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税折银”的告示张贴尚不足半月，其引发的涟漪尚未在三县田地间完全扩散开，一场酝酿于高墙深院、书斋雅舍之中的风暴，已携着更加“正统”、更加“冠冕堂皇”的声势，向着南京，向着北京，汹涌袭去。
反击的策源地，选在了南京国子监。这座大明留都的最高学府，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所在，更是江南士林清议的重要风向标，其祭酒、司业、博士等学官，往往兼具学者与在野政治人物的双重色彩，影响力不容小觑。现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姓钱名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乃是东林党魁，文坛领袖，天下士子仰望的人物。其政治生涯虽有起伏，但在江南士绅中威望极高，一言一行，足以牵动无数人心。
新政触及的，不仅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更是士绅阶层赖以生存的特权意识和地方话语权。江宁、上元、句容三县的士绅头面人物，经过数日的紧张串联与密室谋划，最终将一份精心炮制的“民情”与“利害分析”，通过层层关系，递到了钱谦益的案头。
起初，钱谦益对此事并未过多在意。他宦海沉浮多年，深知赋役之事牵扯极深，非轻易可动。陈子龙虽是他的晚辈，也曾是复社中活跃人物，但毕竟年轻，骤然获得东宫青睐，在南京行事有些孟浪，在他看来不足为奇。然而，当看到那份由三县数十位有功名、有田产的士绅联署的陈情书，以及附上的、对新政条文的逐条批驳后，他的眉头渐渐蹙紧了。
陈情书写得极有水平，避开了直接为自身利益辩护的庸俗，而是高高举起了“祖制”、“民瘼”、“国本”三面大旗。
其一，指斥新政“变更祖制，紊乱朝章”。认为太祖高皇帝定下的“实物征收、里甲催解”之法，乃是用心深远，符合“农为本”之国策，且里甲之制体现了“乡绅治乡”的仁政精髓。如今贸然改为“折银”、“官收”，是舍本逐末，动摇国基，且极易导致“银贵谷贱”，伤及农本。
其二，渲染新政“实则虐民，名曰苏困”。声称“清丈田亩”实为官吏下乡、骚扰地方、借机勒索之借口；“折银定额”看似固定，实则将各种临时加派固化，加重百姓负担；“官收官解”剥夺了地方士绅襄助朝廷、体恤乡邻的“义举”，反使胥吏权力坐大，鱼肉百姓更甚。文中还列举（或编造）了若干“听闻”，如某县衙役借清丈之机强夺民田边界树木，某户因无法凑足银两而被锁拿羞辱等等，描绘得绘声绘色。
其三，最狠的一招，直指推行者陈子龙及其背后势力“结交近幸，妄行操切，迹近专擅，有违人臣之道”。暗示陈子龙以“东宫旧人”身份，在江南擅作威福，所用非人（指那些身份神秘的“核算人员”和“执行力量”），行事酷烈（援引王主事案例），已引起“物议沸腾”、“民情汹汹”。若不制止，恐非江南之福，亦有损东宫清誉，动摇“国本”（储君声誉）。
这份陈情书，既有“大义”撑腰，又有“民情”渲染，更隐含着对权力越界的警告，可谓攻守兼备，极具杀伤力。它成功地将一场触及具体利益的赋税改革争论，提升到了维护“祖制”、体恤“民瘼”、扞卫“国本”的政治高度和道德层面。
钱谦益抚须沉思良久。他与陈子龙有旧，亦知太子在京作为颇有不凡之处，本不欲轻易介入。但此事牵涉太广，江南士绅几乎同气连枝，联名陈情已到面前，他若毫无表示，不仅会得罪这些地方实力派，也可能被士林清议指摘为“坐视酷政，有负斯文”。更重要的是，陈情书中对“结交近幸”、“迹近专擅”的影射，触动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对宦官、幸臣干政的深层警惕与反感（尽管陈子龙并非此类，但这种联想足以产生影响）。
最终，钱谦益提笔，在一封给在京友人的私人信件中，以议论时政的口吻，含蓄地表达了对江南新政“恐有操切之嫌”、“需防胥吏借机滋扰”、“祖宗成法不可轻废”的忧虑，并提及“闻地方士绅颇有不安”。这封信，很快便通过其庞大的人脉网络，传到了北京一些官员的耳中。
有了钱牧斋的微妙态度作为背书，南京乃至江南反对新政的士绅们士气大振。他们不再满足于私下串联和向钱谦益陈情，开始公开活动。南京六部一些与士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尤其是户部、工部中下层官吏），或在酒宴茶肆“无意”中流露出对新政的担忧；或在与同僚的闲谈中，散布些“县衙为收银两，逼迫百姓卖儿鬻女”的谣言；更有甚者，开始暗中收集三县推行新政过程中的任何一点瑕疵、纠纷，甚至刻意制造一些小麻烦，然后加以夸大渲染。
很快，一股针对“亩税折银”新政及推行者陈子龙的舆论暗流，在南京官场和士林间悄然形成、扩散。其核心论调便是：陈子龙年少气盛，为讨好东宫，在江南行苛政酷法，虐民扰民，动摇国本。
这股风，终于随着一份正式的弹劾奏章，刮向了北京。
奏章是以南京都察院一位江西籍御史的名义上呈的。此御史素以“敢言”着称，与江南士绅往来密切。奏章内容几乎完全沿袭了那份士绅陈情书的论点，但用语更为激烈，指控更为直接。弹劾陈子龙“以幸进之身，恃东宫之势，在南京妄更祖制，擅行亩税折银等虐民之政”；“所用皆市井无赖、不明来历之人，假稽查之名，行骚扰之实，致三县鸡犬不宁，民怨暗结”；“前有擅权锁拿六品命官，游街辱之，今又苛敛小民，动摇国本，其行迹酷似前朝阉党，长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奏章最后，恳请皇上“明察秋毫，制止苛政，召回陈子龙，以安江南民心，以正朝廷纲纪”。
这份弹劾奏章，按照常规流程，经通政司，送抵内阁，最终摆在了崇祯皇帝的御案上。几乎与此同时，类似的舆论风声和“为民请命”的呼声，也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在京师部分官员圈子里流传。
消息传到南京“澄心堂”，陆平几乎是踉跄着冲进书斋，脸色发白地将抄录的弹章内容呈给陈子龙。
陈子龙正在复核一份三县初步清丈数据的汇总，闻言，放下笔，接过纸条，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室内一时静得只剩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陆平紧张地看着先生，只见陈子龙脸上并无太多惊怒之色，只是眉头微锁，目光在“动摇国本”、“似前朝阉党”等字句上停留片刻，嘴角掠过一丝冰冷的弧度。
“先生，这……这可如何是好？他们这是要置您于死地啊！”陆平声音发颤。弹章用语之恶毒，指控之严重，令他胆寒。
陈子龙缓缓将纸条放下，沉默片刻。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石，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他知道，这是地方士绅阶层动用其最擅长的武器——清议舆论和朝中关系——发起的全面反扑。他们要将一场经济改革尝试，定性为政治错误和道德污点，从而彻底否定它，并打倒推行者。
“慌什么。”陈子龙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稳定人心的力量，“意料中事。触动了根本，岂能不遭反噬？”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被雨水洗刷的庭院，“他们弹劾的是我陈子龙，更是‘亩税折银’之政，乃至……背后的殿下。”
他转回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陆平，准备笔墨。我要写两份文书。”
“第一份，是给太子殿下的密奏。将这份弹劾奏章的抄件全文附上。同时，详细禀报三县新政推行至今的真实情况：已完成初步清丈的田亩数目（与旧册对比，隐田颇多），百姓（特别是自耕农）对新政的真实反响（搜集的具体案例和里正、老农的正面证言），已征收的试点税额与往年对比（实际减轻），以及，针对弹章中每一条指控的逐一辩驳与证据。重点阐明：新政旨在均平赋役、杜绝中间盘剥、增加朝廷实收、苏解小民之困；所谓‘虐民’、‘骚扰’，乃反对者捏造或放大个别吏员不当行为（如有，必严查），绝非新政本意；至于‘动摇国本’，更是危言耸听，新政巩固税基，充实国库，正是稳固国本之举。”
他顿了顿，继续道：“此外，需点明此次弹劾的实质，乃江南部分士绅为维护其隐田、包揽、转嫁赋税之特权，勾结言官，利用清议，阻挠朝廷善政。其奏章中‘似前朝阉党’等语，不仅是对臣的污蔑，更是影射殿下，其心可诛。”
“第二份，”陈子龙语气转冷，“是以我‘奉谕察访南直隶事宜’的身份，正式行文南京都察院及应天府，对这份弹劾提出严正质疑。要求其提供弹章中所列‘虐民’、‘骚扰’的具体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以便核查。同时，申明新政乃奉上意试点，旨在利国利民，任何阻挠、诬蔑新政之行，皆有碍国事。语气要不卑不亢，理据要扎实。”
陆平飞快记录，手心却冒出汗来：“先生，如此一来，岂不是与他们都察院和那帮士绅公开对上了？风险是否太大？”
“事已至此，退缩便是认输。”陈子龙目光如炬，“他们想用舆论压人，用弹劾逼宫，我们便要以事实对谣言，以堂堂正正之理，驳其虚妄之词。殿下既然将南方之事托付于我，我岂能因几份弹章、几句流言便畏缩不前？是非曲直，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我相信殿下，能明察秋毫。”
他走到书案前，铺开专用的密奏纸张，提笔蘸墨。笔锋落下，力透纸背。窗外雨声渐急，仿佛在为这场刚刚拉开序幕的舆论与政治斗争奏响背景的乐章。陈子龙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这不仅是对新政的考验，也是对他个人定力、智慧与忠诚的考验。他将顶住这滔天压力，将最真实的情况、最坚定的立场，呈报给北方的决策者。至于结果如何，他已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所思所虑，唯有这项可能惠及万千生民、却触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改革，能否在这重重围剿中，寻得一丝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