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会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刘家坳的清晨就被一声声吆喝唤醒了。
“铛——铛——铛——”
老刘敲着村口那口生锈的铁钟，钟声在山谷里撞来撞去，把窝里的鸟都惊飞了。才五点半，天边刚泛鱼肚白，寒气还重，呵出的气都是白的。
“开——会——了！修——路——会！”老刘扯着嗓子喊，“各家能拿主意的，老槐树下头集合！”
半个钟头不到，老槐树下就乌泱泱聚了四五十号人。大多是上了岁数的，披着破棉袄，抄着手，跺着脚，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反常。几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散在人群外围，他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壮劳力。
“都齐了？”老刘踩上那个磨得溜光的石碾子，手里攥着林凡留给他的几张手写纸，“那咱就开整！林局长说了，修路不是瞎干，得先有个章法。今儿头一桩，选个‘修路小组’，专管这事儿。”
底下嗡嗡地议论起来。修路大伙儿都乐意，可“小组”是个啥？谁进？进了干啥？
“小组嘛，就是几个能主事儿的。”老刘解释，“负责跟县里接头，负责派工派活，负责管材料管钱。我寻思着，得五个人：一个组长，一个管技术，一个管劳力，一个管材料，一个管账。”
“组长还得是您啊老支书！”人群里有人喊。
“我老啦，腿脚不跟趟了。”老刘摆摆手，“我提个议，让建国来当这个组长。建国当过兵，在公社干过，有组织能耐。”
王建国从人堆里挪出来，五十出头的汉子，腰板挺直，就是搓着手有点局促：“老叔，我怕弄不好”
“弄不好就学！”老刘一挥手，“林局长说了，县里派技术员来教。你肯学肯干，就成！”
王建国咬了咬牙根：“行，那我试试。”
“好，组长定了。”老刘接着说，“管技术的，我提议老根。老根早年在公社基建队干过，修路懂门道。”
赵老根佝偻着背站出来，六十多了，背有点驼，但眼睛贼亮。他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笑了笑，没说话。
“管劳力的，大山。大山当过生产队长，派工派活在行。”
李大山往前一站，五十八岁，膀大腰圆，声如洪钟：“没问题！”
“管材料的，秀英。秀英心细，会打算盘。”
张秀英，老刘的侄媳妇，五十二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袄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拢了拢头发。
“管账的”老刘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自己儿子身上，“文化来。文化上过高中，是咱村学问最高的。”
刘文化，四十五岁，戴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站在人群边上，闻言推了推眼镜，没吭声。
五个人，都是村里公认的“能人”。没人有意见，修路小组就算立起来了。
“头一件事，”王建国很快进入角色，声音沉了下来，“咱得把那条路，从头到尾，再一寸一寸地摸一遍。哪儿要清塌方，哪儿要降坡，哪儿要垫土，哪儿要加护栏，一样样记明白。然后算算，要多少工，多少料。”
“是得先摸底。”赵老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个锈迹斑斑的旧水平仪，还有一卷皮尺，“家伙什儿老了，还能用。
“那现在就去？”李大山问。
“现在就去！”王建国一挥手，“趁着天亮，看得真！”
六个人——小组五个加老刘这个“总顾问”，沿着那条黄土路，开始了缓慢而细致的勘察。
赵老根果然是个“土专家”。他摆弄着那个老水平仪，教其他人怎么看气泡，怎么读坡度：“过了三十度，就得降。不降，重车上不来，下坡刹不住，要命。”
走到老鹰嘴那段陡坡，他停下来，眯眼看了看：“这儿，最少得降五度。咋降？高处挖土，填低处。挖多少？得算。”
他蹲下来，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在本子上画起歪歪扭扭的草图和数字。
张秀英拉着皮尺，一段段量路面宽度：“这儿才一丈不到（注：约三米三），最少得扩到八尺（注：约两米六七），不然手扶拖拉机都过不去。扩哪边？这边是石壁，啃不动；这边是深沟，填不起。只能往石壁这边硬啃一点。”
她趴在地上，捡块石灰石在石壁上划拉：“就打这儿，往里啃一拃（注：约十厘米）。啃多深？得看石头硬不硬。”
刘文化负责记录。他拿着林凡给的新笔记本，工工整整地写下每一个数据：长度、宽度、坡度、土石方量字迹清晰有力。
王建国和李大山则负责判断和商议：“这儿塌方清出来的土，能就近填那边洼地不？”“这段险路加护栏，是用木桩牢靠，还是砌石头经久？”“这个急弯，两头看不见，是不是得在弯外头立个显眼的牌子？”
六个人走走停停，十二里多（注：约六公里多）的路，走到日头当空才走了一半。回村扒拉了几口冷饭，下午接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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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鬼见愁那处巨大的塌方体前，六个人都沉默了。
塌方体像座小山，堵死了半边路。土石混杂，最大的石块有磨盘大。塌下来的断面有两人高，土质松散，还时不时往下簌簌掉土渣。
“这得动‘雷公’。”赵老根看了半晌，吐出句话。
“雷公？”王建国一愣。
“就是炸药。”赵老根解释，“早年公社修路，遇着这种大塌方，都得请爆破队来。先用炸药把大石头炸酥，再用机械清走。”
“那得请人，得花钱吧？”张秀英小声问。
“肯定得花。”赵老根点头，“不清掉这段，路就掐死了。绕？没处绕——一边是山，一边是几十丈的深沟。”
众人看着那堆庞大的塌方，心里都沉甸甸的。原本以为修路就是出把子力气，现在才明白，还有技术的山，还有金钱的坎。
傍晚，六个人聚在赵老根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一盏煤油灯放在炕桌上，火苗跳动着，把几张布满沟壑的脸照得明暗不定。
赵老根把一天的勘察结果摊在桌上——一张用旧报纸背面画的大草图。
“总共十二里七分路，分四段。”他用铅笔点着图，“第一段，村口到老鹰嘴，三里地。主要是路面窄，要拓宽，平均每边拓宽一尺半。第二段，老鹰嘴到鬼见愁，四里地。主要是坡陡，要降坡，平均每百步降两到三度。第三段，鬼见愁前后，半里地。就是要命的那段——清塌方，加护栏。第四段，鬼见愁到后山两家，四里七分地。主要是路面坑洼，要垫土、铺砂石。”
“活计多少？”王建国问。
“我粗算了下。”赵老根戴上老花镜，凑近灯光看他的小本子，“拓宽路面，得凿石方约摸五百方（注：立方米）。降坡，挖填土方得八百方上下。清塌方，土石方怕有一千方。铺砂石，得要砂石料五百方。”
这些数字，对一辈子跟田地打交道的村民来说，太大，太陌生。
“换成工呢？”李大山直截了当，“要多少个工？”
赵老根掐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要全凭人力拓宽路面，最少要一千个工。降坡，得两千个工。清塌方，没三千个工拿不下来。铺砂石，也得五百个工。拢共六千五百个工。”
“六千五百个工？”张秀英倒吸一口凉气，“咱村，在家的劳力，满打满算三十个。就算天天出三十个工，也得二百一十六七天。”
“还得刨去雨天、农忙、有个头疼脑热。”刘文化推了推眼镜，补充道，“一年里满打满算能踏实干活的，也就二百天。这么算光靠咱自己，得干上三年多。”
屋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爆出细微的噼啪声。
三年。老人们有几个三年？孩子们等得起三年？全村人心里刚燃起的那点希望，经得起三年耗吗？
“不能全靠人力。”王建国打破沉默，声音低沉，“得上机器。挖土机、推土机，那铁家伙干一天，顶咱干一个月。”
“机器哪弄？”李大山问，“租？买？咱租得起吗？”
“问林局长。”一直没说话的老刘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明儿一早，我跟建国去县里，找林局长。把咱摸的底，把咱的难处，一五一十跟他说道说道。看他咋说。”
第二天天没亮，老刘和王建国就揣着干粮，搭上了头班去县城的拖拉机。突突的噪音里，两人沉默地看着窗外掠过的、依然昏暗的山影。
交通局里，林凡刚泡上一杯茶，就看见风尘仆仆的两人站在办公室门口。
“老支书！建国大哥！快进来！”林凡赶紧起身，“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吃过早饭没？”
“吃过了，吃过了。”老刘摆摆手，从怀里掏出那张小心折好的报纸草图，铺在林凡桌上，“林局长，您瞅瞅，这是俺们摸的底。”
林凡俯身细看。图很粗糙，字也歪斜，但该有的信息都有：分段、长度、问题、估算的工程量。一股混合着泥土和汗水的质朴气息扑面而来。
“工程量确实不小。”林凡直起身，眉头微蹙，“特别是清塌方那段，靠人力是难。”
“是啊。”王建国接口，“俺们粗算过，光靠村里这点劳力，得干三年。三年太久了。”
“你们有什么想法？”
“想用机器。”老刘说，“可不知道哪儿有，不知道多少钱，也不知道咋用。”
林凡沉吟片刻：“这样，我先联系一下县里搞工程的，问问情况。你们回去，继续做能做的准备——比如，组织人手，先把那些不用机器的小活计干起来。拓宽路面、备砂备石、平整路基，这些可以先动。”
“那塌方”
“塌方那段我想办法。”林凡语气肯定，“可能需要专业的爆破和机械，这个村里干不了，得请专门的人来。”
老刘和王建国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些微的踏实。有林局长这句话，就像黑夜里看见了盏灯，知道该往哪儿使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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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两人，林凡坐回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翻开通讯录，找到了赵老板的电话——就是现场会后第二天，主动来表示“支持”的那个工程老板。
电话响了几声才接通。
“喂？哪位？”赵老板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慵懒。
“赵老板，我是交通局林凡。”
“哎哟！林副局长！您好您好！您指示！”声音立刻清醒热情起来。
“想咨询个事儿。刘家坳那条路上，有一段大塌方，估计需要爆破清理。你们公司能做吗？”
“能做啊！太能了！”赵老板的声音拔高了几度，“我们有爆破资质，有专门的爆破员！清塌方这种活儿，咱常干！”
“费用大概多少？”
“这个得到现场看。”赵老板语气变得谨慎，“塌方体多大？土石方量多少？交通条件咋样？都得实地瞧了才敢说。这样，林副局长，我明儿就带人上去看看，给您报个实价，您看成不？”
“行，那就麻烦赵老板了。”
“不麻烦不麻烦！为乡亲们办事嘛！”
挂了电话，林凡盯着话筒看了几秒。他知道赵老板这种人，无利不起早。可现实摆在眼前：刘家坳的清塌方，村里干不了，局里没队伍。不用他，用谁？
第二天，赵老板果然开着一辆半旧的皮卡来了，带着两个人：一个戴眼镜、拿图纸的技术员，一个满脸横肉、手指粗短的爆破员。林凡亲自领着他们再次进了山。
看到鬼见愁那处庞大的塌方体时，赵老板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但很快掩饰过去：“嗬，这塌方不小啊。”
技术员拿着仪器上前测量，爆破员绕着塌方体转圈，时而蹲下摸摸土石。赵老板则掏出烟，递给老刘和王建国，攀谈起来。
“老支书，村里能出多少劳力啊？”
“能动的都上，三十来号人吧。”
“三十号人”赵老板嘬了口烟，摇摇头，“干这种工程，光靠人力可不行。得上机器，上炸药。机器我们有，炸药我们去批。就是这费用嘛”
“大概得多少？”王建国问。
赵老板跟技术员低声嘀咕了几句，转过身，伸出两根手指头，又弯下一根：“粗算得这个数。十五个左右。”
“十五万？”老刘的声音有点发颤。
“这还只是清塌方这一段。”赵老板弹了弹烟灰，“整条路的降坡、拓宽、铺垫，全加起来，没个四五十个，下不来。”
四五十万。而县里承诺的“以奖代补”资金，总共才五十万。如果光清塌方就用掉十五万，剩下的钱，够干什么？
回县城的路上，林凡和赵老板同车。车里弥漫着烟味。
“赵老板，这个价还能不能商量？”林凡看着窗外飞掠的山景，问道。
“林副局长，这真是最低价了。”赵老板一脸诚恳，“您也知道，现在人工多贵，机械多贵，炸药管得多严。十五万，我们也就保个本儿，挣点辛苦钱。”
“如果清运让村里人来干呢？爆破完的碎石，村民自己搬。”
“那能省点儿。”赵老板想了想，“清运要是村里包了，能减两万。十三万。”
“再降点。十万，行不行？”
赵老板一脸为难：“林副局长，十万真做不下来。我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这样，十二万，真不能再少了。再少，我就得往里贴钱了。”
林凡没再说话。他知道，赵老板的话可能一半是真，一半是讨价还价的策略。但在基层，很多事就是这样——你明知道对方可能打了埋伏，可你没有更多选择，没有更透明的市场，没有更规范的竞争。
回到局里，林凡把情况向李建国汇报。
“十二万”李建国点起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清一段塌方就要十二万，那整条路修下来，五十万绝对打不住。”
“我也觉得贵，可咱们没别的辙。局里没专业队伍，问其他家，报价只怕更高。”
“那就先这样吧。”李建国叹了口气，“跟赵老板签个意向，清塌方这段包给他。剩下的活儿，咱们再想法子，尽量让村里多出力，省点是点。”
“资金缺口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李建国把烟按灭，“先把最难啃的这段骨头啃下来。只要塌方清了，路通了气，后面的工程，可以分期干，今年干一点，明年再干一点。”
林凡知道，这又是一个现实对理想的妥协。他原本设想的是群众全程参与，花小钱办大事。可现实是，不得不依靠“社会力量”，不得不接受不那么便宜的报价，不得不把完整的工程切碎了分期实施。
但这就是基层工作的常态。在理想描绘的蓝图和现实提供的画布之间，你得学会调色，学会构图，学会在有限的条件下，画出一幅至少能看的画。
哪怕笔触粗粝，哪怕色彩暗淡。
只要画的是老百姓需要的路。
就有价值。
夜深了，林凡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摊开纸笔，开始起草与赵老板的合作协议。他要在这份简单的协议里，尽量把能想到的都写进去：工程质量要达到什么标准？安全责任如何划分？工期怎么约定？付款方式如何？验收程序怎样？
他写得很慢，很仔细。仿佛要通过这些文字，筑起一道小小的堤坝，挡住可能漫过来的、名为“不规范”的浑水。
窗外的县城渐渐沉寂，远山隐入浓墨般的黑暗。只有这扇窗里透出的光，和笔下沙沙的声响，在坚持着什么。
那声音很轻。
却像一颗固执的钉子，正试图钉进坚硬的现实里。
为了一条路。
也为了一种，不让希望轻易落空的可能。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