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十二月，延河结了层薄冰，早晨的风从山口吹过来，裹着家家户户烧炕的烟火味。延安城里的人起得早，挑水的、抬柴的、在窑洞门口晒土豆片的，路上满是脚步声。
余念新站在山坡上，看着下方烟雾缭绕的窑洞群，听见山脚传来整齐的口号声：“支前、支前，一切为了前线！” 声音顺着风飘上来，像敲在心上的鼓点。
他没直接去机关，绕到东边的操场 —— 今天要开 “冬季大生产表彰会”，主席和中央领导会出席，刘秉文昨天特意叮嘱，汇编室所有人都得去听。
操场里挤满了人，红旗插在薄雪地里，风一吹就猎猎响。主席站在高台上，身边是裹着厚毛衣的张副主席和几位政务委员。主席的声音不算大，却能传到每个角落：“我们的干部、群众，目标就一个 —— 让中国人自己吃饱饭，自己打胜仗。”
台下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余念新挤在人群中，听得格外认真。当听到主席说 “写文章、出文件，得让老百姓看得懂” 时，他心里一动 —— 之前写的那些 “学习心得”，大多是套话，老百姓根本看不懂，这或许是个改变的机会。
散会后，刘秉文凑过来：“听见没？这是上头的指示。你们汇编室以后写稿，得接地气，别再搞那些绕弯子的理论。
“那之前的理论稿怎么办？” 余念新问。
“留着，但得改，加些老百姓能懂的例子，让战士、农民一看就明白。” 刘秉文拍了拍他的肩，“这活你合适，脑子活，能想到老百姓的事。”
下午回汇编室，气氛比往常热。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改稿，陈一峰坐在一堆资料前挠头：“主席的讲话要编进简报，全抄不行，乱摘也不行，怎么弄才好？”
“要不这样，” 余念新开口，“选几段主席的原话，再配几个真实的群众故事，用故事印证讲话，老百姓也爱看。”
“故事？哪来的故事？” 陈一峰抬头。
“之前整理民情资料时，有个延河北岸的运输队长高老汉，带着十几个人推小车，走三百里给前线送粮，路上还帮着修了两段路。就用这个例子，标题叫《送粮的脚印》，既实在，又能扣上‘大生产’的主题。”
陈一峰愣了愣，笑着点头：“你这小子，还真有主意。”
两人一下午都在整理素材，余念新负责写故事部分，陈一峰核对主席讲话的原文，确保不偏差。晚上把样稿交给刘秉文，刘秉文翻完，难得笑了：“不错，有人味，不是干巴巴的文字了。”
两天后，《边区干部学习简讯》登了这篇文章，标题改成《脚印》，署名还是 “汇编室”。文章在机关里传得很快，有干部笑着说：“这次的简报像回事了，不是空话，能看进去。
刘秉文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叫‘真稿’，不是之前的‘试稿’—— 写的是真事，说的是真话，才叫真稿。”
余念新听得清楚，心里踏实了不少 —— 原来写真事，真的能被认可。
接下来的日子，延安进入年末动员期，白天编稿，晚上学文件，偶尔还要去参加支前劳动。机关食堂偶尔会断粮，大家就轮流去山上挖野菜。陈一峰一边挑水一边叹气：“以前觉得干部不用干粗活，现在才知道，一视同仁不是说着玩的。”
“这正好，” 余念新笑着说，“以后写稿，就能从挑水、挖野菜写起，更真实。”
刘秉文在旁边听见，瞪了他一眼：“少贫嘴。下周你去延大听课，新闻讲习班，补补文化，是书记点的名。”
“延大？” 余念新愣了 —— 延大的新闻班都是培养骨干的，能去听课，意味着有机会接触更专业的写作。
“是，好好学，别浪费机会。” 刘秉文没多解释，转身去忙别的。
延大的课堂在山谷那头，窑洞外挂着 “新闻与通讯训练班” 的木牌。授课的是位从上海来的沈老记者，头发花白，讲起课来却很有精神：“宣传不是唱赞歌，是把真事告诉群众。你写得真，他们才信你；写得假，再好听也没人理。”
下课后，有学员问：“那批评的内容能写吗？”
沈老记者笑了：“能写，但得有分寸。批评是当镜子，让人看清自己的问题，不是拿刀子伤人。”
余念新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晚上回宿舍时，在路边看见林岚正贴宣传画 —— 画上是农民和战士一起推粮车，色彩很鲜艳。
林岚回头看见他，笑着招手：“你那篇《脚印》我看了，比之前的好看多了，像真的发生过的事。”
“本来就是真事。” 余念新答。
“那你也写写我呗？我画宣传画，也算支前。” 林岚开玩笑。
“行啊，等有空就写。”
当晚，余念新真的写了篇短文，叫《画上的红线》，写林岚怎么观察农民、战士的样子，怎么把他们画进宣传画，让更多人知道支前的事。稿子没署名，交给汇编室后，被选进了机关内部简报。几天后，刘秉文告诉他：“中央宣传部的人看了这篇，说‘文字有情，能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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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能一直写真事吗？” 余念新问。
“得看情况，” 刘秉文顿了顿，“真也分程度，不能什么都写，得挑能写、该写的真事。”
冬去春来，1945 年的雪渐渐化了，延河的冰开始解冻，黄河也涨了水。机关传来消息，要调部分干部去各地分区协助工作。
一天早上，刘秉文拿着一份名单来找余念新：“中央宣传部要调几个年轻人去陕北分区办刊，你在名单里。”
“什么时候走？”
“下周。你在汇编室这段时间学得不错，去分区能独当一面了。” 刘秉文放下名单，又补了句，“去了那边，多写、多看，写的东西要给群众看，也要自己心里过得去 —— 别丢了之前写‘真稿’的劲。”
余念新点头：“我记住了。”
出发那天，林岚来送他，递过来一张画：画上是延河岸边的窑洞，天空飘着红旗，角落里还画了个小小的粮车。“画得急，别嫌弃。”
“我会好好收着。” 余念新接过画，放进布袋。
“去了分区，要多写真事。” 林岚叮嘱。
“嗯，写真话，写老百姓能懂的话。”
车队出发时，延安的天刚亮，路两旁站着不少送行的人，口号声、挥手声混在一起。余念新靠在车窗边，看着渐渐远去的延安城，心里没有激动，也没有惶恐，只有一种平静的力量。
他想起主席说的 “让老百姓看得懂”，想起刘秉文说的 “真稿才有用”，忽然明白 —— 真正的稳，不是一味顺从，是在能写的范围内，守住真实的底线，不让文字变成空洞的口号。
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布袋里的画纸轻轻响。余念新低声对自己说：“试稿是写给别人看的，真稿是写给自己、写给老百姓看的 —— 以后，得多写点真稿。”
车队越走越远，延安的影子渐渐模糊，但余念新知道，不管到了哪里，只要还拿着笔，就不能忘了写 “真”—— 这是他在延安学到的，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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