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楼夜值
2020年深秋，我在江州市新开发区“澜庭苑”售楼处担任夜班保安。那栋两层建筑孤零零矗立在待开发区的边缘，后方二十米处是早已停工的工地，前方广场连接着一个三角形的岔路口，再往外便是人工湖和沿河的土路——土路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数百个坟堆，都是城区扩建时迁来的旧坟。
老保安交接时含糊提过：“这地方以前是片芦苇洼地，早年不太平。”他没细说，只嘱咐我夜班时若听见异常声响，千万别好奇去寻。
我的工作是在每晚七点、十一点、凌晨三点整，拍摄带水印的执勤照片发到工作群。照片必须涵盖楼内外关键区域，以证明一切正常。
连续值夜班的第七天，异常开始了。
刮擦声与空隔间
那晚十一点拍完照，我去一楼的洗手间。刚蹲下不久，隔壁隔间就传来“吱——吱——”的声响，像是有人用指甲缓慢而持续地刮擦门板。
售楼处的隔间用的是一种厚重的复合材料，刮擦声在寂静中显得异常清晰。我屏住呼吸——整栋楼此刻理应只有我一人。
心里有个声音说“快跑”，但另一种更强烈的冲动迫使我留下。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自己隔间的门，故意将每一扇门都用力撞开，制造出巨大的响声。
所有隔间都空无一人。
我松了口气，却注意到最里间的地面上有一小滩水渍，形状像个小小的脚印。厕所窗户紧闭，这水渍从何而来？
此后每个夜晚，进洗手间都需要莫大勇气。但真正的恐惧，在一周后降临。
开机的声音
凌晨三点，我拍完大厅照片，回到休息室躺下。刚闭上眼，就听见清晰的“嘀”一声——是对讲机的开机提示音。
我对这种老式对讲机很熟悉：开关是机械旋钮，不可能误触或自动开机。
寒意从脚底窜上脊背。我僵硬地起身，看向充电台——三台对讲机都在插座上，指示灯全暗。我挨个检查，旋钮都牢牢固定在“关”的位置。
“听错了？”我喃喃自语。但就在这时，其中一台对讲机突然传出细微的电流杂音，杂音中隐约有个童声在哼唱：“一二三，木头人”
我猛地拔掉所有对讲机的充电线。歌声戛然而止。
第二天，我在对讲机背面发现了几道细小的划痕，像是被指甲刮过。
土路下的往事
次日下午，我在广场遇见附近村里的赵老头。他听完我的经历，沉默地抽完半支烟才开口：“你们那楼底下，埋着不该埋的东西。”
他告诉我，售楼处所在的洼地在民国时期是“弃婴滩”，夭折的孩子都用草席一卷丢在那儿。六十年代发大水，冲出来几十口小棺材，“棺材盖都是开的，里面空的。”
“后面的工地更邪，”另一个老人插嘴，“那儿以前叫‘百家冢’，埋的都是无主尸。迁坟那会儿，挖出来好些个陶瓮，里头装的不是骨灰，是头发、指甲，还有小孩的乳牙。”
我听得后背发凉。赵老头最后低声说：“夜里要是看见穿红肚兜的娃娃蹲在墙角，千万别看他眼睛。要是听见有小孩叫你名字更不能应。”
那晚我提前准备了强光手电、防身器械，甚至下载了佛经音频。但真正击溃我的，不是可能出现的鬼怪，而是手机相册里的发现。
逐渐清晰的白影
凌晨三点拍照时，我按惯例先拍大厅全景。回看照片时，呼吸骤停——挑空二楼的栏杆处，多了一个模糊的白影。
白天我仔细检查过，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颤抖着放大照片。白影呈现人形，但头部扭曲变形。更诡异的是，当我翻看前几晚同一角度的照片时，发现这个白影其实一直存在，只是逐夜变得清晰：
第一天只是一团光斑；
第二天有了人形轮廓；
第三天隐约辨出手臂；
第四天能看出它面朝下方；
今晚它似乎转过了头，正对镜头。
我冲出大楼，在广场上大口喘气。夜风很冷，我抬头看向二楼栏杆——空无一物。
但低头时，手电光照出了几串脚印：光脚的小脚印，从售楼处门口一直延伸到人工湖方向，消失在土路边缘。而土路上，一座坟前的供品苹果滚落一地，每个苹果上都留下了小小的牙印。
符纸与灰烬
半个月夜班结束后，我立即提交了离职申请。表面理由是薪资太低，真实原因只有我知道：最后一晚，我在休息室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黄符。
符纸已经泛黑，朱砂符文被暗红色液体浸染大半。我把它拿到灯下细看，液体尚未完全干涸，散发着铁锈般的腥味。
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折叠床底下有一小堆灰烬，灰烬中混着未燃尽的纸边——与我手中的符纸材质相同。
也就是说，有人（或什么东西）在我睡梦中烧掉了另一张符，将这张塞到我枕下。整个过程，我毫无察觉。
离职那天下着细雨，我在公交站等车时，瞥见售楼处二楼窗帘动了一下。窗帘缝隙间，似乎有张苍白的脸贴在玻璃上，但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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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花了。”我告诉自己。
公交车启动后，我透过雨水模糊的车窗回望，清楚看见二楼每个窗口后都站着模糊的人影，齐刷刷面朝我离开的方向。
寝室的悬空书包
同年九月，我考入南岭职业技术学院。军训期间，我们被安排住进三号楼——这栋楼在2008年至2013年间曾封闭五年，原因成谜。
高年级学生私下流传，封闭前有个“初二十三班”，一个长期被霸凌的学生在宿舍纵火，将自己和四名施暴者烧死在屋内。火灾后，这层楼怪事频发：有女生半夜看见焦黑的人影在走廊游荡，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军训第五天，隔壁307寝室四人同时经历“鬼压床”，次日清晨，寝室中央凭空出现一袋未拆封的内衣，标签是当季新款，却散发着焦糊味。
308寝室更怪：晾在阳台的军训服，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件湿漉漉的民国旗袍，衣襟上别着一枚生锈的蝴蝶发卡。
看不见的“室友”
我们306寝室起初太平。直到那个周三下午，我因为中暑提前回寝休息，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在我床铺下低声说话。
是两个童声在对话：
“这个哥哥能看见我们吗？”
“看不见，他身上有符。”
“那把符拿走”
“不行，会惊醒‘守门人’”
我猛地睁眼，声音戛然而止。床下空空如也，但我放在行李箱上的书包，不知何时移到了对面的书桌上。
室友陈浩回来后，也撞见了更诡异的一幕：他折返寝室取水杯时，看见我的书包悬在半空，像是被透明人拎着。他一进门，书包“咚”地落地——不是掉落，是被轻轻放下。
当晚，上铺的李明偷偷塞给我一张折成三角的符：“我奶奶听说我们学校的事，特意去庙里求的。她说你们那层楼，当年烧死的不止五个人。”
他压低声音：“还有个宿管阿姨进去救人，再没出来。但档案里根本没有她的记录。”
石碑上的禁名
这些诡异事件让我想起一段尘封的童年记忆。
大约小学二年级，我随父母回浙西山区探亲。亲戚家老宅有间堆放杂物的偏房，我在那里看一台老旧黑白电视的动画片。
看着看着，进来个穿蓝布褂的小男孩，脸色苍白，眼睛漆黑。他安静地坐到我身边，看了会儿电视说：“这里不好玩，我带你出去。”
我们走出院子，沿一条长满青苔的土坡下行，路过一块倒伏的石碑。碑上刻满密密麻麻的姓名。
“这些名字不能念，”男孩严肃地说，“念了，就会有东西从下面爬上来找你。”
我逆反心起，故意大声念了三个名字。念完一转头——男孩消失了。
我愣了几秒，竟不觉得害怕，反而跑回屋继续看电视。父母回来后，我问起那男孩，大人们面面相觑：“这附近多少年没有小孩了。”
只有外婆脸色骤变，当晚就用艾草煮水给我擦身，并在我脖子上挂了枚桃木符牌。
三夜敲门人
回城后，我连续三夜梦见黑衣人来敲门。
第一夜，三个黑衣人立在门外，身高从高到矮整齐排列。我独自开门，他们不进屋，只是沉默站立。
第二夜，梦中多了父母。我开门，黑衣人依旧不进。
第三夜最为清晰：父亲手持平底锅，母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蛋炒饭。我一开门，三个黑衣人就欲冲入，母亲将整碗饭扣向最矮的那个。
热饭接触黑衣人身体的瞬间，发出“滋滋”声响，冒起白烟。黑衣人发出非人的尖啸，三人化作黑烟消散。
我惊醒后告诉母亲这个梦，她脸色苍白，连夜联系了老家的外婆。第二天，我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是七枚用红绳串起的古铜钱，和一张字条：
“戴上，别摘。那些东西认路。”
三角地脉
多年后，当我开始整理这些经历时，偶然发现了一份旧地图。
我老家的山区、南岭职院所在的城东片区、以及当年值夜的售楼处地块——三点在地图上构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等边三角形。而三角形中心，标注着一处废弃的“1953年防疫站旧址”。
我在市档案馆查到了该防疫站的资料：建于1953年，1978年因“地下结构异常”紧急关闭。档案附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手印，大大小小，层层叠叠。
最令人不安的是一份手写备注：“挖掘时发现七口陶瓮，呈北斗七星状排列。瓮内非骨灰，而为毛发、指甲及乳牙。瓮壁刻有符文，与后续在三处地块出土陶片纹路吻合。”
备注最后一行小字：“专家研判，此非埋葬，乃某种封印仪式。”
苏醒的瓮
上周，我接到李明打来的电话。他声音发颤，背景音是嘈杂的机械轰鸣：“你还记得售楼处后面那个1237工地吗？复工了挖地基时，挖出个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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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宫墙壁上全是手印，小的像婴儿，大的像孩童。正中央摆着七口陶瓮。”
他顿了顿，呼吸急促：“瓮口的封泥被撬开了，里面是空的。但地上有湿脚印，从地宫一直延伸到你们当年售楼处的位置。”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刺耳的电钻声，接着是工人们的惊呼。李明的声音断断续续：“墙上有字是用指甲刻的‘还差三个’”
通话戛然而止。
我翻出当年那张已彻底变黑的符纸，对着灯光仔细端详。在黑色污渍之下，朱砂符文其实一直清晰可辨，只是我以前未能读懂：
那根本不是符咒，而是一幅简图——三个点连成的三角形中心，画着一只从下方伸出的、五指张开的手。
而此刻，我租住的公寓楼下，传来孩童玩跳房子的声音，清脆的童谣在夜风中飘荡：
“一二三，回魂关”
“四五六，地府漏”
“七八九，瓮开口”
“十个童，不够凑”
声音越来越近，已到楼道。
我看向窗玻璃——上面不知何时印满了湿漉漉的小手印，从外面按上来，一层叠一层。
手机屏幕自动亮起，显示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信息：
“当年你念了三个名字。
现在，他们来找你要了。”
我颈上的古铜钱串，突然同时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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