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得像要把人烤化，太阳早早爬到头顶，光线猛得刺疼眼睛。工地上灰尘被风一吹，像薄薄的雾，落在脖颈上、睫毛上、舌尖上。刘长河的背已经黑了两圈，汗水把衣服贴在后背。他把布包放到一边，蹲下系鞋带，脚底被砂砾磨得生疼，指尖的老茧还没长好，边缘起了新的裂口。
这天是他在工地的第三周。起初只是尝试性地做一天，后来因为二狗常去，那边活多、结得快，他就跟着混上了。白天的时间像永远不够用，太阳一出，人的影子就缩成细条。搬砖、挑砂、背水泥，重复着同样的呼吸与脚步，手像被流水常年冲刷，厚茧下是灰黑色的皮，裂开了边，渗出点点血。
包工头姓张，年纪看着三十多，瘦短的身子像个袋子里装了风，嘴巴快，眼睛小。人一笑，皱纹就像被拉长。张头带着一顶旧草帽，腰间挂着一串钥匙，领着一拨又一拨人进场。对新来的人脸上总是带着笑：干得好，能留；干不来，回去吃土。但笑里有刀。
那一天中午，他们在临时搭的棚子下吃饭。太阳像个大铁盘，照得棚子里更闷。刘长河扒着饭，汗顺着脖子往下，中午的盒饭里多了几片腌黄瓜，像是特别的奖励。二狗在旁边啃着鸡腿，边咽边笑：“今天人手短，干得快，回头张头多给点。”
“是多少？”刘长河问。他的声音里有点孩子气，但他知道要问，因为这些钱是他现在的全部寄托。
“日结一百五，干了八个小时就一百五。”二狗往嘴里塞菜，嘴角抹着油，像在提醒他别太紧张。
他们俩的活都不轻。午后太阳退到屋顶边，空气仍然燥。刘长河完成了第三袋水泥的时候，腿开始发软，膝盖像灌了铅。他弯下腰抬袋子，肩膀一阵刺痛，手掌被磨出新鲜的血痕。二狗在旁边一边拍打着手掌，一边说笑：“别急，别急，人呐，得练。”
到了天黑，工地上收工，机器停了，空气里只剩残余的热气。张头把一叠票子从裤兜里掏出来，摊开放在一个油腻的木板上，让人一个个去领。光线暗，他的手指在灯下动作利落。人群挤成半圆，吹着汗，眼里跟着票子走。
刘长河把手伸出，心里跟着指尖的热跳。他数着每天的活，想着这几天的工资本应该多少。张头一一叫名，二狗先去拿了，领了钱还回头笑着给了刘长河一个眼神——仿佛在说，稳稳的。
轮到他时，张头看了看名单，嘴里嘟囔着什么：“这几天刮风下雨，你们有迟到扣的，安全帽借的，胶手套丢的，午饭自理也扣点——这次给你一百，记着下次别再迟到。”他边说边把一叠叠钞票从上往下一滑，像在玩把戏。
一百块？
刘长河愣住了。手里的钱被粗糙的掌心压住，分量像纸一样轻。他缠了半天的劲想把话咽回去，却还是嘎嘎地冒出声：“张头——我们不是一百五么？”
张头没正眼看他，像是在应付小孩子：“兄弟，你这几天慢，上午走神被罚了，昨儿忘了戴手套吧，那里扣了三十，安全教育也得扣十，开工前你还少交了个证，先记账。再说了，厂里也不是我在那儿发，钱是账上管的。”他说得很干练，像是在解释某门手艺。
他那一套话说得多人也没说啥。二狗回过头，脸色有点难看，但嘴里只抿了抿：“别扭了，拿了再说。”他把一百摊在掌心，上面满是灰。刘长河站着，耳里嗡的响，像风穿过耳道。
走回宿舍的路上，他的脚步有点沉。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往身后拉长，影子里有黑色的疲惫。他按着口袋里那一百块，手心是凉的。二狗走在前面，脚步像在试探：“你咋不说话？”
“没事。”刘长河低声说。声音里有种咽不下的苦。
可那一天的事并未过去。他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总觉得被什么压着。回想白天的每一趟搬运，每一次被孙工在高处催促的口气，每次被指示站在烈日下等着混凝土凝固的命令，心里像被一层薄薄的油覆盖。那一百，像是一把小刀，在胸口来回划着。
第二天他去找张头理论。张头坐在临时办公室里，口袋里塞着报纸，手边是一杯冷掉的茶。他头也不抬：“怎么啦？你来领钱？该早来，别站那儿。”说完抬手指着旁边的椅子。
刘长河站在门口，胸口的闷愈发重。他把昨晚的清单、今天的出勤，还有早上二狗跟他的小声对话都挤到嘴里，话要吐却堵在喉咙：“张头，你昨天说一百五，现在为什么只给一百？名单上写的明明是——”
张头翻开账本，指头在纸上按了按，翻找着：“这账本你看不懂，你们都是临时工，很多事不懂。你看看这几项，材料损耗、午饭自理、安全规范罚款——都是规矩。你就别多心，吃饱了再干，早晚一目了然。我是先把今天的给你，月底统一结。”他说“月底统一结”的时候，眼睛里有种不耐烦。
“月底？”刘长河重复。月末还远，手里没钱，他又想到爷爷去世那阵子的那些日子，想到村口王婶给他咸菜时的眼神，口袋里那一点点存款，是他最后的底气。他的声音发颤：“我现在能不能拿工钱？我有些急事——”
张头耸耸肩：“谁没急事？你要是口袋里没钱，去借呗。我们这儿规矩多，别跟我生气，等月底算清楚。你要是不服，回家去。”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得像把人踢出局。
刘长河咬着牙离开。站在门口，他的手攥紧又松开，像有无数小针在手掌里扎。那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就像工地上的一粒沙，别人随手就能拨动。他想反驳、想撕下面前这张账单，解释自己没有迟到，证明自己没有拿过别人的手套，但这些都像浮云，飘在半空没有落地。
回到宿舍，他坐在床沿，二狗正在匆匆洗脸，像没注意到他回来时脸色。“咋回事？”二狗问。
“张头说月底结。”刘长河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语气里有被挤压的无力。
二狗沉默，随后骂了一句粗话：“他妈的，这都是套路。上次他也是这样，拿你们当工具。钱好拿，难道你就不晓得？不过，你也别太较真，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咱得想办法多挣点，别全指望这点儿。”
“多挣点怎么挣？”刘长河捧着杯子，杯沿冰凉。他想到这里有很多临时的黑工队、夜班，还有那条他听说过的砖厂，但都不是长久之计。二狗又说起了他的一套哲学：“瞧，今天被坑，明天咱去别处混，会有人罩。你得学会看人。张头嘴甜，但心眼多，这点你得记着。”
那晚他们在二狗租的屋里熄灯前又聊了很久。二狗说他以前也被坑过无数次，后来学会了算账：不只算每天的收入，还得记住那些扣的细节，谁扣得多，谁嘴上甜。他把二十多条规则讲给刘长河听：早上先看谁点名，记谁常说脏话；午饭别指望太好，夹菜的手能留根油；月底走账一定要尾随，别只听口头承诺。每一句话都带着生活的烟火气，像是教练在传授某门生存技巧。
日子在这样的教训里往前走。工地的活一次比一次重。夏天末的一个下午，他们被分配去吊装一整片墙体。那东西用钢绳拉着，摇晃得厉害，工人们在地面上跳来跳去固定。太阳像个沉重的盘子烙在头顶，钢绳在手里磨出赤红的疼。刘长河安排站位，忽然脚下一滑，整个墙体偏了一下，钢绳猛地一震，差点压到旁边两个小工。
声音里有惊叫，张头瞬间怒了：“你小子站位不稳，你想干死人吗？”他甩下一串粗话，眼里有火苗。幸好没人受重伤，但那一刻刘长河的手指在钢绳处被擦出一道长长的血线，疼得他皱眉，血顺着手臂滴到灰里，混成一条深色的线。
那晚上他躺在床上，手包着旧毛巾，看着天花板想：干活危险，连命都不那么牢靠，工资还靠别人愿不愿意发。他想起爷爷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手稳，日子才稳”——现在这句话像个嘲讽，越想越生疏。二狗在旁边翻身，“别老想这些，吃点药，明儿还得上。”
第二个周的最后一天，工地喊着要分红。领班把账本又一次拿出来，开始算账。工人们围着桌子，手里拽着名册，目光像盘秤。张头比往常更快，嘴上念着数字。他又开始扣项，扣一些莫名其妙的“机器费”、“材料损耗”、“安全培训费”。有人开始小声抱怨，有的则低声争辩。声音渐渐高了。
终于轮到刘长河。张头看了他一眼，笑得像事先练好的：“小长河，今天给你两百，算上这几天你辛苦的补贴。”他说得轻快。二狗在旁边刚想打个招呼，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刘长河已经接过钱，手指颤抖地数了数。他想问清楚明细，可张头拍了拍他的肩，像个长者：“别跟这些较真，兄弟，钱到手就好。”
他数着那一叠钞票，发现比自己按天算的少了不少。脑子里清晰地算着：昨天一百，今天两百，加上前几天的货，合起来数字不对。有人在旁边小声说：“他这人就是会算，他把账往自己兜里装。”声音像针，在空气里扎。二狗哼了一声，瞥了张头一眼，他的眼里有怒意，但他还是把气咽回肚子，像是早就学会了把不义之气攥成拳头。
回宿舍的路上，风把衣服吹得啪嗒作响。刘长河把钱塞进口袋，手指摸着口袋的缝线，像摸一块薄薄的疤。他没有说话，二狗也默不作声。夜色里，城市的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细长，晃动在路面上。
那夜他辗转难眠。钱在口袋里沉着，像有某种重量在提醒他：这不是报酬，这是赌注。他想起爷爷的怀表，指针一圈一圈地走着，不急不缓。他突然下定决心，手在被窝里握成拳：“有一天，我也要做自己的老板。”他在心里说，声音小得像从很远处传来，但每个字都很重。
第二天早上，他把这句话说给了二狗听。二狗先是一愣，随后大笑，笑里有嘲，也有赞：“做老板？你先把这手练起来，别让人把你当工具。老板都不是随便当的，得有人罩，你得会算这账，懂这行，攒点本钱。倘若你真想，咱就一步步来。”
他们开始动手计划。二狗说，可以先学点活，积攒技术：吊装、焊接、模板，哪一样精了，出门就能挣更多。刘长河说，他可以先练稳手，学会看图纸，学会认材料。他们把每一项技能和可能的收入列在纸上，像孩子做作业。每写一项，二狗的脸就亮一点；刘长河的眼里也有了光，像早饭里冒出来的那缕蒸汽，虽小，却直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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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里，他苦练基本功，吃过被机器吓到的惊慌，手上结了更多老茧，更多伤痕。可他也在班组里慢慢受了点人敬重：别人看他干活稳，没人愿意把活交给手抖的人。他学会了怎样用绳结固定重物，学会了判断混凝土何时凝固，学会了在刺耳的叫嚣中保持安静。
有一天清晨，他在工地角落里无意中看到张头和一个中年男人低声交谈，那人手里拿着一本账本，账本页边被翻得卷曲。刘长河靠着一根柱子，半听半看，听见“这笔可以调整，再扣点这项”之类的词语。这账本上的数字像活的，能被拨动，被分配，被吞下。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紧，心里那股火苗越烧越旺。
他回头看向工地外的天，天刚亮，光还薄。他想着那句“有一天，我也要做自己的老板”，这句话不再像午后随口说的一句戏言，而像一块石头，砸在河里，泛起层层涟漪。
夜里他躺在床上，二狗已经睡着，呼噜声像机车。他翻身，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痕，思绪像被风吹的纸屑。窗外的风又从北面吹来，带着夜色的凉。他心里开始盘算，要怎样去做，先学哪样活，怎么攒钱。他从床下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笔锋在昏黄的灯光下划出一行行字，记录着可能的步骤、可能的开销、可能遇到的坑。笔的声音很小，但每个字都像是他对未来的一次庄重起誓。
第二天清晨，他把本子夹在衬衣里，走出宿舍。太阳刚好从厂房屋脊上探出头，光照在尘土上，像撒了一层碎金。工地的人声像潮水，起伏着。他站在这人群里，肩膀又一次挺直，眼神里多了点不再被吓倒的东西。
他知道路远，钱少，人心更难猜。可风在耳边吹了又干，他扯了扯衣领，像扯去胸口的尘。他把拳头攥了攥，透过灰尘，他看见前方有一道光，那光不大，也不耀眼，但足够让人走下去。
他没说别的话。只在心里又低声念了一遍：“有一天，我也要做自己的老板。”
风从北面带来一阵凉。工地上的人们像秋天的叶子，随风而动。他的嘴角向上，几乎看不出来。那笑，是给自己，也是给那些未来可能会来敲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