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八点，安县交通局会议室里烟雾更浓了。
今天要开的是全县农村公路建设计划审定会。除了局里的班子和各股室负责人，还来了七八个乡镇的分管领导和交通助理员。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有的人没座位，就靠在墙边站着。
李建国主持会议，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明年的农村公路建设计划怎么定。县里财政紧张，能给的钱就那么多，路又那么多，怎么分，大家说说意见。”
话音刚落，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就站了起来：“李局长，我们白水镇不能再等了！从镇里到长岭村那条路，今年雨季塌了三次，老百姓出门要绕十几里山路。再不修，真要出大事！”
“老陈，你别急。”李建国摆摆手，“每个乡镇都急，但钱就这么多。你先坐下，一个个说。”
建设股长老赵翻开一个厚厚的本子：“按照年初摸底，全县急需改造的农村公路有二十七条，总长度一百八十六公里。按最低标准，每公里造价三十万，总共需要五千五百八十万。但县里能拿出来的，最多八百万。”
“八百万？”下面一片哗然。
“八百万够干什么？修二十公里都不够！”
“我们镇那条路，光一座桥就得一百万！”
“李局长，这没法弄啊！”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林凡坐在李建国旁边，看着眼前这一幕。在省厅开会，大家都很“文明”，有不同意见也是委婉表达。但在基层，所有的矛盾都赤裸裸地摆在桌面上——钱少，路多，分不过来。
“安静！”李建国提高嗓门，“我知道八百万不够，但县里就这个能力。咱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怎么把这八百万用在刀刃上。”
“刀刃在哪？”有人问。
“这就是问题。”李建国说，“每个乡镇都说自己的路最急，都说自己的老百姓最苦。但钱就这么多，总要有个标准，有个先后。”
规划股长老陈站起来，走到墙边挂着的全县交通图前：“根据局里初步研究，我们建议按三个标准排序：第一，受益人口；第二，经济带动效应；第三，安全风险等级。”
他指着地图：“比如，白水镇到长岭村这条路，受益人口八百多人，沿途有茶园、竹园，修通后农产品能运出来，经济带动效应明显。但这条路地形复杂，修起来成本高，八百万可能只够修一半。”
“那黑石沟呢？”林凡忽然问。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所有人都看向林凡——这个从省里来的年轻副局长。
老陈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黑石沟受益人口不到一百人，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孩子。没有产业，修通后经济带动效应有限。但安全风险高——路况极差，一旦有急病，救护车进不去。”
“那按你们的排序标准，黑石沟排第几？”
老陈翻看手里的表格：“二十七条路里，排第二十六。”
倒数第二。
林凡没说话。他想起了昨天在黑石沟看到的景象，想起了那个凌晨三点出发卖山货的老乡，想起了老支书说的难产孕妇。
“林副局长有什么想法？”李建国问。
所有人都看着林凡。这是他来安县后，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言。
“我在想，”林凡慢慢地说，“我们的排序标准，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怎么调整？”
“除了受益人口、经济效应、安全风险，是不是还应该考虑一个因素——公平。”林凡说，“那些最偏远的、最困难的村子，也许人口少、经济差，但如果一直不修路，他们就会永远被困在山里，永远没有发展的机会。这公平吗？”
会议室里很安静。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都清楚，但很少有人会直接提出来——因为提出来也没用，没钱就是没钱。
“林副局长说得对。”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干部开口了，他是青山乡的交通助理员小吴，“我们乡的杨家坳，情况和黑石沟差不多。全自然村五十三个人，最年轻的都五十多岁了。那条路，走了几十年还是老样子。每次去开会，村民都拉着我问：小吴啊，我们这辈子还能看到车开进来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会议室里更安静了。烟味好像都凝固在空气里。
李建国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林副局长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很现实。但是——”他顿了顿，“现实是，我们只有八百万。如果给黑石沟修路，八百万可能刚好够。但其他二十六个村怎么办？那些人口更多、更需要路的村怎么办？”
这个问题，林凡回答不了。
“我有一个想法。”一直没说话的张副局长开口了，“能不能这样——八百万不集中用，分散用。每个乡镇分一点，先把最危险的路段修一修。比如白水镇那段塌方路，先清理塌方，修个便道；黑石沟那种，先把几个最陡的坡降一降，弄点砂石垫一垫。钱不多，但能让老百姓先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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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个办法。”王副局长扶了扶眼镜，“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有时候大事办不了，办点小事也是好的。”
“我不同意。”建设股长老赵立刻反对，“修路最忌讳修修补补。今天垫一点，明天补一点，钱花了，效果没有，过两年还得重新修。这是浪费！”
“那你说怎么办？八百万修一条路，其他二十六条都不管？”
“至少修好一条是一条！”
“那选哪一条？谁说了算？”
争论又开始了。而且比刚才更激烈，因为涉及具体的分配方案。
林凡听着，脑子飞快地转。他在省厅时参与过资金分配方案的制定，知道这里面有大学问——既要讲效益，又要讲公平；既要看当下，又要顾长远；既要听上面的，又要考虑下面的。
但理论和实践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没有结果。最后李建国拍板：“这样，各股室和各乡镇，三天内把各自最急需的路段情况报上来，要详细——长度、现状、受益人口、预计效益、安全风险、群众意愿。咱们根据这些材料，再研究。”
散会后，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都走了，只剩下李建国和林凡。
“怎么样，第一课？”李建国点了根烟，问林凡。
“很深刻。”林凡说，“在省厅，我们讨论的是政策、是标准、是宏观数据。在这里，讨论的是具体的一条路、一群人、一笔有限的资金。”
“这就是基层。”李建国吐出一口烟，“所有的问题都具体到不能再具体，所有的矛盾都尖锐到不能再尖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金，最后都要通过我们这根针，缝到老百姓的生活里去。”
“那像黑石沟这样的地方，就真的没办法吗？”
“办法有，但很难。”李建国说，“要么等县里有钱了——但不知道要等多久；要么争取上级资金——但竞争激烈，安县在省里排不上号；要么”他顿了顿，“发动群众自己干。”
“自己干？”
“对。”李建国说，“国家有政策，鼓励群众投工投劳修路。政府出材料，群众出劳力。但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孩子，哪来的劳力？”
林凡沉默了。每一个方案，都有现实的制约。
“别灰心。”李建国拍拍他的肩，“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十个想法，能成一个就不错了。但那个成了的，就能实实在在地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下午，林凡让小王带着，去了规划股。
老陈正在整理各乡镇报上来的材料，桌上堆得满满当当。看见林凡进来，他赶紧站起来：“林副局长。”
“陈股长，我想看看黑石沟的材料。”
老陈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个文件夹：“都在这儿。前年做的勘察设计，去年做的预算，今年”他苦笑，“今年没钱。”
林凡翻开文件夹。里面有黑石沟路的勘察报告、设计图纸、预算表，还有村民签名的修路申请书。材料很齐全，但都蒙上了一层灰——放的时间太长了。
设计图纸上，那条路弯弯曲曲，像一条挣扎的蛇。沿途标注着地质灾害点：三处滑坡风险区，两处路基不稳段，还有一座需要加固的小桥。
预算表上，总造价：八百七十六万。其中材料费四百多万，机械费两百多万，人工费一百多万，其他费用几十万。
对省里来说，八百多万可能是个小数字。但对安县来说，这是全县一年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总和。
“有没有可能降低标准？”林凡问，“比如，不按四级公路标准，按等外路标准？不铺沥青，铺水泥？甚至不铺水泥，就铺砂石？”
“可以降低。”老陈说，“但降不了太多。山区修路，最大的成本是土石方工程和地质灾害处理。这些省不了。如果降到最低标准，可能也要六七百万。”
“那如果分步实施呢？今年修一段，明年修一段？”
“这个”老陈想了想，“技术上可行，但管理上麻烦。修一半放那里，容易出安全问题。而且，万一明年没钱了，怎么办？”
又是钱的问题。
林凡合上文件夹：“陈股长，如果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能省多少？”
“人工费能省一部分。”老陈说，“但现在的农村，劳力是个问题。而且，机械作业的部分，群众干不了。”
“那如果县里出机械和材料，群众出劳力，组织村民分段包干呢？”
老陈眼睛一亮：“这倒是个思路。以前修农田水利，就是这么干的。但修路技术要求高，得有人指导。”
“局里能不能派人指导？”
“可以是可以，但人手紧张。全县那么多路要修，技术员就这几个。”
又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是资源约束——钱、人、时间。
回到办公室，林凡站在窗前。窗外是县城的街道，车来人往，还算热闹。但他知道，在那些看不见的山沟里，有很多人在等着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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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了张怀民说过的话：“在机关，你解决的是抽象问题；在基层，你解决的是具体问题。抽象问题可以用理论、用政策；具体问题，只能用智慧、用汗水，有时候还得用妥协。”
现在，他体会到了。
傍晚，小王来敲门：“林副局长，李局长说晚上一起吃饭，几个乡镇的领导也想跟您认识认识。”
林凡知道，这种饭局不只是吃饭，更是工作的一部分。在基层，很多事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饭局在县城一家普通的餐馆。来了七八个人，除了李建国，还有白水镇的老陈、青山乡的小吴，以及另外几个乡镇的分管领导。
菜很简单，但酒不少。李建国举起杯：“来，第一杯，欢迎林副局长。”
大家都站起来。林凡不会喝酒，但这个时候，不能不喝。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林副局长，今天会上您说的那个公平问题，说到我们心坎里了。”青山乡的小吴说，“但现实是，公平和效率，有时候就是冲突的。”
“我知道。”林凡说，“所以才要想办法，在冲突中找平衡。”
“怎么找？”白水镇老陈问，“八百万，二十多条路，怎么分都有人不满意。”
“能不能这样，”林凡放下酒杯，“我们换个思路——不按条分，按需求分。比如，有些路只需要维修，花不了多少钱；有些路需要新建，花钱多。我们把这八百万，分成维修资金和新建资金两块。维修资金，普惠性地给每个乡镇分一点，解决最紧急的安全问题。新建资金，集中投到一两条最急需、效益最好的路上。”
这个思路，让大家眼前一亮。
“维修资金怎么分？”有人问。
“按路况等级分。”林凡说，“路况越差、安全风险越高的，分得越多。每个乡镇自己报，局里核实，公开透明。”
“新建资金选哪条？”
“这个要慎重。”林凡说，“要综合考虑受益人口、经济效益、安全风险，还要考虑群众意愿——修路要占地，要拆迁，群众支持不支持很重要。”
“这个办法好。”李建国点头，“维修资金解决眼前的安全问题，新建资金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虽然钱还是不够，但至少每个乡镇都能分到一点，都能做点事。”
饭桌上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开始讨论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保证公平，怎么防止扯皮。
林凡一边听，一边思考。他发现，在基层，解决问题往往需要更灵活的思路，更需要创造性地运用政策，更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和在省厅时完全不同。在省厅，更多是执行上级政策，是规范程序，是监督管理。在基层，更多是面对具体问题，是寻找可行方案，是协调各方利益。
两种工作，两种思维。
酒过三巡，话也多了。白水镇老陈拉着林凡的手：“林副局长，您是从省里来的，见的世面多。您说，咱们安县这些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完？”
这个问题，林凡回答不了。但他想起了一句话——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听谁说的，记不清了。
“路是修不完的。”林凡说，“因为发展是没有尽头的。今天修了这条路，明天又会有新的需求。我们能做的，不是一次性修完所有的路，而是在每一阶段，修最需要修的路，让更多的人能走出去，让更多的希望能走进来。”
老陈愣了愣，然后用力点头：“说得对！说得对！”
饭局散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林凡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夜风吹在脸上，酒意醒了几分。
这一天，他上了重要的一课。
关于基层的现实，关于资源的约束，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这一课，在省厅学不到。
手机响了，是苏晓。
“又喝酒了？”苏晓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疲惫。
“嗯，工作饭局。”
“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知道了。”
“今天工作怎么样？”
“很累，但很充实。”林凡说，“看到了很多在省厅看不到的东西，也想到了很多在省厅想不到的问题。”
“那就好。注意身体。”
“你也是。”
挂了电话，林凡抬头看着夜空。安县的夜空很清澈，星星很多，很亮。
他想，在那些星星下面，在黑石沟那样的山村里，人们是不是也在看着同样的星空？他们看着星空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盼着一条路，还是已经习惯了等待？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工作有了更具体的意义——不是为了完成指标，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让那些等待的人，早一点等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哪怕只是一条能走的路。
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
那也是值得的。
回到宿舍，林凡打开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思考：
“基层工作第一课：资源永远是有限的，需求永远是无限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无限中寻找完美，而是在有限中寻找可能。用智慧，用汗水，用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诚。”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山城的夜晚很安静。
但林凡的心里，却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那是一种新的热情——不是对成功的渴望，不是对晋升的期待，而是对解决问题的执着，对改变现状的责任感。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
但他已经踏上了。
而且，不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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