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还在“赖皮赖脸”的上学。爹、大哥、二哥没好眼睛瞅她。她自知“理亏”，每天早早起来做好一家人的饭，自己吃完上学去，剩下的家务，由我拖着病歪歪的身体来做。
我家还有奶奶、爹爹、二哥、小弟、四姐和我。奶奶的衣服不用我洗，她不喜欢别人碰她的东西，四姐自己洗。二哥、小弟、爹爹和我自己的衣服，隔几天就一大盆，尤其是二哥的内衣裤、袜子，臭的很，坏的又快。
风湿关节炎，仍在侵害我的身体，腿疼的做饭时抱不来柴火。我招呼爹：“爹——你帮我把柴火抱来！”爹一声不吭把柴火抱来。
自从妈去世后，爹对我和小弟宽容了许多。我们敢直面和他说话了。妈在时，他让我们干什么，听不明白都不敢问，还敢叫他给你抱柴火？
今天，在前边住的三表姐夫李勤，来我家闲串门子，正和爹拉家常。
爹抱柴火进屋，李勤：“大舅啊，老妹子这腿还应该去看看，正好时候抱个柴火都费劲，这还行？”三表姐夫一副锦州口音说。
爹：“我也想给她看看，她又走不了，咋去啊？”
李勤：“我骑自行车，带上她，到柳河医院看看去。”
爹：“那感是好了。”
李勤回家，骑来他的大“二八”自行车，在门口，让我坐上，他再骑上把我带到“柳河医院”门口，停落车，让我下来。我吃力地走进去，右侧就是挂号窗口，我自己挂了个号。三表姐夫隔两三步远看着我。
到医务室，接诊的是五十多岁，满脸胡茬的凡大夫。他问了我的病情后，叫护士给我静脉推了一针管“复方水杨酸钠”，开了一包“保泰松”回来了。
经过这次诊治，果然我身体好了很多，挂钩能张开吃饭了，膝盖不那么疼了，骼膊肘虽然还不能伸直，但不疼了。我整个人可以自由活动了，这在爹眼里就算好了。
他以为我“长大”了，可以顶个人干活了，他应该“退休”养老了。
其实和他年龄上下的“老头队”比他大几岁的也都在干，负责干线上种豆、铲豆。工分比我们还高，还不用下水，收工也比我们早，挣工分比我更容易。
我扛着锹，跟着全队劳动力去抢茬子。一条垄有五百米长，一人一垄往前抢。我拼尽全力争取不落后，结果不出三十米，体弱无力的我双手打四个血泡，全部磨破，锹柄染红了，也没赶上去。
我羞愧难当，心比手疼。别人到头儿回来把我的垄带回来，我不敢抬头看任何人，也不知记工员怎样给我上的工分。
育苗时，下水我的腿太细了撑不住靴筒，就用稻草绕上劲扎上。盖布时，怕塑料被大风刮跑，我拼命拽住不放，连塑料布一起被刮到半空，始终不放手。风转，我和塑料布一同摔到地上。
去干渠东干活，要沿五百米长的小干线走到头，刚走一半，因腿用不上力，被大风刮到满水的小干线里（小干线也水深一米以上）挣扎着爬上来，回家换上衣服，再去。
我拼命坚持着。
我记住了上学时班主任王殿魁老师的一句话：“宁可身上出汗，不让脸上受热。”
回到家，还要做饭，收拾家务，刚做完没上炕歇会儿，下地的哨子响了，继续下地。有时爹也心疼我，我下工回家时，他点着了火，意欲做饭。见我回来，就会又交给我做，他去炕上等着。
有时，抓时间洗完衣服晾上，下地去了。回来时想换换却不能，因为一阵雨，把我晾的衣服打湿了。这时我会特别想我妈，因为刘凤鸣也洗了衣服，她下午就有的换，下雨时，她妈给她拿屋去了。
我没有……我常常心酸。
用药顶着，我坚持下水田劳作，到家做家务。
早晨，穿漏靴子的脚很怵往水田里下。迈下去，一股凉水呼儿呼儿钻入，如一条冰凉的小蛇，先是在脚的左右前后盘旋，逐渐的越来越多，盖过脚面，淹没脚踝，向上直到整个靴筒，膝盖下整个被这水凉包裹着，凉气上升至大腿根。
回到家我跟爹说：“给我买双新靴子吧！这双漏了，一下地，可凉了，冰的慌。”
爹回答我：“漏了让你二哥给你粘粘。”
我和二哥说：“我这靴子漏了，你帮我粘粘呗？”
二哥：“恩”。
有时不答应，也不理我。过了性的靴子，粘过也就不结实了，这不漏那漏。“咣啷，咣啷。”穿一夏天的漏靴子，脚泡的白皱、浮胀，两条腿是僵硬的。
二哥当基干民兵，在大队训练拿回家一本《东北民兵》，我翻看着一篇《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一文，我反复看了几遍。之前所见都是革命文章，第一次见着思索个人前途的文章，我深有同感。她说出了我心里朦胧不清，成年之后前途未来之大问题。但眼下人生的路，仍不知怎么走，看农村青年都在务农，我也只能照样。
此文为我开启了一丝看人生之路的缝隙，人也可以考虑自己的人生，走出与周围人不同的路。虽然我自己还不能去实践，但慢慢的，我可能会。
进了入伏节气，地里稻秧打苞抽穗，就不能薅草了，女劳力也会放假。
四姐学校放暑假，我俩在奶奶的教导下，把一家人的棉衣全都拆洗重做。奶奶看不见，她告诉我们从哪儿下手，怎么拆洗、晒干压平整，再一件一件做上。拆做完棉衣拆被褥，铺盖了半年很脏，用了多年也很旧，缝缝补补，拆做一遍，冬天盖才能干净、暖和。
还要抓时间去给猪采野菜，这样可以省糠，猪吃了也败火。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挎着筐，顺着县道北的台田往东走。立秋以后了，野菜不多，不知不觉过了小红房（保护设施的，红砖砌成），隔着一片水面芦苇，再向前二十米，就到了妈的坟地位置了。
我站住，往回走。一抬头，刚好看见县道边的土路上，一个穿一身黑，头发盘成髻在脑后的人在往西走。咦？这不是我妈吗？穿着那身夹裤、夹袄？难道她从坟里走出来了？
我曾无数次幻想妈妈是出远门了，哪一天会回来，这是成真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她也转回身慈祥的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隔着大沟，我过不去，只能看着。心里庆幸，能有这机会。大约看了五分钟，又想，阴阳相隔这么长时间，这怎么会是真的？
我低下头采野菜，但心里忍不住还是再想看看。又抬起头，见此人还在，不慌不忙的往前走，看了一会儿，我又低头找野菜。再看时，道上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我没害怕，还很庆幸，看见我妈了，虽然没有说话，但也实在是看见了。
这时，筐里野菜也满了，回家！高高兴兴地到家讲起，四姐说：“是不是有长的像的人。”
我说：“怎么会那么像，连神情也是，那样对望！那是无声的交流。”
奶奶：“是你妈想她老闺女了，出来看看你。”
我和四姐洗的被里被面，从东到西搭满了整条晾衣铁线。
老刘家大姨来看见了，：“干了就这么做呀？怎么不浆浆啊？”
我问：“咋浆啊？”
她说：“你烧水去，我帮你们浆。”
我照她所说，去点火、烧水。她让四姐：“你把面拿来。”
四姐拿来面袋：“没多少面了。”
大姨：“够了。”说着?出一碗倒在盆里，用水搅开，倒入锅里。
“去！把晾的拣进来。”我俩听她指挥，拣进来交给她。在锅里过一遍，又让我们晾出去。浆完晾上后，又告诉我们：“一会儿就揭揭看看，怕干了粘在一起就揭不开了。”边揭边说：“这多好啊，夏天盖着凉快，布还结实。”
她走了。
奶奶撅着嘴：“我还不知道浆，这一浆，半斤面没了。”
今秋，六队象我这般“二茬子”姑娘下来好几个。
脱谷大部分结束。政治队长刘施亚主持，停两台脱谷机，人员重新搭配调整，把几个包括我在内的外来户孩子放假回家。我们很不高兴：“咱们跟刘队长说理去！凭什么往回撵咱们，累时候用咱们，好干了不用咱了。”我们的议论，被在一旁挥扫帚的刘队长听见了。他象是对我们，又象是自言自语：“孩崽子们还兴洋了，几条小泥鳅翻不了大船，爱走不走，干也白干，告记工员不给记分。”
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悻然而散。
回到家，来大嫂的东屋炕上，一边看孩子一边搓绳。我不爱动，也不爱说话，感觉身体不适。好半天去了趟厕所，发现棉裤被血染红了，我不知所措地说于大嫂，她无声地叠好一块卫生纸递给我，我返回厕所。
年底，妈没了后的第二个春节临近了，爹给我们买了几斤肉过年。
他回关里过年。大姐家条件比较好。大姐夫是厨师，常年有出外勤修“大黑汀”，修“海河”等去做饭的活，工分不少还有补助。家里一帮女孩饭量轻，粮食吃不了，还会去大地、山坡寻野菜回家喂猪。
大姐家每年都养一口大肥猪，过年宰杀不卖肉，留着吃。
二姐家虽不富裕，但过年也有饺子有肉。作为吃喝、存站之地，去张庄坨走亲访友，很是方便。
过了正月十五，爹从关里回来，和奶奶说张希丰死了。
奶奶：“哎哟——啥病啊？”
爹：“听说是肝癌，夏天时发现的，没用仨月，人就没了。人还说，他管的帐，张明志到家找过，闹的风言风语挺不好听。”
奶奶：“咱那老坟有问题了？咋竞撅咱这当头之人呢？”
爹：“我在家，跟张希贵提过这话，他说现在老坟那块地归赵庄坨了，他没个帮手。这年头，提故这事，不大好办，说说这话茬就撂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