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城的初夏，已有几分闷热。秦淮河的水汽混杂着市井的喧嚣，浸润着这座留都的每一个角落，也浸润着官场中那些心照不宣的规则与习气。在南京六部衙门里当差，尤其是户部、工部这类有油水可捞的衙门，向来被视为“肥缺”。多年远离政治风暴中心，加上盘根错节的本地利益网络，使得这里的官吏们早已形成了一套自得其乐的生存哲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面上的规矩要守，暗地里的好处也不能少。京里来的官员，若非背景硬到令人窒息，多半也会很快被这温水般的环境同化，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崇祯十年的这个五月，一道来自北京东宫、经由特殊渠道直达“澄心堂”的密令，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命令简洁而冷酷：“江南积弊，首在吏治。可选一无足轻重却影响恶劣之典型，以雷霆手段公开惩处，务必张扬，以儆效尤，破其侥幸怠玩之心。”
接到命令的陈子龙，在书斋中独坐良久。他知道，太子殿下这是要借他的手，在南京官场点燃第一把火。这把火不能烧向那些根深蒂固的巨头（如守备太监、魏国公等），那会引火烧身，过早暴露目标。必须找一个“无足轻重却影响恶劣”的典型——官职不必高，但行为必须足够令人发指，足够有代表性，惩处必须公开、严厉，足以形成强烈的震慑。
目标很快被锁定：南京户部浙江清吏司一名姓王的主事。此官品级不过正六品，在南京户部属于中下层，但其人贪婪跋扈，吃相难看，在负责稽核南直隶部分州县钱粮账目、发放一些常规款项的过程中，公然向地方官吏、乃至前来办事的商贾索要“规矩钱”、“润笔费”，数额不大，但次数频繁，态度恶劣，稍有不满便故意拖延刁难，弄得怨声载道。因其职位关键，又善于钻营，巴结上了司里一位郎中，故一直无人敢动。在南京官场，这类行径某种程度上甚至被视为“常态”，王主事不过做得更露骨些罢了。
“就是他了。”陈子龙放下卷宗，眼中闪过一丝锐芒。王主事官职不高，不足以震动顶层，但其行为恶劣，有确凿证据（“悦来居”和“雅集斋”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了不少苦主的证词和间接证据），且户部钱粮事关国计民生，以此为切入点，名正言顺。
行动经过周密筹划。陈子龙没有通过正常的监察渠道（那可能会走漏风声或遇到阻力），而是动用了太子密令赋予的特别权限，以及“澄心堂”这几个月来暗中组建的、由少数绝对可靠之人组成的执行力量。
五月初十，一个寻常的清晨。王主事像往常一样，乘着一顶小轿，悠悠然来到户部衙门。刚下轿，整理衣冠，准备接受门吏的奉承时，几名穿着普通百姓服饰、却眼神精悍、动作干练的汉子突然出现，两人一左一右夹住他，另一人亮出一面镌刻着特殊纹样的铜牌（仿东宫侍卫牌样式，但略有不同），低声道：“王主事，奉上谕，请你走一趟，问几句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王主事一愣，随即勃然变色：“你们是何人？胆敢在户部衙门前撒野！知道本官是谁吗？”他想挣扎，却发现双臂如同被铁钳箍住，动弹不得。周围几个门吏和路过的低级官员都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带走。”为首之人冷冷道。不容分说，王主事便被“请”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街角的普通马车，迅速驶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不过几十息时间，等衙门里得到消息时，早已人去车空。
王主事被直接带到了城南一处不起眼但戒备森严的院落（“澄心堂”另一处隐秘地点）。没有刑讯，没有恐吓，只是将一叠叠按着指印或签名的证词、一笔笔有迹可查的索贿记录摆在他面前，时间、地点、人物、金额、甚至某些场合下的对话，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负责问话的人语气平静，却句句直指要害，点明其行为已严重触犯《大明律》，证据确凿。
王主事起初还想狡辩，搬出后台，但当他看到某些证据甚至涉及他与其靠山之间的一些隐秘往来（陈子龙精心挑选的不致命却足够让对方投鼠忌器的细节）时，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汗如雨下。他意识到，对方是有备而来，而且来头恐怕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自己成了那只被用来儆猴的鸡。
审讯只用了半天。当天下午，一份由“钦差东宫侍卫领班”（虚构的头衔，但盖有特殊印鉴）署名、罗列王主事十余条索贿罪状、附有部分证据摘要的告示，便贴满了南京城几处重要的城门、市口以及户部、都察院衙门外。告示用语犀利，直斥其“蠹国害民，贪墨无忌”，宣布依律严惩。
未时三刻，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被剥去官服、只着白色囚衣、颈挂写有“贪吏王某”木牌的王主事，被押上一辆无篷的牛车，由八名持械的壮丁（“澄心堂”力量）押送，开始游街示众。路线精心设计，从户部衙门出发，经过繁华的夫子庙、三山街，最后绕到龙江关码头区。押送者一路高声宣布其罪状，引来无数百姓围观。
起初，人群只是好奇地张望，指指点点。但随着罪状被一遍遍宣读，尤其是当念到“克扣赈济钱粮”、“勒索灾民”、“逼死小贩”等具体事例时（有些经过渲染，但基本属实），围观的市民、商贩、脚夫们的情绪被点燃了。怒骂声、唾弃声四起，烂菜叶、土块纷纷砸向牛车上的王主事。他瘫坐在车上，面如死灰，浑身发抖，昔日的官威荡然无存。
游街持续了近一个时辰，最后在龙江关码头空旷处，王主事被当众鞭笞三十（未用全力，但足以皮开肉绽），然后押往应天府大牢收监，等候进一步审理（实际上，按太子的意思，此案不会久拖，将很快从重判决，流放充军是最低限度）。
这场突如其来的“廉政风暴”，虽只涉及一个六品主事，却在南京官场激起了千层浪。其震撼效果，远超陈子龙和北京方面的预期。
首先，是速度与果决。从拿人到公布罪状、游街示众，不到六个时辰，根本没有给官场惯常的“打招呼”、“转圜”、“营救”留下任何时间窗口。这种雷厉风行，与南京官场拖沓因循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手段的公开与羞辱性。游街示众，公开鞭笞，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对整个官场体面的一种粗暴践踏。它传递出一个冷酷的信号：某些潜规则，不再被默认；某些行为，可能招致最不留情面的打击。
第三，是其背景的模糊与威慑。“钦差东宫侍卫领班”？这个名头闻所未闻，但盖着的印鉴似乎又有些来头。告示上“奉上谕”三个字更是引人遐想。是北京都察院派来的暗访？是皇爷授意的整顿？还是……那位近来风头正劲的太子殿下，把手伸到了南京？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来自最高权力层面的注视和不满，已经投射到了这片“法外乐土”。
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南京各衙门间传播。低级官吏们人人自危，尤其是那些手脚不甚干净的，纷纷缩起脖子，暂时收敛了许多，往日里明目张胆的索要“常例”的行为几乎绝迹。中级官员们则惊疑不定，四处打探消息，试图弄清这股风到底从哪里刮来，会不会继续蔓延。高级官员如尚书、侍郎们，虽然表面保持镇定，但私下里也难免嘀咕，开始重新审视身边可能存在的隐患，并严厉约束直属部下。
户部内部更是噤若寒蝉。王主事的直接上司、那位郎中，吓得称病在家，数日不敢上衙。与王主事有过勾结或纵容的其他吏员，更是如坐针毡。
“雅集斋”和“悦来居”在事后几天，明显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前来拜访或交易的官员、士绅，言辞间谨慎了许多，对陈子龙这个“东宫旧人”的态度，也从之前的略显随意，变成了带着几分敬畏的客气。那位曾对“雅集斋”产生兴趣的扬州盐运副使，甚至派人送来了回礼——一幅名家字画，说是感谢之前的“字帖”，只字不提其他。
陈子龙依旧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待在“澄心堂”处理公务，偶尔在“雅集斋”会客，神态平静，仿佛外界波澜与他无关。只有最亲近的陆平察觉到，先生翻阅那些关于南京各衙门最新动态的密报时，嘴角偶尔会掠过一丝极淡的、冷峻的笑意。
这把火，烧得恰到好处。既没有触及核心利益集团引发强烈反弹，又成功地撕开了南京官场温吞水表面下的脓疮，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京里来的”铁腕与不可预测。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习惯了怠惰与腐败的南京官场脸上，告诉它们：旧有的生态，并非不可打破；来自北方的寒意，已经悄然降临。
接下来，是继续深挖，还是见好就收？是借着这股东风，推动一些实质性的小变革，还是巩固这初步建立的威慑，静观其变？陈子龙知道，这需要等待太子的进一步指示，也需要他自己根据南京微妙的局势做出精准判断。但无论如何，第一把火已经点燃，照亮了黑暗的角落，也让许多阴影中的人，感到了久违的、刺骨的寒意。南京官场，从此多了一条不成文的新规矩：小心那些沉默寡言、背景神秘的“京里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把火，会烧到谁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