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7日，立冬。
松花江的支流四水河开始结冰。河面边缘，一层薄如蝉翼的冰凌在晨光中闪烁，像大地的睫毛。寒风从长白山方向刮来，卷起河滩上的枯草和沙尘，打在脸上像针扎。
魏莱站在河岸边，左手揣在棉袄袖子里——旧伤又疼了。他身后，站着五十多个汉子，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袖口露出黑乎乎的棉花。他们看着河对岸，那里，一道新修的土坝像一条灰色的巨蟒，横卧在河湾处。
这是四水镇合作社的第一个大型工程：引水灌溉坝。
“魏书记，这坝真能挡住开春的桃花汛？”说话的是徐老三。他裹着件露棉花的破袄子，冻得鼻涕直流。
“挡不住。”魏莱说，“这不是挡水坝，是引水坝。水大了，从溢洪道走。水小了，蓄在水渠里，浇地。”
他指着土坝东侧新挖的水渠。渠宽两米，深一米五，像大地裂开的一道口子，蜿蜒通向四水村的千亩农田。渠底已经铺了碎石，两岸用柳条编的网格固定——这是秦木匠从老河道治理经验里学来的土办法。
“开春化冻，水进渠，咱们的地就能早浇半个月。”魏莱说，“一亩地多收三十斤粮，一千亩就是三万斤。”
人群里响起吸气声。三万斤，够全镇人吃一个月。
“可是”王老栓蹲在坝基上，抓了把冻土，“这土冻得梆硬，怎么夯实？夯不实，水一冲就垮。”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十一月的东北，地表已经冻结。土坝需要层层夯实，冻土夯不实，春天化冻后坝体沉降不均，必然开裂。
魏莱早有准备。
“用火。”他说，“地表冻土层挖开后，下面是湿土。把湿土堆在背风处，点柴火烤，烤软了再夯。”
“那得多少柴火？”孙猎户皱眉，“后山的林子，不让随便砍。”
“不用木头。”魏莱指向河滩，“芦苇荡的枯芦苇，晒干了就是好燃料。徐老三，你们村能出多少？”
徐老三掰着手指算：“今年芦苇长得好，晒干的少说五万斤。”
“够用了。”魏莱说，“从今天起，分三班：一班挖冻土，一班烤土，一班夯坝。每天管三顿饭，记十个工分。”
“工分怎么算？”有人问。
“挖土最累，一天十二分；烤土要看着火，一天十分；夯坝要技术，一天十一分。”魏莱说，“妇女负责做饭送饭，一天八分。”
公平合理。没人有意见。
“开工！”
五十多人散开。铁锹挖冻土的“锵锵”声，很快响彻河滩。这声音沉闷、吃力，像在啃大地的骨头。
魏莱也抄起一把铁锹。周明远想拦：“魏书记，你手”
“不碍事。”魏莱挥锹挖下去。冻土硬得像铁，一锹下去只留下个白印。他换角度，用锹尖凿，一点一点啃。很快，虎口震得发麻，左手的旧伤像被火燎。
但他没停。
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停，别人就不会停。
中午，李秀兰带着妇女队送饭来了。大铁桶里是玉米面糊糊，掺了晒干的野菜。窝头是杂面的，黑乎乎的，但管饱。
众人蹲在河滩上吃饭。寒风呼啸，糊糊端出来不到一刻钟就凉了，表面结一层薄冰。但没人抱怨，呼噜呼噜喝得响亮。
“魏书记。”李秀兰端着碗凑过来，低声说，“镇上来了个人。”
“谁？”
“说是省报社的记者，姓冯，叫冯远。拿着介绍信，说要采访合作社先进经验。”
魏莱心里咯噔一下。省报社？这个时候？
“人呢？”
“在镇政府等着呢。周文书陪着。”
魏莱几口喝完糊糊，把碗一放：“我去看看。这边，李建国你盯着。”
“好嘞！”
回镇的路上，魏莱心里转着无数念头。省报采访，可能是好事——宣传出去，四水镇模式就有了正当性。但也可能是坏事——如果报道出现偏差，或者记者别有用心
镇政府会议室里，一个年轻人正在翻看合作社的账本。他约莫二十五六岁，穿着深蓝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看见魏莱进来，他起身伸出手。
“魏莱同志吧？我是省报农村部的冯远。”
“冯记者，欢迎。”魏莱握手。冯远的手很软，没有老茧，但握得很有力。
“听说你们在修水坝，我去看了看，很壮观。”冯远开门见山，“省里对四水镇的合作社试点很关注。领导派我来做个深度报道，可能连载三到五期。”
“这是我们的荣幸。”魏莱示意他坐，“冯记者想了解什么？”
“什么都想了解。”冯远打开笔记本，“合作社怎么组织的，群众什么反应，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特别是——和红山公社的强制合作化相比，你们有什么不同。”
问题很敏锐。
魏莱谨慎地回答，周明远在一旁补充。从最初的筹备会议，到章程的起草辩论，到改良犁铧的试验，到现在的引水坝工程。他尽量客观，不夸大成绩，不回避问题——比如王老栓的动摇，比如调查组的压力。
冯远记得很认真，偶尔插话追问。
“你们给看孩子的老人记工分，这个做法很有创意。但有人质疑这是‘雇佣’，你们怎么回应？”
魏莱把对王振国说的那套道理又说了一遍。
冯远点头：“有道理。农村的‘劳动’，不应该只定义在田地里。”
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时，冯远合上笔记本：“魏莱同志，我想在四水镇住一段时间，深入采访。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们条件简陋”
“没关系。我住招待所就行。”冯远说，“另外，我想参与你们的劳动——修水坝，打铁，什么都行。只有亲身参与，才能写出真实的报道。”
魏莱看着这个年轻人。眼镜片后的眼睛很清澈，带着知识分子的真诚，也带着记者的锐利。
“好。我安排。”
送走冯远，周明远低声说：“魏书记，这人可靠吗？”
“省报的介绍信，县宣传部盖的章，应该没问题。”魏莱说，“但还是要留个心眼。他问的问题，都点在要害上。”
“要不要让李建国派人”
“不用。”魏莱摇头，“正常对待。咱们做的事光明正大，不怕记者看。”
话虽这么说，他心里还是绷着一根弦。
接下来的三天，冯远真的一头扎进了四水镇。
白天，他在河滩上跟工人们一起挖冻土。起初笨手笨脚，一锹下去震得虎口开裂。但他不叫苦，缠着张铁匠学怎么用巧劲。晚上，他走访农户，坐在炕头跟老人聊天，帮妇女烧火，逗孩子玩。
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看到什么记什么。工人手上磨出的血泡，妇女纳鞋底时哼的小调，孩子趴在土墙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
第四天，他找到魏莱。
“魏书记，我想写篇文章，先发回报社。”冯远说，“标题我想好了，叫《四水河边的星火》。”
“星火？”
“对。”冯远眼睛发亮，“你们做的事，就像黑夜里的一点星火。不大，但亮。我想写这簇火是怎么点起来的，怎么在寒风里不灭，怎么照亮周围的人。”
魏莱有些感动：“冯记者，你看到了本质。”
“因为我看到了人。”冯远说，“在四水镇，我看到了人——有缺点，会害怕，会动摇，但也会为了希望拼命的人。这不是空洞的‘集体主义’，这是活生生的‘人的联合’。”
他顿了顿：“但我也看到了问题。”
“你说。”
“你们的合作社，太依赖你了。”冯远直言不讳，“章程是你主导的，技术是你引进的，工程是你规划的。如果你走了，或者你出事了，这个体系能自己运转吗？”
魏莱沉默。这个问题，他其实想过很多次。
“还有，”冯远继续说，“你们的资金太薄弱了。五百多块钱起家，修水坝靠义务工，铁工厂靠土法炼钢。这种模式，小范围可以，想推广，难。”
“那冯记者的建议是？”
“制度化，规范化。”冯远说，“把你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变成文字的制度、操作的规程。培养接班人——比如那个张小锤，有技术热情；比如李秀兰，有组织能力。让他们慢慢挑大梁。”
“至于资金”冯远想了想，“我可以写篇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农村工业化试点。也许能吸引一些投资，或者争取到低息贷款。”
魏莱郑重地说：“冯记者，谢谢你。这些建议，对我们很重要。”
“别谢我。”冯远笑，“我是记者，记录真相是我的职责。而真相是——四水镇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那天晚上，冯远熬夜写稿。煤油灯下，钢笔在稿纸上沙沙作响。他写了四水河边的冻土和热火，写了铁工厂里的钢花和汗水，写了王老栓从动摇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写了李秀兰抱着孩子说“我能行”时的眼神。
写到后半夜，他停笔，望向窗外。
镇政府二楼的窗户，魏莱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个左脸带疤、左手微残的转业军人，还在伏案工作。
冯远忽然想起自己大学时的理想——用笔记录这个时代的变革。他曾在省城采访过许多“先进典型”，但那些典型太完美，完美得不真实。
而四水镇不完美。这里有争吵，有失败，有私心，有恐惧。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那些坚持、那些突破、那些温暖，显得如此珍贵。
他重新拿起笔，在稿纸末尾加了一段：
“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但在某些时刻，需要有人先写下第一个字。四水镇的魏莱和他的同志们，就是在黑土地上写下第一个字的人。字迹可能稚拙，可能歪斜，但那是光的方向。”
稿子寄出的第五天，水坝工程遇到了大麻烦。
当时坝体已经筑到三米高，再有两天就能合龙。但就在这天傍晚，烤土的柴堆突然起火——不是慢烤，是熊熊燃烧。火借风势，把堆在一旁的湿土烤成了干粉，火星飞溅，点燃了备用的芦苇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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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
河滩上乱成一团。人们用铁锹扬沙土，用棉袄扑打，但火势太大。更要命的是，着火点离夯实的坝体只有十米远。高温烘烤，坝体表面的冻土开始融化，土块簌簌往下掉。
“坝要垮！”王老栓嘶声大喊。
魏莱冲过去。热浪扑面，烤得脸生疼。他看见坝体东北角已经出现裂缝，水从裂缝渗出来——那是坝后蓄起的一点冰水。
“挖开！”他吼，“在裂缝下方挖导流沟！把水引走！”
李建国带着民兵队冲上去。铁锹飞舞，但地面冻得硬，挖得太慢。裂缝在扩大，渗水变成细流，细流变成小股。
冯远也在救火队伍里。他眼镜片被熏黑了，中山装烧了几个洞。看见坝体险情，他丢下扑火的棉袄，跑到魏莱身边。
“魏书记！不能挖导流沟！坝基不稳，挖沟会加速垮塌！”
“那怎么办？”
“堵！”冯远指着裂缝，“用湿土掺芦苇絮，做成泥浆，灌进去！芦苇絮能拉住土，就像混凝土里的钢筋！”
魏莱一愣。这个办法理论上可行。
“快！和泥浆！”
妇女们抬来水桶，汉子们挖湿土，徐老三抱来芦苇絮。就在坝脚下，众人用铁锹搅拌泥浆——水、土、芦苇絮，搅成黏稠的一团。
冯远脱下外套，包起一坨泥浆，冲到裂缝前。滚烫的坝体烤得他脸发红，但他咬牙把泥浆塞进裂缝。泥浆遇热迅速干结，像膏药贴住了伤口。
“有效！”李建国喊。
众人纷纷效仿。用手捧，用衣襟兜，把泥浆往裂缝里填。手烫伤了，衣服烧坏了，没人后退。
半小时后，火被扑灭。坝体的裂缝被泥浆糊住，渗水止住了。
但危机没有解除。被高温烘烤过的坝体，内部结构已经受损。必须连夜加固，否则第二天太阳一晒，热胀冷缩，还是会垮。
“今晚不能睡。”魏莱看着疲惫的众人，“必须把烤过的坝段全部扒掉，重新夯实。”
没人抱怨。大家默默拿起工具。
夜色渐深。河滩上点起十几堆篝火——既要照明，也要烤土。人影在火光中晃动，铁锹与冻土的碰撞声，夯土的号子声，在寒风中传得很远。
魏莱和冯远坐在一堆篝火旁，烤着冻僵的手。
“冯记者，今天多亏了你。”魏莱说，“那个办法，你怎么想到的？”
冯远往火里添了根柴：“我父亲是泥瓦匠。小时候看他修老房子，裂缝就用麻刀灰填——麻刀就是麻丝，原理和你用芦苇絮一样。”
“你父亲”
“去世了。1950年修淮河大堤时，塌方。”冯远声音平静，“他留给我一句话：治水如治病，堵不如疏，但该堵的时候，要堵得住。”
魏莱沉默片刻：“对不起。”
“没什么。”冯远看着火光，“我父亲是自愿去的。他说，新中国需要人建设。他只会砌墙抹灰，那就去砌大堤。”
篝火噼啪作响。
远处，夯土的号子又响起来：
“嘿——哟——夯起来哟！”
“加把劲哟——坝要成哟！”
“为了娃哟——吃饱饭哟！”
“为了娘哟——住暖房哟！”
粗犷的、跑调的、但充满力量的歌声，在夜色中回荡。
冯远忽然说：“魏书记，你知道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吗？”
“什么？”
“是这些人。”冯远指向火光中那些佝偻又挺拔的身影，“他们不懂什么社会主义理论，不懂什么工业化战略。他们只知道，跟着你干，孩子可能不用挨饿，老人可能看得起病。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魏莱重复。
“但正是这种简单，最有力。”冯远说，“因为这是人心最深处的东西——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后半夜，坝体加固完成。人们横七竖八躺在河滩上，裹着破棉袄，围着篝火睡着了。鼾声四起。
魏莱睡不着。他走到坝顶，看着四水河。河心的冰层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像大地的静脉。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周明远。
“魏书记，陈医生的电报。”老文书递过一张纸。
魏莱就着月光看。电报很短：
“十日抵县。携父遗物。伊。”
十日，就是后天。
“要派人接吗？”周明远问。
“不用。她自己能来。”魏莱收起电报，“老周，冯记者那篇稿子，什么时候能见报？”
“他说快的话一周。但省报排版需要时间，加上邮寄至少半个月。”
“半个月”魏莱望向北方。寒流正在南下，天气预报说，三天后有大雪。
“让大家抓紧。在大雪封路前，把坝合龙。”
“好。”
周明远离开后，魏莱独自站在坝顶。寒风刺骨，但他感觉不到冷。
陈伊伊要回来了。
带着她父亲的遗物，带着八年前的秘密。
而四水镇，正在筑起一道坝——不止是拦水的土坝，更是一道抵御贫困、抵御绝望、抵御历史惯性的坝。
这道坝能筑多高？能挡多久？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往坝上添一锹土，这道坝就不会垮。
天边泛起鱼肚白。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