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晨七点，林凡已经坐在办公室里。
昨晚他几乎没睡，脑子里全是那本账。八百万、二十七条路、分级分类、试点先行这些概念像碎片一样漂浮，却怎么也拼不成完整的图景。
他决定换种方法——既然宏观上算不清楚，那就从微观入手。就像张怀民教过的：“解剖一只麻雀，比空谈一群鸟更有用。”
他打电话给小王：“今天去青山乡，我要看看黑石沟的路，还要看看其他几个村的情况。不通知乡里，就咱们两个去。”
小王有些迟疑：“林副局长，不通知乡里合适吗？”
“合适。”林凡说，“通知了，他们就会有准备。我想看最真实的情况。”
八点钟，两人出发。车子开出县城，往西边的山区驶去。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两边的山也越来越高。秋天的山是五彩的，黄的、红的、绿的层层叠叠，美得像画。但林凡没心思欣赏，他盯着窗外的路，脑子里在计算。
这段路有多长？路面宽度多少？坡度多大？有多少处破损？如果维修，需要多少材料？多少人工？
车子在一个岔路口停下。前面是黑石沟的方向，但林凡指了指另一条路：“先不走黑石沟，去刘家坳。”
“刘家坳？”小王有些意外，“那儿的路比黑石沟还差。”
“那就更要看。”
车子拐上一条更窄的土路。这条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条放大的田埂。路面宽度不到三米，一侧是陡坡，另一侧是深沟。路面坑洼密布，最深的地方能没过脚踝。车子颠簸得像在跳舞，底盘不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开了不到两公里，前面过不去了——一处塌方堵住了半边路面，剩下的宽度不够一辆车通过。
“只能走到这儿了。”小王停车。
两人下车，步行前进。塌方的地方，土石滑下来堆在路边，显然已经有些日子了。绕过塌方区，路更难走了。有些路段路基已经塌陷，路面悬空，下面是十几米的深沟。
林凡一边走，一边拍照，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坡度、弯道半径、路面状况、地质灾害点他要给这条路“画像”，要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
走了大概三公里，前面出现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房子多是土坯房，有些已经倾斜，用木杆撑着。村口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看见陌生人，都站起来张望。
“老乡，这是刘家坳吗？”林凡走过去问。
“是啊，你们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问。
“我们是县交通局的，来看看路。”
“交通局的？”老人的眼睛亮了，“来看路？是要修路了吗？”
“先看看情况。”林凡说，“您能带我们走走吗？”
老人叫老刘，七十三岁，是村里的老支书，已经退下来十几年了。他拄着拐杖，领着林凡在村里转。
刘家坳比黑石沟还偏僻，还穷。村里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孩子。房子破旧，道路泥泞，连电都是前几年才通的。
“从村里到镇上，二十五里山路。”老刘说，“年轻人都出去了，过年才回来。我们这些老的，去一趟镇上，得走半天。去年老李家老太太生病，抬着往镇上送，走到半路就没气了。”
“村里现在有多少人？”
“在家的，六十七个。”老刘说，“最年轻的五十岁，就是我。其他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还有几个八九十岁的。”
“孩子们上学怎么办？”
“镇上寄宿，周末回来。”老刘说，“每次回来，都得走三四个小时。冬天天黑得早，孩子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危险。”
林凡心里沉甸甸的。他看过刘家坳的资料——在二十七条待修路的清单上，排第二十七，倒数第一。理由是：受益人口少，经济效益低，修路成本高。
但眼前这些老人，这些孩子，这些等待的眼睛，不是数字，是人。
“如果修路，村里能出多少力？”林凡问。
“出力？”老刘眼睛又亮了，“只要能修路，我们什么都愿意干！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扛石头！村里这些老伙计，别的不行，力气还有！”
“那如果政府出材料，村里出劳力，你们愿意吗？”
“愿意！一百个愿意！”老刘的声音颤抖了，“林局长，您是不知道，我们等这条路，等了一辈子了。我当支书的时候就说要修，说了三十年，没修成。现在我退下来了，以为这辈子看不到了。您要是能帮我们修成，我们全村给您立碑！”
“别这么说。”林凡赶紧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村里转了一圈，又看了几条出村的便道。每条路都破败不堪，有的已经不能称之为路。林凡拍了上百张照片，记了十几页笔记。
中午，老刘非要留他们吃饭。简单的一锅土豆，一碟咸菜，几个玉米饼。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讲着村里的故事，讲着对路的期盼。
吃饭时，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拉着林凡的手：“领导，我儿子在省城打工，三年没回来了。为啥？路太难走，回来一趟太折腾。要是路修好了，他就能常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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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的手很粗糙，很温暖。林凡心里一酸。
吃完饭，告别村民。回程的路上，林凡一直没说话。
下午，他们又去了两个村。情况大同小异——路难走，人贫困，盼修路。
傍晚回到局里，林凡直接去了李建国办公室。
“李局长，我今天去了刘家坳。”
李建国正在看文件，抬起头：“刘家坳？那个最偏的村？”
“是。”林凡把照片和笔记放在桌上，“我想解剖这只麻雀。”
李建国一张张看照片，一页页看笔记。看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林副局长，我理解你的心情。”他说，“刘家坳的情况，我知道。但问题是，像刘家坳这样的村，全县有十几个。都修，修不起。修这个，不修那个，说不通。”
“那就不修了吗？”
“不是不修，是要等机会。”李建国说，“等县里有钱了，等上级有专项了，等”
“等多久？”林凡打断他，“那些老人等得起吗？那个等儿子回来的老太太，等得起吗？”
办公室安静了。
过了很久，李建国叹了口气：“林副局长，你在省厅待过，应该知道，做事要讲程序，要讲规矩，要讲效益。刘家坳修一条路，能带动多少经济？能产生多少效益？从经济账算，不划算。”
“那就不算经济账。”林凡说，“算民生账，算民心账。”
“可钱是经济账啊。”李建国说，“没有钱，什么账都算不了。”
又是钱的问题。
林凡深吸一口气：“李局长，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呢？不追求一步到位，不追求高标准，先解决‘能走’的问题。比如，把现有的土路整修一下，降坡、加宽、垫平，让摩托车能过，让担架能抬。这样的标准，花不了太多钱。”
“能花多少？”
“我粗算了一下。”林凡拿出笔记本，“刘家坳到镇上的路，二十五里。如果按最简易的砂石路标准，每公里造价十万左右，二十五公里就是二百五十万。如果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能省一半人工费，可能二百万就够了。”
“二百万”李建国沉吟，“二百万从哪儿来？”
“从八百万里出。”林凡说，“如果按我设计的方案，重点提升资金四百万，可以选两个像刘家坳这样的极端困难村，每个二百万，先把路修通。”
“那其他乡镇呢？那些人口更多的、更需要路的地方呢？”
“用基础改善资金解决。”林凡说，“三百万基础改善资金，可以维修几十公里的路，受益面更广。”
李建国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天色渐暗，县城灯火初上。
“林副局长，你这个想法，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他慢慢说，“那时候我刚到交通局，也是满腔热血，想给每个村都修条好路。但现实是，钱就这么多，路就这么多，怎么分都不公平。后来我明白了，基层工作，有时候不是追求最好，而是避免最坏。”
“避免最坏？”
“对。”李建国转过身，“最坏是什么？是路塌了砸死人，是救护车进不去病人死半路，是学生上学路上出事。所以我们的钱，首先要用来处理这些最紧急、最危险的问题。至于刘家坳那样的路，虽然难走，虽然群众苦，但只要不出人命，就只能往后排。”
这话很残酷，但很现实。
林凡沉默了。他明白李建国的逻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解决最危险的问题。这是理性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
“但李局长，刘家坳那条路，真的安全吗？”林凡问，“今天我走了一趟，好几处路基塌陷，路面悬空。如果下一场大雨，很可能塌方。如果那时候有人走”
李建国没说话。
“还有，”林凡继续说，“今天那个老太太，儿子三年没回来。为什么？路太难走。这看起来不是安全问题，但长期看，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发展没希望，人心会散。人心散了，比路塌了更可怕。”
这话触动了李建国。他重新坐下，点了根烟。
“林副局长，你说得对。”他吐出一口烟，“我可能在基层待久了，见得多了，心变硬了。总觉得，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拖着。但拖着拖着，就成习惯了。”
“那我们能不能不拖？”林凡说，“就从刘家坳开始，解剖这只麻雀，找到一条既能解决问题、又能在全县推广的路子。”
“你想怎么做？”
“开个现场会。”林凡说，“就在刘家坳开。把各乡镇分管领导、交通助理员都叫去，让他们看看刘家坳的路，听听刘家坳群众的声音。然后我们一起研究，这样的路该怎么修，钱该怎么花，群众该怎么发动。”
李建国眼睛亮了：“这个主意好！现场会，看得见，摸得着，比在会议室里吵架管用。”
“那我去准备？”
“去准备！”李建国拍板，“下周二就开！我亲自带队，各乡镇必须一把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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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建国办公室出来，林凡感到一种久违的振奋。虽然问题还没解决，但至少，方向有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他开始制定现场会方案。会议主题、参会人员、会议议程、考察路线、座谈安排每一项都要精心设计。
他特意在议程里加了一个环节：群众发言。要让那些盼了一辈子路的老人们，亲自说说他们的期盼和困难。
晚上十点，方案初稿完成。林凡发给了李建国，然后给小王打电话：“小王，明天周六，你加个班，陪我去刘家坳再跑一趟。我要把现场会的每一个细节都踩一遍。”
“林副局长，您不休息？”
“休息以后再说。”林凡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做好。”
挂了电话，他站在窗前。县城的夜晚很安静，远处的山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那些山里，有很多像刘家坳一样的村庄，有很多等待的人。
他想起了张怀民说过的一句话：“在机关，你服务的是政策；在基层，你服务的是人。政策是冷的，人是热的。所以基层工作，要有温度。”
现在，他理解了这句话。
政策可以讲效益，可以讲标准，可以讲程序。但人，需要的是希望，是改变，是一条能走的路。
哪怕这条路，一开始不那么宽，不那么平。
但只要有了路，就有了希望。
有了希望，一切都有可能。
夜渐深，林凡关掉电脑。明天，他要去山里，去那个叫刘家坳的地方。
去为那些等待的人，寻找一条路。
也为自己的工作，寻找一条路。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
但他已经踏上了。
而且，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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