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陈国栋一言不发，直挺挺地趴在了炕上。
“爸爸，你怎么了？生病了吗？”正在小炕桌上埋头写作业的女儿小静看见了，轻手轻脚地凑过来，用自己的脑门贴在陈国栋的脑门上。
“噢呜——”陈国栋迅速换上一副夸张的表情，张开手臂，张牙舞爪地将小静按倒，“大灰狼要来吃你了——”
“咯咯咯，大灰狼骗人，假装生病，”小静咯咯咯挣扎著，用小手在陈国栋的肚子上比划着名，“一会猎人来了，就切开大灰狼的肚子，救出小红帽，再给大灰狼的肚子里装满石头。”
“小红帽，自己写作业去，大灰狼累了，让大灰狼歇会儿啊，乖，”李玉芹笑着拉开大灰狼的骼膊，把小红帽放了出来，正对上陈国栋空洞的眼神，又下意识的躲闪开，“严重么？”
“恩。”
“你歇会儿，我去做饭。”李玉芹沉默了会，转身去外间准备晚饭。
“要不干脆散伙算了。”陈国栋在李玉芹身后低声嘟哝了一句，也不知是说给她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李玉芹的脚步在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继续走了出去。
“监督局还有个大窟窿。”陈国栋又咕哝了一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听到“窟窿”这个词，小静又凑了过来，“爸爸，东海也是个大窟窿，你的那个大窟窿大，还是东海大？”
“当然是爸爸的窟窿大喽，爸爸多厉害呀，”陈国栋笑着摸了摸小静的脑袋，伸手比划了“好大”的样子，“爸爸那个大窟窿，要好多好多好多钱。”
“恩！爸爸最厉害了！”小静重重地点了下小脑袋，忽然麻利地从炕沿上跳到地上，从自己的小书包里翻出两个钢镚递到陈国栋的手里，“爸爸，我有钱，我跟你一起填大窟窿，不带妈妈，咱们超过精卫！”
陈国栋一把将小静拉进怀里，鼻子有些酸。
“呦，五哥，国胜哥，小海，你们来啦！”外屋传来李玉芹的招呼声，“国栋，五哥他们来了。”
“弟妹，做饭哪，有咱们的没？看来咱们来的正好啊，”王老五打着哈哈，扬了扬手里的酒瓶子，“炮筒子！”
炮筒子是当地的一种散酒，红薯酿的，味儿冲，酒劲儿大，但也散的快，所以被当地人戏称为“炮筒子”，因为价格便宜，成了好喝两口的人们的口粮。
“有，有，我给你们贴饼子，再烀几块山芋。”李玉芹张罗着，手底下开始忙活起来。
“山芋就白酒，阎王殿里走，弟妹，你这是要把咱哥几个都送走啊，哈哈哈……”王老五嘴里耍着贫，抬脚就往屋里进。
“就你贫，老五哥，待会我们吃，你就跟边上看着得了，”陈国栋招呼几个人进到里屋，又转身进到院子里，扯着嗓子朝着院墙那边喊了一声，“国梁，过来喝酒！”
小静乖乖地收拾起自己的书包，去爷爷屋里写作业。
陈国胜带了兰花豆，孙振海提了猪头肉，陈国梁过来的时候也拎过来一小兜花生米，再配上李玉芹切的腌箩卜，还有锅里正烀着的热红薯，这一桌子看上去还有那么几分丰盛的味道。
“哥！”几个人心照不宣的逗着闷子喝了几口酒，陈国梁率先挑开了正题，“咱不能散伙。”
“不能散，不能散。”陈国胜王老五孙振海也都跟着附和。
陈国栋没吱声。
“赔给宋长江的，加之工商局的罚款，咱没钱了，后面监督局肯定还得罚，而且是大头，真散伙了，咱拿啥顶啊，咱这后半辈子都卖给监督局了。”陈国胜接口说道。
“你们说的这些个，当我不知道啊，”陈国栋可以不搭理弟弟，却不能不回答自己的堂哥，况且他说的也正是他们面临的真正的难题，“咱地方没了，机器没了，钱也没了，连个执照都启不下来，咋弄？”
“地方我想了，”陈国梁接过话头，“哥，你看啊，你这个小院子虽然不大，摆几台机器也足够了，还有我那边，咱把当间（中间）的院墙那么一推，俩院儿合成一个院儿，宽绰儿的。”
“农机站那个工棚，”王老五琢磨了一会才开口说道，“后身儿有个豁口，回头咱再踹上两脚，就能钻里头去。机器封着咱不敢动，拆几个件儿出来，能成。”
“你大嫂说，这事不能全撂你自个儿肩膀子上，”陈国胜掏出一小包钱来摊在桌子上，“你大嫂把压箱底的钱都翻出来了，让我给你。”
“还有我。”孙振海掏出来的钱要比陈国胜的整齐的多，都是齐齐展展的大团结，足足有两千多块。
陈国梁王老五也各自凑了些钱，零零散散的，也都是各自最后的家底了。
“趁着监督局的处罚还没下来，咱得赶紧把摊子支起来，别让他一把都给咱罚了去。”陈国梁继续盘算着，“到时候罚款咱先拖着，赚了钱再慢慢交……”
“没执照那不又让人封了，再罚一遍？”
“我打听了，哥，咱可以挂靠。”陈国梁显然是深思熟虑过了，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盘算，“找个国营厂子，咱交管理费，当他们一个车间，用他们的名义做。”
“嘿，国梁哥，你可真神了，”孙振海听到陈国梁的话，瞬间有了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调门都不由高了几分，“我回去问了我爸，他给出的主意也是挂靠，虎踞也挂在县电线厂下面呢，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既是虎踞电线厂，又是县电线厂的第三车间。”
挂靠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陈国栋也并不陌生。
他还在县电线厂上班的时候，县电线厂下面就挂靠了好几个小厂子，塑料制品车间，农机修配车间……甚至在他们刚卖出去第一批电线的时候，苏世雄都让人捎过话给他，想让他把北方电线厂挂靠到县电线厂下面去，他当时直接就跟捎话的人“哦”了一声，后面再也没有理过这个茬儿。
对很多人来说，挂靠其实是一条捷径，不但有个好看的帽子，还能钻营到国营厂的各种资源，还有许多对于私营厂来说既复杂又棘手甚至要命的问题，在国营厂的名头面前，都轻飘飘的不过是一根稻草，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仅仅是管理费而已。
但对陈国栋而言，那却是他避之犹恐不及的镣铐。但凡有一点别的办法，他都绝不会去想挂靠这条路。
他们的底子，简直都不值得用“薄”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每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儿来花，挂靠费不仅昂贵，而且是毫无价值的。
更让他不愿接受的是，一旦挂靠了，做自己的电线，还要听挂靠单位的指手划脚，甚至不得不配合挂靠单位里一些头头儿，做些不是那么符合规矩的事情。
比如承担一些计划指标，或者消化一些等外品的物料，就象孙长贵曾经要求他做的那样，如果有了国营厂的帽子，消化起来会更加顺畅，也更加宽广。
而现在，挂靠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这具镣铐，已经由不得他不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