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清晨六点，天还没全亮，山间的雾气像乳白色的纱，缠绕着安县交通局灰扑扑的三层小楼。
院子里已经躁动起来。引擎轰鸣声、开关车门声、互相打招呼的寒暄声，混杂着清晨的凉意。各乡镇来的车五花八门——有漆面斑驳的旧越野，有沾满泥点的皮卡，甚至还有两辆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抽烟的男人们围成几个小圈，火星在晨雾中明灭，谈话的片段飘散在空气里：
“听说刘家坳那路，牲口都走不了”
“五十万？扔水里听个响”
“省厅来的愣头青，懂什么基层”
林凡从二楼办公室的窗口往下看，手心微微出汗。这是他到安县后主导的第一件大事，三十多个乡镇和局里的干部，要在刘家坳那穷得叮当响的山沟里耗上一整天。没有会议室，没有投影仪，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只有老槐树、破板凳，和村民从家里凑出来的粗瓷碗。
李建国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个冒着热气的搪瓷缸：“喝点豆浆，自家打的。”他把一个缸子放在林凡桌上，“怎么，紧张了？”
林凡接过缸子，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有点。怕搞砸了。”
“搞不砸。”李建国在他对面坐下，点了支烟，“穷有穷的治法。今天这场会，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咱们交通局管的路，到了最底下是什么样。在会议室吹空调、看ppt，永远理解不了老百姓为啥骂娘。”
七点半，车队准时出发。李建车的旧桑塔纳打头，林凡坐第二辆，后面跟着一长串各色车辆，在盘山公路上拉成一条歪歪扭扭的线，卷起的尘土像条黄龙，缓慢地游进深山里。
到达刘家坳村口时，老刘已经领着二十多个村民候着了。村民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脚上是沾着泥的解放鞋或自家纳的布鞋。几个半大孩子躲在大人身后，好奇又怯生生地张望。
“李局长！林局长！”老刘迎上来，粗糙的手紧紧握住李建国的手，又握住林凡的手。老人的手很硬，很有力，还有些抖。
“老支书，今天叨扰了。”李建国环视村民，“各位乡亲，对不住，来这么多人，给你们添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应着。
会场设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树荫里，村民们用长条凳、破课桌、甚至几块平整的大石头，拼凑出一个简陋的“主席台”。几十个小板凳、马扎、树墩子散放在空地上，高低不一。几张摇摇晃晃的课桌上，摆着五六个竹壳暖水瓶和一堆粗瓷碗。
各乡镇干部下车，看到这阵仗，表情各异。有人皱眉，有人撇嘴，有人无奈地笑，也有人神色凝重。
“各位，自己找地方坐。”李建国走到课桌后，没坐那把唯一像样的旧藤椅，就站着，“今天这会，咱们不开官样会。不念稿，不鼓掌，不搞形式。就一件事——看路，听老百姓说话，然后琢磨，这路到底该怎么弄。”
人们窸窸窣窣地坐下。矮凳硌屁股，树墩不稳当，几个发福的领导坐得龇牙咧嘴。有人习惯性地摸出烟，刚要点，李建国抬手制止：“忍忍。看看这些老人孩子，咱的二手烟，人家得吸一天。
那人讪讪地把烟塞回去。
老刘第一个说话。他没往“主席台”走，就站在村民堆里，转过身，面向所有干部。晨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各位领导，我是刘家坳的老支书，刘大山。”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我们村，五十三户，在册一百八十七人，实际在家的，六十七个。”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脸：“为啥只剩这么点人？年轻的、有点力气的，都出去了。去哪儿了？山外打工。为啥要走？因为村里没活路。为啥没活路？”
他抬手指向村外那条泥泞的土路：“就因为它。”
老刘开始讲，用最朴实的山里土话，讲这条路上发生的事。
“从村里到镇上，二十五里。不是平路，是爬山、过沟、钻林子。天麻麻亮出门，紧赶慢赶，到镇上太阳都偏西了。背点山货去卖，核桃、板栗、草药，挣那点钱，不够路上啃干粮、喝凉水。”
“前年秋，李老四家的媳妇怀娃，夜里发动，难产。四个汉子用门板抬着，往镇上卫生院跑。二十五里夜路啊，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十里坡，人就没了气。抬回来的时候，鸡都叫了。李老四抱着媳妇的尸首，哭得昏过去三回。他后来逢人就说：要是路能走车，要是救护车能进来，秀英死不了。”
“去年开春，村东头王奶奶的独孙子，在镇上读初中，周末回家。娃贪玩，路上摘野果，天黑了才走到老鹰嘴那段险路。一脚踩空，摔下去，左腿断了，脑袋磕了口子。村里人找到他时，血都快流干了。抬回来，躺了三个月，学也耽误了。王奶奶现在一提这事就抹泪，说这书念得，是把孙子的命栓裤腰带上。”
，！
老刘的声音不高，但每句话都像石头，砸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村民堆里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干部们沉默着，有人低头看鞋尖，有人望着远处雾蒙蒙的山，有人喉结滚动。
“我们刘家坳人不懒。”老刘继续说，“能种的地，石头缝里都刨出来种了；能养的牲口，省下口粮也养了。可东西出不去，变不成钱。为啥？路不行。一斤板栗，贩子到村口收，三块钱。背到镇上卖，能卖五块。可二十五里山路，百来斤的背篓，谁背得动？就算背去了，人累瘫了，第二天还咋干活？”
“我们就想啊，不求柏油路，不求水泥路，哪怕就是把这条路铲平点、垫宽点，让独轮车能推，让摩托车能走，就行。可这话，我们说了一年又一年，说到我这老支书都下台了，路还是老样子。”
老刘讲完了，站在那儿，像棵老槐树。风吹过，几片黄叶飘下来，落在他肩上。
李建国沉默了片刻，才开口：“下面，请林副局长说说他的看法。林副局长是从省厅下来挂职的，来咱们县时间不长，但刘家坳这条路，他前后跑了三趟。晴天跑过，雨天跑过，雨后也跑过。让他说说。”
林凡站起来，走到老刘身边。他手里拿着那个被雨水泡得皱巴巴的笔记本。
“各位领导，乡亲们。”林凡的声音比老刘清亮些，但在山村的清晨里，同样清晰，“老支书讲的，我都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我这本子上记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些数字，一些看见的东西。”
他翻开笔记本，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
“刘家坳出村的这条路，我分段测量过。总长十二点七公里，不是老支书说的二十五里，实际不到十三公里。但为什么感觉那么长？因为难走。”
“最陡的一段，在老鹰嘴，坡度三十八度。什么概念？空手爬都喘，背东西得手脚并用。最窄的一段，在鬼见愁，路面只有一米五宽，一边是石壁，一边是三十多米深的沟。最危险的三处塌方点，都在去年雨季形成，最大的一处塌了半边路，剩下的一米宽路面，向外倾斜十五度。”
林凡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干部：“这些数字，在项目报告里，可能就是一行字：‘局部路段需降坡、加固。’可走在这条路上，你会知道，‘局部路段’是老人抬病人时差点摔下去的地方，‘需降坡’是孩子上学路上摔断腿的地方，‘需加固’是下一个雨季可能彻底断绝整村出路的地方。”
下面鸦雀无声。
“我也算过经济账。”林凡合上笔记本，“按四级公路最低标准改造这十二点七公里，需要六百四十万左右。按简易砂石路标准，需要约二百六十万。如果只做最紧急的处置——清理塌方、危险路段降坡加宽、全线铺垫砂石——大概需要八十到一百万。”
他停顿，让这些数字在空气中沉淀。
“我知道，有人会算人均账。刘家坳在家六十七人，就算只花八十万，人均一万二。值吗？有人会算效益账。这条路修好了，能带来多少直接经济收益？能回收成本吗？”
“如果只算这两笔账，答案可能是不值，不能。”林凡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但是，有没有人算过另一笔账——如果这条路不处置，明年雨季，老鹰嘴再塌一次，会不会把路彻底堵死？鬼见愁那段险路，会不会再摔下去一个孩子？如果再有一个孕妇难产，会不会再死一个秀英？”
“这些，是没法用钱算的账。但这些账，老百姓天天在算，夜夜在想。”
林凡看向在场的乡镇干部：“今天来的，都是各乡镇管交通的领导。咱们安县，像刘家坳这样的村，还有多少？这样的路，还有多少条？老百姓这样的盼头，还有多少？”
没有人回答。但很多人避开了他的目光。
“我提一个想法，请大家琢磨。”林凡说，“刘家坳这条路，咱们不贪大，不求全。就做三件事：第一，把三处塌方清掉，把鬼见愁那段的沟边打上木桩护栏；第二，把老鹰嘴的坡度降到三十度以内；第三，全线铺垫二十公分厚的砂石。做完这三样，这路还是土路，但安全了，摩托车能走了，独轮车能推了，紧急时担架能抬出去了。”
“钱从哪儿来？”终于有人问出声，是青山乡的副乡长，一个精瘦的中年人。
“县里今年还有一笔应急资金，五十万。”李建国接过话头，“但这钱，不能直接给。我提议，用‘以奖代补’的办法——刘家坳的乡亲们，你们自己组织起来，投工投劳，先把能干的活干起来。清理塌方、备砂备石、平整路基，这些力气活，你们能不能干？”
老刘立刻站出来，声音洪亮：“能！怎么不能？我刘大山今年七十三，还能抡大锤、撬石头！我们村这些老哥们儿，最年轻的五十，最老的八十五，扛石头扛不动，清杂草、平路面、烧水送饭，总行！我们不要工钱，就要一条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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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群情激奋：“我们干！”“出力气，咱们有的是！”“请领导放心！”
林凡继续说：“乡亲们出力，把基础工作做了。县里派技术员来指导，保证活干对路子。等第一阶段验收合格，县里就从应急资金里拨材料费——水泥、钢筋、砂石、木料。这叫‘先干后补，干多少补多少’。”
青山乡的副乡长又举手：“李局，林副局，我是青山乡的，刘家坳是我们乡的村。这个法子好，我赞同。但我们青山乡，像刘家坳这样的村子还有三个。如果刘家坳弄了，其他三个村的群众肯定要问：都是一个乡的，为啥他有我没有？”
这个问题像块石头，扔进了刚刚泛起涟漪的水面。
林凡早有准备：“所以，今天这会，不只是定刘家坳的事，更是定一个法子——‘群众投工投劳、乡镇组织协调、县里以奖代补’的法子。刘家坳做试点，成功了，形成一套办法，就在全县有类似情况的村推广。哪个村的群众积极性高、组织得好、愿意干，哪个村就先上。资金有限，咱们就一碗水端平——谁先干，谁干得好，谁先得支持。”
这个思路，让很多乡镇干部眼睛亮了。
接下来是实地查看。长长的队伍沿着那条黄土路，缓慢地向山里移动。干部们大多穿着皮鞋或休闲鞋，走在这种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很快裤腿就沾满了泥。走到老鹰嘴那段陡坡时，几个体重大的领导已经气喘吁吁，扶着路边的树直不起腰。
“这这坡，空手走都费劲，背东西咋上？”一个干部喘着气说。
走到鬼见愁，看到那处巨大的塌方和仅剩的、向外倾斜的狭窄路面时，所有人都沉默了。一个女干部探身看了看几十米深的沟底，脸色发白，赶紧后退几步。
“这种地方，必须处理。”李建国沉声说，“下次大雨，这一段全得塌下去。”
走到村后最偏远的两户人家时，那个曾拉着林凡手的老太太又颤巍巍地出来了。这次她直接走到李建国面前，枯瘦的手抓住李建国的胳膊：“领导啊，您给句实话，我们这路，到底还能不能修？我孙子每星期走这条路，我这两晚夜夜做梦，梦见他摔下去我老婆子给您跪下了！”
老太太说着就要往下跪，李建国和林凡赶紧一左一右扶住。
“老人家，您别这样！”李建国眼圈有点红，“我们一定想办法，今年一定让你们走上平安路！”
实地走完，回到老槐树下，已经是下午两点多。所有人都又累又饿，但没人抱怨。村民们端出午饭——一大锅白菜炖豆腐，一盆炒土豆丝，主食是玉米面饼子和米饭。碗筷不够，就用一次性碗盘，或干脆用洗净的葫芦瓢。
干部们或蹲或站，就在路边吃起来。饭菜简单，但热气腾腾。几个原本有些怨气的干部，嚼着粗糙的玉米饼，看着远处破旧的土坯房和村民朴实的笑脸，默默放下了那点矜持。
饭后总结会，李建国站在槐树下，背后是斑驳的树影和更远处苍茫的群山。
“今天，大家都看见了，听见了。”他的声音在山村的午后传得很远，“刘家坳不是特例，是咱们安县很多深山村的缩影。路不行，人就出不去，东西就进不来，村子就活不起来。这个问题，咱们交通局不解决，谁解决？咱们这些管交通的干部不想办法，谁想办法？”
“林副局长提的这个‘以奖代补’法子，我觉得行。群众有积极性，愿意出力，咱们政府就该支持。我拍板：从今年的应急资金里，拿出五十万，专项用于刘家坳道路应急整修。但这五十万是‘药引子’，不是全包。刘家坳的乡亲们，你们得拿出干自家活的劲头，把这条路当成自家的路来修。”
老刘和村民大声应和：“一定！”
“各乡镇的领导，”李建国看向干部们，“回去后，都摸一下自家的底。看看你们那儿有没有这样的村，这样的路，这样的群众。如果有，报上来，局里统筹研究。咱们今年争取再启动两三个点。钱不够，想法子凑；人不够，想法子调。总之一句话——”
他顿了顿，声音铿锵：“不能再让老百姓走这样的路，不能再让秀英那样的悲剧，再发生在咱们安县的土地上！”
散会时，太阳已经西斜。各乡镇干部上车前，很多人特意过来和林凡握手。握手的方式和力度，与早晨来时已大不相同。
“林副局长，今天这课，上得值。”
“我们镇回去就摸排，争取也报一个点上来。”
“这法子要是能推开，真是办了件大实事。”
车队陆续驶离，卷起的尘土在夕阳下泛着金红。林凡站在村口，看着老刘和村民们站在尘土里挥手，一张张朴实的脸上，有种久违的光。
老刘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烤得焦黄的玉米饼：“林局长，路上垫垫。”
林凡接过，饼子还烫手，散发出朴实的粮食香气。
“老支书，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您放心。”老刘用力点头，“明天我就敲锣，全村开会。有力出力，有计献计。这条路，我们拼了老命，也要把它弄出个样子来！”
回程的车上，林凡靠着车窗，闭上眼睛。疲惫像潮水般涌来，但心里却有团火，温温地烧着。
他想起了张怀民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在基层做事，最好的法子不是给群众多少东西，而是点燃他们心里的那团火。那火烧起来了，路就有了，桥就有了，好日子也就有了。”
今天，他好像看见了那团火。
在刘家坳村民的眼睛里，在那些粗糙的手掌上，在那句“我们拼了老命也要弄出个样子”的话里。
车在暮色中盘旋而下，远处的山峦渐渐隐入黛青色的天幕。但林凡知道，在那些山的深处，有一盏灯，今晚会亮得比往常更久一些。
那盏灯下，一群老人正在商量，明天怎么开始修那条盼了一辈子的路。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盏灯，照亮更多这样的山村。
这条路，很长，很难。
但今天，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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