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早晨，林凡比平时早半小时到办公室。
昨晚的思考让他辗转难眠。八百万资金，二十七条路，这个账怎么算，都不对。他想看看安县交通局往年的账本，看看这个困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财务股长老刘来得也早，看见林凡站在财务股门口，有些意外：“林副局长，您这么早？”
“刘股长早，我想看看咱们局近三年的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账目。”
老刘愣了一下：“您要看账本？”
“对，我想了解一下资金的使用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或者问题。”
老刘犹豫了几秒。在基层，账本是很敏感的东西。但林凡毕竟是副局长，他不好拒绝。
“那您进来坐，我给您找。”
财务股的办公室堆满了凭证和报表。老刘从铁皮柜里搬出三个厚厚的账本，分别标着2021、2022、2023。
“这是台账，记录了每一笔资金的来源、去向、用途。”老刘翻开2021年的账本，“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三块：中央车购税补助、省补资金、县财政配套。”
林凡一页一页地看。2021年，安县农村公路建设总投入一千二百万，其中中央补助六百万，省补四百万，县里配套二百万。修了四条路，总长度三十八公里。
“这四条路是怎么选的？”林凡问。
老刘翻出当年的会议纪要：“局党组会研究的。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受益人口，二是安全隐患。当年修的白水镇到长岭村那条路，就是因为连续两年发生塌方事故，县里下了死命令必须修。”
林凡继续看。每条路的造价都详细列着：材料费多少，机械费多少，人工费多少，管理费多少。他注意到，同样标准的四级公路，在不同乡镇造价差别很大。最贵的每公里四十多万，最便宜的不到三十万。
“为什么造价差别这么大？”
“地形不同。”老刘解释，“山区和平原，开山和填方，成本差一倍都不止。还有就是材料运输距离——有的地方砂石料要从外地运，运费就高。”
2022年的账本，总投入九百五十万，修了三条路，长度二十五公里。资金少了，路也修得少了。
“为什么2022年资金少了？”
“省补资金少了。”老刘说，“那一年省里重点支持贫困县，咱们安县刚摘帽，资金就减了。”
“县里配套呢？”
“没增加。”老刘苦笑，“县里财政一直紧张，能给二百万配套，已经是尽力了。”
到了2023年——也就是今年，账本还没记满。目前到位的资金只有八百万，其中中央补助五百万，省补两百万，县里配套一百万。
“今年县里配套只剩一百万了？”
“是。”老刘的声音低了下去，“县里几个重点工程要保，农村公路这块，实在是挤不出来了。”
林凡合上账本，心里沉甸甸的。三年来，投入在减少，需求在增加。就像一个越漏越大的桶，水却越来越少。
“刘股长，您觉得，咱们的资金使用效率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敏感。老刘迟疑了一下：“林副局长，我说实话，效率不高。”
“怎么讲？”
“一是资金分散。”老刘说，“八百万修三条路，每条路分到的钱都不够，只能降低标准，修出来的路质量就不好。过两年坏了，又得修，等于重复投入。”
“二是管理成本高。”老刘继续说，“三条路在三个乡镇，局里要派三个技术员去盯着，车辆、差旅、补助，都是钱。如果集中修一条路，这些成本能省不少。”
“那为什么不集中修一条路？”
“因为要平衡。”老刘说，“每个乡镇都等了好多年，今年修这个乡，明年修那个乡，还能轮着来。如果集中修一个乡，其他乡就会有意见——凭什么先修他的？他的路就比我们的重要？”
又是平衡。在省厅，平衡的是政策与执行；在基层，平衡的是人情与利益。
“还有就是”老刘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
“招投标的问题。”老刘压低了声音，“按规定，三十万以上的工程要公开招标。但咱们这些农村公路项目，都是几十万、百把万的小项目，大公司看不上，来的都是本地的小施工队。这些施工队之间关系复杂。”
林凡听懂了。这就是周凯提醒过的“要注意”的问题。
“有没有违规的情况？”
“这个”老刘不说话了。
林凡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触及了底线。他换了个角度：“从账本上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空间？比如，能不能把几个小项目打包成一个大项目，统一招标，降低成本？”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操作难。”老刘说，“不同乡镇的路，开工时间不一样，地形条件不一样，很难打包。而且，打包后中标的大公司，可能会把工程转包给本地小施工队，中间又多了一道利润，成本反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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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看似可行的方案，都有现实的制约。
回到自己办公室，林凡拿出笔记本，开始算账。
八百万资金，二十七条路。
如果平均分，每条路不到三十万。三十万能干什么？可能只够修一公里四级公路，或者修两三公里砂石路。
如果集中修一条路，比如黑石沟那条，八百万勉强够。但其他二十六条路怎么办？那些乡镇的群众会答应吗？
如果按他昨晚想的，分成维修资金和新建资金。维修资金普惠，新建资金集中。那比例怎么定？维修分多少，新建留多少？
他找来计算器，开始模拟各种分配方案。
方案一：维修五百万，新建三百万。五百万维修资金，平均分给二十七个项目，每个不到二十万，只能做点小修补。三百万新建资金，只够修半条路。
方案二：维修三百万，新建五百万。维修资金太少，解决不了普遍问题。新建资金多一点，但也不够修完一条标准路。
方案三：不平均分，按路况分。路况最差的乡多分，路况好点的乡少分。但怎么评定路况？谁说了算？会不会引起争议？
算来算去，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林凡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在省厅时，也参与过资金分配方案的制定，但那是基于各地的申报材料，基于专家评审意见，基于政策导向。现在，他要面对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路，具体的情感和利益。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上午十点，李建国来敲门。
“怎么样，账算明白了吗？”
“算得头疼。”林凡实话实说，“怎么算都不对。”
“这就对了。”李建国笑了，“要是能轻松算明白，这活就好干了。走，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看看咱们县里最‘会算账’的人。”
车子驶出县城，往南走了二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叫石门镇的地方。这个镇比林凡想象的要富裕些，街道整齐，店铺林立，还有一个小型的工业园区。
李建国带林凡走进镇政府，直接上了二楼镇长办公室。
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干的男人正在看文件，看见李建国，赶紧站起来：“李局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带省里来的林副局长转转。”李建国介绍，“这是石门镇镇长，孙镇长，咱们县的‘铁算盘’。”
孙镇长和林凡握手：“林副局长，欢迎欢迎。”
“孙镇长，我今天来，是想请教你个问题。”李建国开门见山，“假如给你八百万，全镇有五六条路等着修，你怎么分这笔钱？”
孙镇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李局长，您这是考我啊。”
“不是考你，是真想听你的意见。”
孙镇长请两人坐下，泡了茶，然后说：“如果是我，我会这么办——首先，把八百万分成三块：应急抢修、重点提升、基础改善。”
“具体说说。”
“应急抢修，留两百万。”孙镇长说，“专门用于突发情况，比如塌方、水毁，这些必须马上处理，不然会出安全问题。这笔钱机动使用，哪个村出问题，就用在哪里。”
“重点提升，留三百万。”他继续说，“选一条对全镇发展最关键的路，集中力量修好。比如从镇里到工业园区的路，或者通往主要农产品基地的路。这条路修好了，能带动一片。”
“基础改善，剩三百万。”孙镇长最后说，“这笔钱，不搞平均分配。让各村自己申报，提出方案——你想修哪段路，怎么修，村里能出多少力，群众支持度怎么样。镇里组织评审，哪个村的方案最可行、群众积极性最高，就把钱给谁。”
林凡听着，心里暗暗佩服。这个思路，比他们昨天讨论的都要清晰，也更可操作。
“但这样会不会引起矛盾？”林凡问，“没拿到钱的村，会不会有意见？”
“会有意见，但可以化解。”孙镇长说，“第一，评审过程公开透明，让大家都服气；第二，建立轮换机制——今年支持这个村，明年支持那个村，大家都有机会；第三，最重要的是，要让群众参与进来，让他们觉得这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怎么让群众参与？”
“投工投劳啊。”孙镇长说，“现在的政策鼓励这个。政府出材料，群众出劳力。劳力怎么算？可以折算成资金，抵配套资金。比如一个村，需要修两公里路，总造价六十万。县里补助三十万，剩下的三十万，村里可以通过投工投劳解决——村民出工，按当地工价折算，抵配套资金。”
林凡眼睛亮了。这个思路，他在政策文件里看到过，但没想到可以这样具体操作。
“实际操作中，群众愿意吗？”
“关键看怎么组织。”孙镇长说，“要让大家明白，修路是为了自己，不是给政府修。路修好了，自家卖菜方便，孩子上学方便，老人看病方便。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家是看得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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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劳力不够怎么办？年轻人都出去了。”
“这是个问题，但也有办法。”孙镇长说，“第一，可以动员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农忙或春节回来时集中干；第二，可以雇机械，群众出钱少部分，政府补助大部分；第三，有些技术要求不高的活，老人、妇女也能干，比如清障、备料。”
李建国看向林凡：“怎么样，学到东西了吧？”
林凡点头：“孙镇长，您的这些经验，能整理成材料吗？我想在全县推广。”
“可以啊。”孙镇长爽快地说，“不过每个乡镇情况不同，不能照搬。关键是要结合本地实际，灵活运用政策。”
从石门镇出来，回县城的路上，林凡一直在思考。
孙镇长的“三块分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但他也意识到，这个方法的前提是乡镇一级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群众基础。如果一个乡镇干部能力弱，或者群众信任度低，这个方法就行不通。
“李局长，您觉得孙镇长的办法，能在全县推广吗？”
“可以试试，但不能一刀切。”李建国说，“咱们县十五个乡镇，情况千差万别。有的乡镇像石门，经济好，干部强，群众基础好。有的乡镇像黑石沟所在的青山乡，经济差，干部换得勤，群众工作难做。同样的方法，在石门能成，在青山可能就成不了。”
“那怎么办？”
“分类指导。”李建国说，“条件好的乡镇，鼓励他们创新；条件差的乡镇，局里多支持、多指导。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像孙镇长这样的干部——懂政策、懂基层、会算账、会做群众工作。”
林凡记下了。这又是一个新的视角——不仅是分钱，还要培养分钱的人。
回到局里，已经中午了。食堂里，林凡端着餐盘，坐到规划股长老陈旁边。
“陈股长，我上午去石门镇了，孙镇长的‘三块分法’，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老陈说，“孙镇长是咱们县里有名的能干人。但他那套办法，对干部要求高。咱们有些乡镇的干部，别说‘三块分法’，能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就不错了。”
“那咱们能不能培训？”
“培训当然可以，但效果有限。”老陈实话实说，“基层工作，纸上谈兵没用，得在实践中练。孙镇长也是干了十几年，摔了无数跟头，才总结出这些经验。”
林凡明白了。基层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实践，甚至需要试错。
下午，林凡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重新设计资金分配方案。
他结合孙镇长的思路，也考虑了各乡各镇的实际差异，设计了一个“分级分类”的方案：
第一级：应急抢修资金，占总资金的20，用于突发灾害和安全隐患的紧急处置。
第二级：重点提升资金，占总资金的40，用于对乡镇发展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道路。采取竞争性分配方式，各乡镇申报，局里评审。
第三级：基础改善资金，占总资金的40，用于一般性农村公路的维修和改善。采取“因素法”分配，综合考虑路况、人口、经济等因素。
他还设计了一个配套机制：对于获得重点提升资金的乡镇，要求配套群众投工投劳，比例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30；对于获得基础改善资金的乡镇，鼓励但不强制。
方案写完，已经傍晚了。林凡拿着方案去找李建国。
李建国看得很仔细，看完后，沉默了很久。
“林副局长，你这个方案，理论上很完善。”他说，“但实际操作，会有很多问题。”
“您说。”
“第一，竞争性分配，怎么保证公平？评审专家怎么选？标准怎么定？会不会有人托关系、走门路？”
“第二，群众投工投劳，怎么组织？怎么核算？怎么监督？搞不好会变成形式主义，或者引发新的矛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建国看着林凡，“这个方案，动了现有的利益格局。以前是平均分，大家都有份，只是多少的问题。现在是竞争分，有的能拿到，有的拿不到。那些拿不到的乡镇，会怎么想？会怎么做？”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很尖锐。
“李局长，那您觉得，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小范围试点。”李建国说，“先在两三个条件比较好的乡镇试行，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再逐步推广。改革不能急，急了容易翻车。”
林凡接受了这个建议。是啊，在基层，任何改变都要循序渐进，要尊重现实，要留有余地。
从李建国办公室出来，天已经黑了。林凡回到自己办公室，看着窗外县城的灯火。
这一天，他学到了一门新课：算账。
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民心账。
不仅要算数字，还要算人情、算利益、算长远。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一个变量都会影响结果。
而他，正在学习如何在这个系统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也许不是理论上的最优，而是现实中的可行。
手机响了，是刘建军从省里打来的。
“林凡，在下面怎么样？”
“在学算账。”林凡说。
“算明白了？”
“越算越不明白。”林凡苦笑，“但越算越觉得，需要算。”
“这就对了。”刘建军说，“在基层，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是经济问题，所有的矛盾最后都是利益矛盾。学会算账，就学会了基层工作的一半。”
“那另一半呢？”
“另一半是做人的工作。”刘建军说，“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账，也要人去执行。所以，不仅要会算账，还要会团结人、调动人、引导人。”
林凡记下了。这又是新的一课。
挂断电话，他看着桌上那本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数字、公式、方案，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对基层的理解，对群众的情感，对责任的担当。
这些，不是在办公室能算出来的。
要在田间地头去感受，要在群众中去体会，要在实践中去领悟。
夜渐深，林凡关掉灯。
明天，他要继续学，继续算。
在这片土地上，学会一本更大的账。
一本关于发展、关于民生、关于未来的账。
他知道，这很难。
但他已经开始了。
而且，会一直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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