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院角，拍掉二八大杠车座上的积雪，霜花沾在手套上，很快凝成小冰粒。
跨上车，脚蹬子一发力，车链在低温里“咔嗒”脆响，顺着积雪半化的土路往县城赶。
按张朝阳给的信儿，县农委在县政府西二条街，门牌号是15号。
路过镇供销社，砖墙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褪了色，门口贴着黄纸黑字的“防盗警示”——是县公安局年前统一贴的，红章印着“县公安局治安股”，他下意识摸了摸内兜的纸条。
县农委是栋老砖房，墙根堆着几捆冻硬的药材，标签用红漆写着“防风”“黄芪”，都裹着塑料布防潮。
门岗大爷裹着军大衣，耳朵上套着棉耳罩，问清他“找多种经营股的赵股长”，才摆手放行：“二楼东头，门牌上有名字。”
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响，李建军扶着栏杆往上走，手里攥着的布本被攥得发皱。
找到标着“赵卫国”的门牌，他抬手轻叩，力度不大，怕打扰里头办公。
“进。”屋里传来应答，声音沉稳。
推开门，办公桌后坐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正对着一叠油印文件写标注，桌角摆着搪瓷杯，杯身印着“先进工作者”。
“赵股长您好，我叫李建军，是县公安局张朝阳副局长介绍来的，想咨询中药材创业的政策。”他站在离办公桌半步远的地方，把“张朝阳”三个字说清楚。
赵股长放下笔，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他沾着雪的棉裤脚，指了指对面的木椅：“坐，张局今早打过电话，说了你要办药材收购的事。”
等李建军坐下，赵股长从文件柜里抽出本《1982年农村经济政策摘要》，翻到折角页：“中央刚下文，社员搞农副产品加工，前两年免工商税；牵头办合作组，带动三户以上，能找信用社贷低息款，最高三万。”
李建军立刻掏出铅笔，在布本上记，“免税”“低息贷款”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笔尖差点戳破纸。
“赵股长，收社员的药材算合作组不？用不用跟供销社报备？”他抬头问，语速不快，怕漏听回答。
“算，但得签书面协议，不能口头约定。”赵股长从抽屉里摸出张油印的协议模板，“你收的防风、黄芪是三类药材，供销社不管议购，自己找销路就行；要是收人参、鹿茸，得按派购计划来。”
“那药材质量咋定？怕收来的不合规矩。”李建军又问——山里人懂药材好坏，却不清楚外头的标准。
“墙上贴着《药材商品规格标准》摘要，你看。”赵股长指了指墙面，“根须干净、无霉变，按等级分价，外地客商都认这个。”
聊了四十多分钟，李建军把协议模板叠好，塞进布本夹里。
赵股长递给他张纸条：“这是公社经管站的电话，办合作组登记得找他们，带户口本和社员意向书。”
出了农委，风更冷了，李建军没往回村的路走，径直去了巷口的邮电所。
邮电所的木头柜台后，大姐接过他递的一毛钱，指了指墙角的黑色电话：“拨号慢点儿，别转错格，容易串线。”
他捏着纸条上的号码，一格一格转拨号盘，指尖冻得有点发僵。
“喂，县公安局副局长办公室。”听筒里传来声音。
“您好，麻烦找张朝阳副局长，我是李建军。”
几秒后，张朝阳的声音传来，背景里有翻案卷的动静：“建军？政策问明白了？”
“都清楚了，赵股长给了协议模板，三类药材能自己找销路。”李建军说，“明天去见东河乡的王主任，用提前说一声不？”
“不用，直接去。”张朝阳顿了顿，“我昨儿跟他通了电话，他常跟浙江客商打交道，你多问收货标准，比问价重要——那些客商对药材干湿度、杂质有要求。”
“知道了，朝阳哥。”
挂了电话，李建军揣好布本，跨上二八大杠往回骑。
夕阳把雪面映得发亮，车轮碾过积雪，“咯吱”声在冷空气里格外清楚。
内兜里的协议模板还带着油墨味，布本上的字迹被体温焐得软和些——开药材合作组的事，不再是飘着的念头，像是冻土里扎了根的芽，等着往出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