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冬，北京南城琉璃厂胡同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密。清晨扫街的王大爷推开巷门，没见着往常冒热气的糖葫芦摊，倒闻着一股冲鼻的血腥气 —— 那气味混在雪水的冷冽里，像根冰锥，直扎进骨头缝里。
这年的南城，还没多少高楼。灰砖胡同里，谁家炖肉的香味能飘半条街，谁家吵架的嗓门能惊飞檐下的麻雀。李家就住在胡同最里头，三间破土坯房，墙皮掉得露出里面的碎麦秆。家里四口人，老两口李守业、赵桂兰，还有两个儿子李建国、李建军。日子本就紧巴，自打三年前哥俩都查出肺痨，更是塌了天。
肺痨在当年是绝症。李家没钱住院，只能在家熬着，药罐子从早到晚咕嘟着，飘出的苦味儿比中药还重 —— 那是穷病的味儿。更让老两口揪心的是大儿子李建国，肺痨没好，又添了狂躁症。犯病时他眼睛红得像要滴血，力气大得能掀翻八仙桌，七八个街坊摁着他，胳膊都能被他挣得青一块紫一块。
但街坊们都知道，李建国有个 “软肋”—— 胡同口老周头的糖葫芦。
老周头不是本地人，听说是从天津蓟县来的，没租门脸，就在自家院里支了个炭炉。他的糖葫芦是南城一绝：山楂得是蓟县山里的大果，去核后填满豆沙，熬糖用的是绵白糖，火候掐得极准，裹上的糖衣薄得能看见里面的果肉，咬一口脆得响，酸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后脑勺。
可怪就怪在，李建国只认老周头的糖葫芦。冬天还好，炭炉上总摆着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子，只要赵桂兰攥着皱巴巴的毛票跑一趟，递过去一串，正疯闹的李建国立马就安静了，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啃得满脸糖霜，像只被顺毛的野兽。
到了夏天，糖葫芦摊收了，李建国犯病就没了辙。李守业只能找麻绳把他捆在炕腿上，赵桂兰端着凉水往他脸上泼，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嚎叫，老两口的眼泪混着凉水，往地上砸得啪啪响。有一回，李建国挣断了麻绳，追着赵桂兰满院跑，嘴里喊的不是 “妈”，是 “别跑！你这只大鹅！我要炖了你！”
赵桂兰躲在柴房里，听着儿子撞门的咚咚声，浑身发抖。她扒着门缝往外看，李建国正指着空无一人的院子，跟空气对峙：“你别过来！再过来我砍了你！” 街坊们都说，这孩子是中邪了。可南城胡同里，谁见过鹅？那会儿城里连养鸡都得偷偷摸摸，更别说鹅了。这 “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没人能说清。直到 1983 年 12 月 7 日。
那天下午，胡同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红蓝灯在灰砖墙上扫来扫去，把积雪照得发慌。老周头家的院门虚掩着，邻居张大妈路过时，听见院里有苍蝇嗡嗡叫 —— 大冬天的，哪来的苍蝇？她推开门，脚刚迈进去，就 “妈呀” 一声瘫在地上。
院里的雪被染成了黑红色，老周头、他媳妇、还有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全倒在血泊里。老周头手里还攥着串没裹糖的山楂，胸口插着一把菜刀，刀把上的木刺都崩了出来。屋里更惨，灶台上的糖稀锅翻在地上，黏糊糊的糖稀混着血，在地上凝成了暗红色的壳。菜刀砍在门框上，把碗口粗的木头劈出一道深沟，木屑上还挂着碎肉。
法医蹲在院里验尸，手套上的血冻成了冰碴。他站起身，对带队的刑警队长刘建国说：“都是一刀致命，下手特别狠，像是有深仇大恨。” 刘建国皱着眉，老周头他认识，平时除了卖糖葫芦，还帮人修修桌椅，性格软得很，没听说跟谁结过仇。
“刘队，我上午看见李建国从老周头家跑出来！” 邻居王大爷哆哆嗦嗦地说，“他浑身湿淋淋的，脸上还有血，眼神直勾勾的，跟丢了魂似的！”
刘建国心里一沉，带着人往李家跑。推开门，李建国正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一口一口啃得正香。炕桌上还放着半串糖葫芦，糖衣都化了，黏在纸上。
“老周家的人，是你杀的？” 刘建国掏出手铐，声音发紧。
李建国抬起头，嘴角还沾着馒头渣，眼神里满是不耐烦：“杀就杀了，不就是几只大鹅吗？你们管得着吗？” 他说着，还掰了块馒头，往嘴里塞，“那大鹅叫得烦，我就把它们砍了，怎么了？”
刘建国把他铐上，往警车那边带。一路上，李建国嘴里不停念叨：“大鹅，都是大鹅…… 那只老鹅最凶，我砍了三刀才砍死……” 刘建国心里发毛，这案子，怕是没那么简单。
审讯室里，灯泡忽明忽暗。李建国坐在铁椅子上，不管问什么，都只说 “杀鹅”。刘建国正头疼，侦查员小张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脸白得像纸：“刘队！老周头家灶台下，发现了这个！”
信封上没写字，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几十个干巴巴的鹅嘴。每个鹅嘴上都用朱砂画着歪歪扭扭的花纹，像鬼画符似的。信封底还有些淡黄色的粉末，小张说，灶台上的糖稀锅、没卖完的糖葫芦里，都检出了这种粉末。
刘建国捏起一点粉末，放在鼻尖闻了闻，没什么味儿，可后背的汗毛一下就竖起来了 —— 从抓李建国到现在，这小子嘴里就没离开过 “鹅”，现在又冒出带花纹的鹅嘴粉，这两件事，像两根线，突然就缠在了一起。
“这粉末是什么？” 刘建国问法医。
法医摇了摇头：“查不出来，不是常见的毒药，也不是安眠药，像是某种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体。”
案子就这么卡壳了。三个月后，鉴定结果出来了：李建国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建国心里的疙瘩，却没解开。这 “鹅” 的幻觉，这鹅嘴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查了老周头的底细，发现老周头十年前在云南待过，后来不知怎么就回了北京，做起了糖葫芦生意。
这事儿一搁，就是十五年。2008 年，刘建国已经是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有天，队里接到报案，大兴郊区有个黑作坊，生产的酱肉吃了让人上瘾，有人吃了一个月，直接疯了。
刘建国带着人去查封。黑作坊藏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一进门，臭味就扑面而来，地上堆着发霉的肉，苍蝇在上面嗡嗡乱飞。在熬酱肉的大锅旁边，刘建国突然停住了脚 —— 灶台上，放着一个跟当年一模一样的牛皮纸信封。
打开信封，里面还是干鹅嘴，还是朱砂花纹，还是淡黄色的粉末。
黑作坊老板姓孙，一被抓就全招了。他说，这秘方是十年前在云南旅游时，一个 “老师傅” 给的。老师傅说，把鹅嘴晒干磨成粉，加上几种南方香料，拌进食物里，客人吃了就会天天想吃，再也离不开。“我以为是普通的香料，哪知道会让人疯啊！” 孙老板哭丧着脸说。
刘建国找了个在云南当过兵的老战友，老战友的爷爷是个老中医，听了这事儿，抽着烟斗，慢悠悠地说：“云南山里，有些东西邪性得很。鹅嘴本身没毒，但跟特定的香料混在一起，再画上那些花纹，就成了‘迷魂药’。那些花纹是心理暗示，吃了带粉的东西，大脑被药和暗示一搅和，就会把所有东西都看成画上的符号 —— 也就是鹅。”
老爷子顿了顿，又说：“有的人吃了没事，有的人会疯，看体质。老周头怕是想靠这秘方多卖糖葫芦，没成想，把自己一家的命都搭进去了。”
刘建国这才明白，1983 年的那场灭门案，哪是什么中邪。李建国本就有精神病，常年吃着带鹅嘴粉的糖葫芦，大脑早就被 “鹅” 的符号占满了。那天他犯了病，想吃糖葫芦，跑到老周头家，也许是没带钱，也许是老周头不肯给，争执间，药物和幻觉让他把老周头一家看成了 “要咬他的大鹅”。他拿起菜刀，不是在杀人，是在自己的世界里 “除害”。
老周头想靠秘方发财，却引来了杀身之祸；李建国本是个可怜人，却成了刀下亡魂的 “凶手”。那串裹着糖衣的糖葫芦，甜得发腻，却藏着最毒的人心和最凉的现实。
直到今天，琉璃厂胡同早就拆了，盖起了高楼。但偶尔有老住户提起当年的事，还会说：“那年的雪，红得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