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邮电所出来，李建军跨上二八大杠往公社赶。东北正月的天暗得快，雪粒子飘在脸上发疼，他把棉帽耳罩往下拽了拽，车把攥得紧实——得赶在经管站下班前问清登记材料，省得隔天白跑。
公社大院的铁门没锁，经管站的窗户亮着灯。值班的老周头正就着煤油灯核账本，见他进来，搓着冻红的手问：“是李家庄的？张局提过你。”李建军忙掏出布本，把想办药材合作组的事说了，老周头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材料清单，一条一条念：“户口本、社员身份证明、三户以上同村人的签字画押，少一样都办不了。”他蹲在地上，借着灯光把清单记在布本边角，铅笔尖戳破了纸也没察觉。
接下来三天，李建军踩着雪挨家串户。村里人种药材多是零散刨些换油盐，听说要凑合作组，大多犯嘀咕：“要是卖不出去咋办？”他就掏出赵股长给的政策摘要，指着“免工商税”“省药材公司收”的字样念，又把科普手册里的收购标准翻给人看，直到第五天傍晚，才有三户松了口，在他画的简易协议上摁了红手印。
正月十八一早，李建军揣着一兜材料再去公社。经管站的人核对完，往一张印着“农业生产合作组”的纸上盖了红章，章油没干，在纸上晕出个红圈。“拿着这个，去县里办事腰杆硬。”对方把红章纸递给他时，他手指都在抖，小心叠好塞进棉袄内兜，贴着心口焐着。
隔天他骑车去县药材站后院的联络点。两扇木门挂着“省药材公司驻县收购点”的木牌，王主任正带着两个社员翻晒药材，见他来，往石碾子上坐：“赵股长跟我打过招呼，你收的货，就按手册上的来——根须干净、没虫蛀的算一级，差些的二级，价都是定死的，不压秤。”他蹲在旁边，把黄芪、防风的收购价记在布本上，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比任何时候都认真。
从联络点出来，他拐去了县上的“工商登记处”——还没叫行政审批局，就一间小瓦房。办事员翻了他的合作组证明，拿出几张油印表格：“填了这个，等七天来拿执照，先按‘个体收购点’办，往后规模大了再升‘公司’。”他趴在柜台上填，手冻得发僵，连“李建军”三个字都写得比平时大。
七天后，他攥着烫金的“药材收购点”执照回村。把执照贴在自家土房的墙上，又把红章纸、协议、布本摆了一炕，找之前签字的三户来：“往后咱的药材，直接送省公司，结钱快，不坑人。”有人伸手摸了摸执照上的金字，笑着说：“这下踏实了。”
三月初，山里的雪刚化透，李建军收了第一批药材——二十多斤黄芪、十多斤防风。他用麻袋把药材装好，绑在二八大杠后座上，骑车去联络点。
王主任过秤、验级，算完账递给他一沓票子，崭新的“大团结”捏在手里，他忽然想起正月里在巷口见张朝阳的那天，风刮得脸疼，可现在，手心的票子、车上的麻袋，都透着股热乎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