送往延安。
其中一页写道：“1945年3月17日，山本郁夫邀我密谈。他说帝国败局已定，但他发现的东西不能留给中国人。我问是什么，他说是‘比铀更重要的资源’，在松辽平原某处。他要我帮他转移资料，我假意答应。”
“3月20日，山本突然暴毙。军方说是心脏病，但我怀疑是灭口。他留下的资料不知所踪。”
地质草图上，标注着七个点。其中一个点旁写着：“四水镇西，疑似超大型稀有金属共生矿。伴生放射性元素，但主要价值在稀有金属。”
陈伊伊在信末写道：“父亲在日记里说，山本郁夫死前暗示，那份资料被他藏在‘开拓团’的某个地方。余景天是山本的学生，他潜伏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在找这份资料。”
“魏莱，你要小心。如果四水镇地下真有比铀矿更重要的东西，觊觎它的可能不止一方。”
信纸在秋风中哗哗作响。
田志农深吸一口气：“这这可是大事。得报中央。”
“但证据呢？”魏莱说，“一本日记，几张草图，说明不了什么。需要实地勘探。”
“勘探需要专家，需要设备，需要批文。”田志农站起身踱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爆出四水镇还有更大矿藏，合作化试点肯定要停——省里会优先保障资源开采。”
“那就先不说。”魏莱做出决定，“等合作化试点稳住，再慢慢调查。”
“可如果别人先找到呢？”
魏莱望向西边——那里是鹤唳峰的方向。坍塌的矿洞还在那里，像大地的伤疤。
“山本郁夫的资料，藏了八年没人找到。余景天找了三年，也没找到。说明藏得很隐蔽，或者已经不存在了。”
“但万一”
“没有万一。”魏莱斩钉截铁，“现在最重要的是合作社。矿藏是国家的，跑不了。但合作社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田志农看了他很久，最后点头：“你说得对。先顾眼前。”
两人沉默着。
夕阳西下，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远处，铁工厂的锤击声叮当作响——那是张铁匠在打第三十副犁铧。卫生所传来婴儿啼哭——郑雨生饿了。学校方向，吴老师在教孩子们唱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生活还在继续。
而地下的秘密，依然沉睡。
魏莱想起陈伊伊信中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常说：有些真相，需要时间才能浮出水面。在那之前，我们要做的，是把脚下的路走稳。”
他握紧拳头。
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