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得慢，像有人在门外慢慢磨着一把刀。窗外的天空灰得像没上妆的脸，楼下送早餐的电动车急促地来回，声音在巷子里回荡，像是别人的生活在催促。刘长河在床上翻了又翻，最后还是爬起来，手伸进被窝摸到那本账本——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有旧胶带的痕迹。他把它摊到桌上，台灯下面，字迹像一排排小队伍，整齐又拥挤。
昨晚的签字像是把一块冰塞进了他胸口，冰融的时候带出来的不是水，而是账单。他翻到最末页，那里几行数字像铁钉一样钉住他：垫付首笔八万已到账（甲方预付），预计后续赔偿与修复费用保守估价十五万，队伍流动与停工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三万，材料退换与保管费五千。算下来，如果一切按最乐观的情况走，他也得出借近十万才能把这事撑过去；最坏的情况更难看——保险不赔、甲方追偿，债务会被追到他头上。
他把笔放下，指尖抠住笔杆，像抠一种疼。小鲁昨晚在门口等他时，露出那种想哭又要硬撑的样子，老白抱着伤的那只胳膊，纱布下湿润的暗红，像是他胸口永远抠不完的洞。他想起那一夜老白抓着他的衣腕，说“哥，你别走”，那声音里带着信任，也带着恐惧。现在，这信任像一张单子背在他肩上，要人把活子扛下去。
工地停了。那意味着钱不会按原计划进来，材料商不会主动退货，工人的生活费、房租、孩子的学费都要他来想办法。跟兄弟们的约定还在：不拖工资。那句约定像两个人之间的手铐，绑得越紧，越要小心。
他起身洗脸，冷水冲在脸上，像清理夜里睡不着时堆积在眼底的灰。他没刮胡子，胡茬在下巴上投下细密的影子。厨房里只有一个小锅，昨晚他匆忙地从医院回来，没顾得上热饭，凑合了两包方便面吃了半碗，味道淡得像无力的回答。现在又得开始算钱，光是想到那个数字，他的胃就一阵抽紧。
门外小鲁来敲门，进来时背着个薄兜，脸色很硬，“哥，大家昨晚都回去了，问了问意思——有人说要先给老白家点钱安抚，咱们得把流程安排起来。老白那边要求先付十万，医药费他们看着多，怕后续拖着。”他说得快，像怕自己停下来就支不住。
刘长河闭上眼，手撑着椅背，“十万？我们哪来这么多。”
“我知道。”小鲁也低着头，“我昨晚上跟老白他老婆说了，先把八万用来把人救起来，后面咱们再跟甲方、律师沟通追责。可他们听了也糊涂，说先有钱马上就能安排治疗，也能让人们心安。”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小屋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根柱子被风吹得吱呀响。现实像个老木匠，在他们肩上钉钉子，不声不响。刘长河拿出手机，盯着账本，指尖在数字上轻轻滑动。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把首笔八万的到账凭证和医院的具体费用清单先整理出来，先把这些资料交给律师，另外，把咱们队的账单、合同、现场照片都整理完。要是要追偿，证据必须在手里。”
小鲁点头，“我这就去叫老白他老婆配合，把医院账单拍下来，搬到你这里。”
他走了以后，刘长河坐回位子，手在账本上按了按边角。窗外下了小雨，雨声稀碎，像在安慰又像在催促。他打开抽屉，把那本早先放着的营业执照拿出来，灯光照在证上，字显得朴素。他想起成立之初的那个夜晚：几个兄弟围桌，举杯许愿，“再苦也做正经人。”现在他说的正经，和账本上的数字在拉扯——正经人要为谁正经？
早晨的日子过得很快，午饭也成了账本上的另一个项目：省一顿饭，能少几元；少一包烟，也能省上一点。工人们还在问工资。九点半的时候，老白的妻子和几个工友走到他的小屋门口，她们的眼神有些刺人，带着从绝望里挤出的希望。
“长河，钱到账了吗？”老白的妻子直接了当，声音里有些发颤，“孩子需要奶粉，医院要求先垫付部分。我们托着天花板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看能不能先给我们周转点，先拿出一部分。”
他看着她，想把桌上摆着的那张到账截图递出去，那八万里有他店里一块被甲方暂时垫付的钱，但不是全部能随他支配。有的款项还被项目部用作现场固定支出，动不了。他抬手把手机拿出来，打开银行界面，熟练地把转账页面点开，却又停住，像是手被什么东西拉住。
“小鲁，上来。”他把门轻轻掩上，声音低而沉。“先别急着问账，我现在去银行把首笔八万划过去，先解决医药费和临时补助。其他的我们再慢慢谈。”
老白的妻子听到这个承诺，先是一愣，然后像是被什么东西撑住了，眼神里露出一小片松动。她点点头，眼眶红了，说不出话来。
他出了门，雨后的空气凉得刺鼻，走到网点柜台前，填着表格，几分钟的时间像被压缩成了几个呼吸的宽度。那笔钱划出账户后，他坐在银行门口的长椅上，肩膀一阵软，像被风吹瘪。他突然觉得无力，像被人掐住喉咙后松手，气回不来。他把手指贴在胸口，那里有一股热和冰混合着向外蔓延——是责任和恐惧同时工作。
回到宿舍后，他把刚才的流水打出来，交给老白的妻子看，“先把这份记着，后面咱们按这条线走，任何款项都要有凭证，有收据。你也别总瞎急，急了不利于事情的程序化处理。”他声音虽然冷静，心里却在飘动。老白妻子把手按在流水单上，指尖贴着纸边，像在靠住某种保证。
下午，有两个材料商来催账。一个说那批刚到的石膏板不能退，已拆封，要求结清三千多元；另一个说工具押金一万要交还给供应商，不然要起诉。他在账本上划来划去，把每一笔都称了称，像称一个人的体重，一点点被拿起又放下。朋友里有几个贷款中介的电话开始冒出来，他们的语气既热情又刻意，像有人在夜里放置诱饵。
“哥，你要不要去找赵大军？听说他那边能周转一点。”有人建议，眼神里带着偷偷摸摸的希望。
他摇头，“不能。那路太脏，欠那种人情，很难还。”但他也知道，自己在账目的天平上左摇右摆时，那种“太脏”的人情有时是铁桥，能在河上拉过去。选择不去找，不代表桥不会被某天需要。
他开始动用了私人物品。把家里那台旧电视拿去当铺估价，老板看了半天，出价很低，说“能压点血本”。他又掏出几件工具，把比较贵的电钻、充电扳手放到市场上租卖掉，能换来几千块。每一件东西离开他手的瞬间，他都像失去一块保护自己生活的皮，他在心里数着工具的名字——那是他靠着做活才有的资本。
晚上，兄弟们集合在宿舍的小桌旁，大家的脸都写着疲惫。老白的妻子在旁边，孩子们靠在母亲怀里打着冷战。有人轻声说：“哥，这阵子真难。”有人又消沉：“这不就摊在长河头上了吗？你签了字，他就成了出口。”
他没有激烈的回应，只是把从当铺那边换来的三千多元平分了一些，先发了部分工资。工人的脸上露出一丝松动，那种松动里有感激，但也有不安——一分钱的缓解可以暂时暖手，但不能长久。有人把烟递过来，他接了却没点，只是把烟夹在唇边，像个句号。
深夜，他独自去趟医院。老白的手臂被厚厚包扎，但人还在打瞌睡，管子延伸着，机器“滴滴”声像有节律的心跳。他坐在床边，握住老白未包扎的那只手，手背的温度微凉。老白半睡半醒，眼皮抖动，喃喃说了句“哥，你别把功课丢了”。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在心里答应，答得像个孩子做错事后的哀求。
回宿舍路上，他经过那家小饭馆，老板抬头认出他，递来一碗热汤，说“多喝点，别凉着”。那一刻他差点哭出来，攥着碗边的手像一只抓紧稻草的手。他没有多答，只是默默喝着，汤里有葱花飘着，油油亮亮，像城市里的一点安慰。
夜更深了，窗外雨停了，空气里带着新洗过的味道。他把账本又摊开，灯光下字迹像检讨的痕迹。他开始做更具体的计划：联系律师，争取先冻结甲方部分结算金返还部分；联系当地劳动仲裁，准备在法律上争取分担责任的依据；保留现场证据，要求第三方机构检验电箱和线路；同时，他要把队员的工资放在首位——哪怕自己饿肚子，也不能让兄弟们没饭吃。
“哥，你为什么总是先考虑别人？”小鲁在床上翻身，半睡半醒问。
“因为他们有家。”他说得很平静，声音像磨刀的刃，“我可以找别的方式活下来，但他们不能一直等我找到路。”
小鲁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眼里像有光又马上被云遮住。
接下来几周，日子像被包在布里的石子，沉甸甸地一颗颗掉落。甲方那边按协议先垫付了八万，但律师的邮件里写明了“暂付且不作为责任认定依据”，保全了一层防护网，也留下后来追偿的口子。保险公司依旧冷淡，要求各种手续和证据，而那些证据多数都因为事故当时的匆忙而丢失或不完善。项目部给了他们一个短期的救急款，却把结算全部暂缓，写了封官方通知贴在工地入口，公告“工程暂停整改”，工地的机器在雨后显得孤独，像失去生命的鱼。
材料商们收起了笑脸，多次上门催款，其中一个供应商在他屋门口把账单摔在他脚下，口气不客气，“长河，你这边要不把钱解决，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他看着那张账单，纸上大大的数字像一把锯，慢慢把他的空间锯开。
他开始夜夜失眠，睡着也梦见账本里的数字在跑，醒来时手心满是冷汗。他的饮食变成泡面和冷馒头，早饭只喝豆浆。他也开始把家里的电暖器和不必要的花费一项项剔除，把省下的钱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有时他会数夜空中的星星，像数账，数到手抽筋，数到凌晨四点，天就亮了。
债务像个影子，慢慢贴近他的生活。房东来催房租，声音平静但坚定，“长河，房租你得尽快补上，我这月头也有些开支。”他点点头，“张姨，我等甲方结算下来立刻补。”张姨的眼神里有怜悯也有现实的压力，她拍了拍他的肩，“别把自己耗垮了，该找人帮的时候就找人，别单挑。”他笑了笑，那笑里有尴尬的自嘲。
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一块旧布，被每个人拧一拧，拧干了还得吊在架子上晒干再用。债务在他心里搬家，住进他晚上做梦的房间，白天又跑到工地上，像个无处不在的访客。他开始接一些小单子，哪怕是邻居家修个墙角、换个插座，也接，哪怕价少也接。手皮上的老茧像地图，几年一层一层盖上去，他每做一单都像在地图上用针戳一下，提醒自己还有路可走。
队员们有时紧张，有时默契。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车轮，谁先怂就可能被甩下，但兄弟们也不是没脆弱。老白住院的那个周日，小鲁把所有工资领了出来，分给了老白家，自己回到宿舍躲在床底下抽烟，眼睛发红。陈库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别太往心里去，哥们儿，我们一块儿扛。”那一刻，他们像一艘小船上的水手，互相抓着绳子，手心里有盐也有泪。
有天深夜，一个陌生电话打来，是个自称“可以周转资金”的人，声音温和，“听说你这边有点难处，我这边能出一笔短期资金，利息不高，手续简单，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刘长河把手机摁在胸口，听着那边人说话，他没有马上回答。桌上账本的页角在灯光下发白，像一张等待签字的票子。他知道这种路不好走——钱可以解燃眉之急，但背后的利息、关系、人情都会像钉子扎进皮里。若是答应，他将欠下一笔更难取消的“情债”；若不答应，账本上的红字会越来越凶。
他看了一眼睡着的队员们——小鲁的口罩还挂在床头，像某种旗子；陈库的老手套搭在窗台，缝隙里露出补丁。他想到那晚围桌时的誓言，想到房东太太在车站门口说的“你会有出息”，想到老白的手臂那一抹被火灼过的颜色。他握住手机，按下了接听键，听筒里传来温和的声音，他的喉结动了动，像是在吞下一根苦药。
“您好，我叫李宏，有个短期周转，可先周转一小笔，当然——要留证据，手续也透明。”对方话里带着一种被练过的体贴。
电话里有一秒的沉默。窗外的夜像一张慢慢合上的账单，他把手机贴近耳朵，声音压得低，“多少？”
“二十万起投，利息月息三点五，手段正规，手续完善。”对方说得很干脆。
三点五的利息像把刀)，每个月都要割下一块肉来还。他闭上眼，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二十万起投，对他这种状况来说更像是命运在笑话。他轻声说：“我现在只需要十万左右，能谈吗？”
电话那端有几秒钟的整理声音，像有人在翻文件，“可以，十万也可以做，利息一样。手续今天下班前能办好，先看你要不要留下资料。”对方的语气里既有算计也有诱导。
他放下手机，窗外远处有车灯闪过，像陌生的目光。他看着账本，数字在跳动，像跳蚤。签不签，借不借，这一刻变成了人生的分水岭。他想到老白的瞳孔里那种恳求，想到兄弟们在寒风中把手心贴在一起的画面，想到房东太太车站门口那一句“你会有出息”，这一切堆到一起，像一座无声的秤，压得他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心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扇推开一条缝。外头是冷得刚硬的风，还有街灯下一片被雨洗干净的路面。他深吸一口气，像在把一口苦咽下去，也像在为明天留一口气。
电话又响了，是小鲁，声音里有点急：“哥，账单来了，银行要我们去面签，有人来找我们催债。”
他在黑夜里把电话夹在肩膀和身体之间，回了一句：“先稳住，别让人情绪化，明早我去处理。”
挂断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手伸进被子里摸到那本旧账本，手掌压着封皮，像想把这整个世界按实。他在心里念了念兄弟们的名字，一个个，一个个。债务像潮水，涨得猛，淹到脚踝，眼看着就要漫过膝盖，但他知道，退路少了，也好——人总是靠走一步一脚印把未来踩出来的。
他在账本上又写了一行字：先挺三个月，能撑就撑。下方又添了一行小字：若撑不过，另立轮换方案，优先保证工人工资与老白医治。写完，他把笔握得更紧，像是把这句话变成了契约。
夜色里，他听见宿舍楼下几个人悄悄地说话，声音被窗户挡住，只在他心里回响。窗外的灯光忽明忽暗，像人在眨眼。电话里那端的利息、账单、律师的邮件、甲方的冷淡都在他脑子里交叠，像天气，把他周围的空气压成潮湿。
他躺下，把账本放在床头，手指在封皮上来回摩挲，像是在磨一把刀，也像在擦一颗泪。他闭上眼，却睡不着，脑海里不断回放老白的那句话、房东太太的那句话、兄弟们围桌的那一刻。最后他在心里固执地又念了一遍：“走着——别停。”
那句简单的话像一个咒。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但知道此刻不能停。他把被子拉紧，像把身体包成一个小小的堡垒，外头是雨后的城，里面是他和一群人的债与希望。他会在账单上寻找出路，会在律师建议下跟甲方纠缠，会在街角的当铺换来钱，会在朋友那里讨来一杯热汤，会在夜里跟小鲁讨论新的材料退换方案。
不过在那条路的尽头，他也能听到另一种声音——门外，有人低低在说话，像是预约，像是承诺，也像是威胁：“我们可以给你钱，但要你做点事。”他的手指在被褥里紧了又松，心里猛地一沉。
他没有应声。窗外初晨的光刚刚从远处亮起，一切像被慢慢拉回白日的轨道。债还没还，战还没打完，但有一件事他做得很清楚：明天，他要去见律师，把所有证据都呈上去；还要去找那位所谓的“正规周转人”，问清楚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还要去工地，看着那块被拆下的电箱，要求取样鉴定。
他在心里默念一次，又一次。然后起身，穿好鞋，出门，刚踏出门槛，手机又震了一下，是一个未知的来电。电话号码没有归属地，像是深夜里掉下来的石子。他站在门口，手悬在空中，像站在两条路口中间，左右都是风暴。忽然他笑了一下，笑里既有无奈，也有一种坚决。
“来吧。”他轻声对着冷风说，然后接起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