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七月，从陕北第三分区回延安的路走了五天。头三天翻山道，黄土路被雨水泡得泥泞，车轮陷进去要几个人一起推；后两天换了驴车，走在塬地小道上，颠簸得人骨头都酸。车上除了余念新，还有两个文工团的女同志，怀里抱着三弦和布包，一路都在修断了的琴弦，没人多说话，只有风刮过草棵的 “沙沙” 声。
第五天傍晚，终于看到延河。天还下着小雨，河水混着黄泥，一层层拍在石岸上。赶驴车的老汉指着远处的零星灯火：“那就是延安城了。”
余念新点点头，心里没什么激动的情绪，只觉得那点灯火很亲切 —— 在北线待久了，再看延安的窑洞灯，竟有种 “回家” 的感觉。
到了延安，他先去新闻干部训练班报到。训练班设在原陕北公学的旧址，石墙上还刻着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标语，风吹过，标语上的红漆又掉了些。接待他的是王科员，戴副眼镜，说话干脆：“你就是余念新？刘部长有电报，说你带了分区的材料，先交去公文室。今晚没任务，明天开班前，组织上会找你谈话。”
余念新从怀里掏出用油纸包好的材料，递过去，转身走出办公楼。院子外种着一排桦树，风一吹，树叶擦得响。几个女学员在井边打水，穿着灰布军装，袖口卷到胳膊肘。有人看见他，笑着问：“新来的同志？明天可得早起，点名晚了要挨批评。”
“知道了，谢谢。余念新答。
第二天清晨，训练班在院子里升旗。场地不大，四面窑洞围成个方院，红旗升起来时，所有人齐唱《延安颂》，风大，歌声被吹得有些散。余念新站在第三排，看着红旗，忽然觉得熟悉 —— 这地方他从小就熟，连风的味道都没忘。
升旗后开班会，主持的是班主任刘秉文，瘦高个，声音不大却有分量：“中央宣传部定了，这次整训重点学三样：新闻写作、政治方针、群众路线。别以为写稿只是写字，这是政治工作，得往老百姓心里写。” 他目光扫过全场，在余念新身上停了两秒，又移开。
上午的课讲《解放日报》的办报经验，刘秉文在黑板上写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转身说：“报纸不是给干部看的，是给老乡、给战士看的，字要明白，理要透。去年有篇《信没寄出》，大家都看过吧？”
场下有人点头。
“那篇好就好在实，没堆口号，没装腔作势。咱们要学的，就是这种真实。” 刘秉文顿了顿，看向余念新，“这篇的作者就在这，让他说说体会。”
余念新站起来，想了想：“那封信是前线战士写的，我们只是把它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没什么特别的。”
“那你觉得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秉文追问。
“诚实。”
全场静了几秒，刘秉文笑了：“好，诚实，但得有立场。坐下吧。
课后，几个学员围过来：“你就是写《信没寄出》的？”
“嗯。”
“那篇在前线传得可广了，都说这是延安的笔写的！”
余念新笑了：“笔是我的，可内容是战士的，我只是把它记下来。”
“能记下来，也不容易啊。” 一个戴眼镜的学员说。
午后的组织谈话，屋里只有刘秉文和一个记事员，窗纸透进光，尘埃在光里飘。刘秉文翻着文件：“你在分区表现不错，高部长给你写了推荐信，建议你留在《解放日报》编辑部。”
余念新没说话，等着下文。
“不过，你带回来的稿子原件，知道为什么要核实吗？” 刘秉文抬头，“现在延安对稿源查得紧，你这篇被中央电台转播了，得有明确出处，不能含糊。”
“我有那封信的抄件。”
“抄件不算，得要能追溯的来源。” 刘秉文语气平和，“别紧张，不是查你，是现在一切都要规范。”
余念新点头：“我明白。”
“这段时间先别急着调岗，等结业了再定。整训既是机会，也是考验，好好把握。”
夜里，余念新没睡着。隔壁窑洞有人在练歌，唱《到敌人后方去》，歌声轻却不散。他翻开笔记本，写了几行课上的要点，又停笔 —— 想起在北线时，小林熬夜打字的样子，想起油印机 “咯吱” 的响声，那些日子离得近，又像很远。
第三天，《解放日报》社派来陈同志上课，他原在新华社工作，讲的全是实务：怎么收通讯员的稿子，怎么删改不丢原意，怎么把一件事写成新闻。“删改不是改意思，是去掉多余的词，让事实自己说话。”
课后，陈同志叫住余念新：“你就是余念新？”
“是。”
“你那篇稿子我看过，笔稳，字实。但现在报社强调团队，单篇写得好没用，得听编委的统一安排，懂吗？”
“懂。”
“明天去报社帮忙排版，试三天，看看情况。”
报社在延河东岸，一排窑洞靠山，印刷机昼夜不停，纸堆得像墙。编辑室里十几张桌子，稿子一摞摞堆着，空气里全是油墨味。一个老编辑领着他：“你负责整理地方通讯，先分类，别改句子，等审核了再说。”
，！
“是。”
余念新埋头干到天黑，稿子五花八门，有写工厂增产的，有写互助组春耕的，还有写老乡送子参军的。中间夹着几张没署名的稿子，他拿去问老编辑，老编辑扫了一眼：“这是民间来的，别碰，交上去就行。”
傍晚，刘秉文来报社，问他：“适应吗？”
“还行，就是稿子有点多。”
“明天跟我去总编室，见秦总编。”
第二天上午，总编室的灯亮着，秦总编三十多岁，桌上堆着电报稿和未审核的稿子。“这次整训，是为了给后方统一口径，不光要会写，还要会选，新闻得有方向。” 秦总编看着刘秉文，“你们班的学员，能独立成稿的有几个？”
“大部分都能，余念新在分区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那好。延安准备派一批新记者去各区队，下月出发，名单我在定。余念新也在考虑范围内。” 秦总编转向余念新，“你愿意再回前线吗？”
“服从组织安排。”
“好，回去等通知吧。”
那天黄昏，余念新路过保育院旧址。窑洞前的老槐树还在，只是院里的孩子换了一批，正排队唱歌。他站在坡上看了会儿，没进去 —— 这里是他的起点，却不是终点。从坡上能看到延河对岸的灯，散在塬上，像星星。
夜风渐凉，远处传来哨兵的脚步声，还有窑洞前红旗飘动的 “哗啦” 声。余念新往训练班走，心里清楚，不管是留在报社，还是再回前线，他都得守住 “诚实” 的底线 —— 就像刘秉文说的，新闻要实，要让老百姓看得懂、信得过。
几天后，训练班公布分配名单，余念新被派回陕北第三分区，还是负责《边区战讯》，只是多了个任务：培养分区的通讯员，规范稿源。拿到通知时，他没意外，反而觉得踏实 —— 北线有他熟悉的人，有他熟悉的事，还有那台旧油印机，等着他回去继续写 “真稿”。
出发那天，王科员来送他：“到了那边，多写点好稿子，让延安也看看北线的变化。”
余念新点头：“我会的。”
驴车沿着延河走，风里带着草的清香。他回头看延安的窑洞，心里忽然想起小林说的 “报纸断不了”—— 只要还有人愿意写真事，这报纸，就永远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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