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六月，江南已是梅雨季节。连绵的阴雨并未能浇熄应天府江宁县、上元县、句容县三地悄然涌动的一股热流——一场由东宫授意、经由陈子龙周密策划并推动的赋税改革试点，在经历了数月暗中筹备、数据核查、人员培训后，终于在这三县之地，正式张榜公告，拉开了序幕。
改革的旗帜，打的是“清厘田赋，苏解民困”八个大字。核心内容，便是借鉴了后世“一条鞭法”的精髓，并结合崇祯初年部分地区试行的经验，推行“亩税折银，官收官解”。
具体章程张贴在三县县衙、主要市镇、乃至大的乡里村头的告示墙上，由识字的衙役或专门聘请的乡塾先生反复宣读讲解：
其一，清丈田亩，核定等则。在原有鱼鳞图册基础上，由县衙户房书吏、搭配东宫派遣的核算人员（实为“商务局”和“澄心堂”培训出的骨干）以及各村推举的公直老人，重新核查田亩实际数目与肥瘠等级，造册登记，张榜公示，接受民人核对检举。旨在挤占隐田、诡寄，尽可能使田亩与赋税对应。
其二，折银征收，固定税额。废除过去以征收实物（米、麦、丝、绢等）为主、辅以力役的复杂方式，将所有正税、以及原先名目繁多的“加派”、“耗羡”、“淋尖踢斛”等附加杂派（朝廷明文规定的剿饷、辽饷等全国性加派暂不在此列，但征收方式也按此折算）全部合并，按照核定的田亩等级，统一折算成白银，明确定额。例如，上等水田每亩每年纳银若干分，中等旱地若干，下等山地若干。税额固定，一年一征，夏秋两季完纳。
其三，官收官解，革除里甲。取消由里甲、粮长等民间职役人员负责催征、解运的旧制。改由县衙户房直接设柜征收，百姓（或由其委托之人）按定额，将白银直接交到县衙银柜，当场获取由县衙盖印、写有田主姓名、田亩数额、应纳税银的“完税凭证”（一种特制的三联单）。税银由官府组织力量统一解运，所需“解费”从税额中按比例公开扣除列支，不得额外索取。
其四，严禁私派，违者重处。告示严正声明，自新法实行之日起，除公告所列固定银额外，任何官吏、差役、里甲人员不得再以任何名目向粮户（纳税户）索取分文，亦不得再摊派任何力役（日常修桥补路等公益劳役另议）。凡有违者，百姓可持“完税凭证”赴县衙、府衙乃至更高层级告发，一经查实，定严惩不贷。告示旁附有已查处的江宁王主事案例，以为警示。
这四项举措，看似只是征税技术的调整，实则直指明代中后期基层征税体系最核心的弊端：田亩不清导致税基不公；实物与力役征收带来的巨大耗损和勒索空间；里甲、粮长包揽催征解运产生的层层盘剥；以及名目繁多的附加杂派给官吏差役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勒索借口。
布告一出，在三县乡野间激起的反响，截然不同。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拥有少量田地或租种田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乃至佃农（新法理论上只向田主征税，但佃农往往承受着田主转嫁的额外盘剥）而言，这告示不啻为久旱甘霖。
江宁县城外十里，赵家庄的打谷场上，挤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雨水暂歇，空气湿热，但无人离去。里正请来的老塾师，正站在磨盘上，费力地大声念着告示。一个叫赵老栓的干瘦老汉，挤在最前面，耳朵竖得老高，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塾师一张一合的嘴巴。
“……上等水田，每亩岁纳银八分；中等旱地，六分；下等山地，三分……”塾师念到此处，底下已是嗡嗡一片。
“八分银？真个？就只八分？没别的了？”赵老栓忍不住扯着嗓子问，声音发颤。他家有七亩中等地，按旧制，夏麦秋米，加上杂七杂八的加派、耗羡、差役折银，还有粮长、里正的“辛苦钱”、“酒饭钱”，折算下来，一年没有二三两银子根本过不了关，还常因“米色不纯”、“解运损耗”等理由被克扣刁难，逼得他去年不得不卖掉了一头半大的猪崽。若真如告示所言，七亩地，只交四钱二分银，且再无其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告示上白纸黑字，还有县太爷的大印！”塾师提高了声音，“说了，就这些！完税给凭票，再无杂派！谁敢再要，就拿这告示和凭票去县衙告他！看到旁边那贪官的下场没？”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惊叹声、议论声、喜悦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许多和赵老栓一样常年被赋役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户，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带着泪光的笑容。他们或许不懂太多大道理，但他们最直观地感受到：固定了，明白了，简单了，不用再提心吊胆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勒索了！ 至于清丈田亩，他们大多田亩清楚，反而希望能借此查清那些士绅大户隐匿的田地，减轻自己的相对负担。
“青天大老爷啊！”不知是谁先喊了出来，随即不少人跟着附和，甚至有人当场就要对着县衙方向磕头。朴素的农民，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这项“减负”新政的拥护。
然而，在同一时刻，江宁、上元、句容三县那些高墙深院的士绅府邸、园林别业中，气氛却截然相反。
秦淮河畔，一座精致水榭内，几位本地颇有声望的致仕官员、举人、富绅正聚在一起，面前的香茗早已凉透，无人有心思品酌。桌上摊着一份抄录的告示全文。
“亩税折银……官收官解……清丈田亩……”一位留着山羊胡、曾官至知府的王老员外捻着胡须，脸色阴沉，“这是冲着咱们来的啊。”
“何止是冲着咱们？”旁边一位姓周的举人，家族田产众多，愤然道，“清丈田亩，是要挖咱们的根！那些隐田、寄田，如何能见光？折银定额，看似明晰，实则断了多少人的财路？以往征收、解运、加派，哪一环节没有运作空间？如今县衙直接收钱，那些户房书吏、衙役或许还能捞点，我们呢？里甲、粮长这些手脚，全给废了！”
“正是此理！”另一位经营粮行、也兼放印子钱的李员外接口，“以往夏秋两征，粮食上市，价格波动，这里面有多少文章可做？如今直接交银，市面银根收紧，粮价恐怕……唉！何况，官收官解，他们说的‘解费’从税额中扣，谁知扣多少？还不是他们一张嘴？最后说不定比咱们自己经手时花费还大，好处却全归了官府！”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激动，越说越觉得这新政简直是刨他们的祖坟。士绅阶层之所以能在地方拥有巨大影响力，除了功名身份和宗族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赋役征收过程的参与和操控来实现的。他们利用优免特权（虽然崇祯朝已大为削减）、隐匿田产、包揽钱粮、操纵市价、转嫁负担等方式，将国家赋税的压力更多地转移到普通自耕农和佃户身上，并从中牟取巨额利益。如今这新政，条条框框都指向了这些要害。
“这定然是北京那个太子的主意！”王老员外压低声音，眼中闪过一丝恨意，“听说他在北边就折腾什么‘御营’、‘商务局’，如今把手伸到江南来了！派了个陈子龙，先在南京城里烧了把火，如今又要在咱们田赋上动刀！这是要掘我江南士绅的根基啊！”
“陈子龙……一个复社的黄口小儿，攀上了高枝，就敢如此妄为！”周举人冷哼。
“光抱怨无用。”一直沉默的、一位家族中有人在南京户部任职的吴乡绅缓缓开口，“此事，须得从长计议。清丈田亩，可以拖，可以乱，可以激起‘民变’；折银定额，可以联名上书，言其不合祖制，扰民滋事；官收官解，可以暗中使绊，让县衙收不上税，解不出去……南京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守备衙门、魏国公府、乃至北京的张阁老，未必乐见东宫如此插手地方。我们需得尽快串联起来，统一进退。”
“吴兄所言甚是！”众人精神一振。
“另外，”吴乡绅眼中闪过一丝寒光，“那些泥腿子们现在高兴得太早了。让他们先高兴几天。等清丈开始，等交税的时候……有他们哭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主动’请愿，请求恢复旧制嘛。”
水榭内，低沉而危险的谋划声在雨声中继续。一场基于利益、关乎地方权力格局的无声抵制，正在这些士绅的串联中悄然酝酿。他们或许不敢公然对抗朝廷告示，但有的是软钉子、阴手段，让这看似利民的新政在推行中举步维艰，最终夭折。
而在江宁县城外的赵家庄，赵老栓正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怀里那张里正刚发下来的、盖了村里公章的“田亩自陈单”，准备回家后让识字的孙子好好填写。他抬头望着阴沉沉的天，心里却觉得亮堂了许多。他只盼着这新法子真能像告示说的那样，让他和乡亲们能稍微喘口气，留点活命粮。
他不知道，也不懂那些高墙大院里的算计。他只知道，这“亩税折银”的告示，是他这些年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至于这好消息能否真正落地，会不会有风雨来打，那是以后的事了。此刻，欢欣鼓舞的情绪，如同这梅雨季节难得一见的微光，照耀在三县无数个如赵老栓般的自耕农心头。
新政的榜文已然张贴，改革的犁铧开始切入江南最深厚也最板结的土壤。一边是底层百姓久旱逢甘霖般的期盼，一边是既得利益者暗流涌动的抗拒。这“亩税折银”的第一犁，能否顺利破土，深耕下去，收获预期的果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政策的合理性，更是执行者的智慧、决心，与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陈子龙与“澄心堂”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