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的白银，雪比12月3日马兵落网那天更沉。鹅毛雪片裹着铜矿厂区飘来的冷雾，把永丰街老巷的青砖灰瓦裹得发白，连巷口老槐树的枝桠都积了半尺厚的雪，风一吹，雪沫子簌簌往下掉，落在张国孝的警帽檐上，瞬间就化了，留下一小片湿痕，顺着帽檐滴在他的警服领口，凉得人一激灵。
他站在刑侦队办公室的窗前，指尖捏着从凤凰山山洞带回的那方端砚残片。这碎片只有巴掌大，边缘还留着当年被酒瓶子砸裂的不规则纹路，有些尖锐的棱角已经被岁月磨得圆润，砚池里凝着的暗褐色血痂在清晨的灯光下像块嵌死的锈，指甲轻轻一刮，就能蹭下细碎的粉末，硌得指腹发疼——这是21章里马兵咬着牙供出的“高承勇藏了三十年的邪物”，也是他从青丝追到白发的三十一年里，离真相最近的一次突破。
“张队，工业学校那边蹲守的小王来消息了。”小李推门进来时，手里的保温杯还冒着热气，杯壁上贴了张泛黄的便签，上面的字迹是技术队老陈的，笔锋很用力，有些字都透了纸背：“砚台血痂dna与1988白兰案、1994石某案、1998邓某案、2002刘某案现场生物检材100匹配；砚台缝隙残留木屑经红外光谱检测，和1998年邓某家炕沿下提取的木屑成分完全一致，均为太行山侧柏木——这就说明，高承勇当年肯定是带着这方砚台去的邓某家，甚至可能每次作案都带着。”
张国孝没立刻应声，目光落在办公桌角那本磨出毛边的黑色笔记本上。这本子是他1988年刚当刑警时领的，封面已经被手指磨得发亮，边角卷了起来，里面夹着几张泛黄的照片。他伸手把本子抽过来，翻开第一页，用蓝黑钢笔写的字迹清晰可见：“1988年5月26日，白兰，23岁，白银公司铅锌厂冶炼车间女工，住址永丰街17号（租住房），未婚，男友为同厂技术员。”下面用红笔圈了一行小字，是现场勘查记录：“现场发现42码胶底鞋印，鞋尖沾有黑色墨渍；死者上身共26处刀伤，深浅不一，致命伤为颈部主动脉断裂；床头矮柜上有未写完的情书，信纸边缘有墨渍，钢笔笔尖仍蘸有未干的墨。”
他的指尖轻轻摩挲着“墨渍”两个字，纸面粗糙的触感突然让他想起白兰母亲递来的那双鞋。那是1988年5月28日，白兰遇害后的第三天，他和同事去永丰街走访，刚走到老槐树下，就看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女人坐在雪地里。女人头发上还沾着灶灰，怀里紧紧抱着一双米白色灯芯绒布鞋，鞋面上绣着朵小小的梅花，鞋尖处沾着一块明显的黑色墨渍。看见他们过来，女人突然站起来，把鞋递到他面前，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警察同志，你们看这鞋……这是白兰托人从兰州带的，说拍婚纱照显白，昨天还试给我看，转着圈问我好不好看……怎么就没了呢？”那天的风特别冷，女人的眼泪砸在雪地里，瞬间就冻成了一个个小冰粒，像碎掉的玻璃珠子，硌得人心疼。
“张队，该走了。”小李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拉回现实，“小王说高承勇刚把小卖部的门打开，正在门口生煤炉，现在人少，正好动手。再晚半小时，工业学校就放学了，学生都爱去他那儿买零食，怕乱。”
张国孝点点头，把笔记本仔细塞进内袋，又看了一眼桌上的砚台残片，确认证物袋封好，才抓起警帽往外走。警车在雪地里开得很慢，轮胎碾过积雪的“咯吱”声像在慢慢翻动一本沉重的案卷，每一声都压得人心头发沉。车窗外的街景缓缓往后退：永丰街的老槐树、白银公司的旧厂房、百货大楼褪色的红招牌、街角修鞋匠的铁皮棚子，都裹在厚厚的雪里，像一幅蒙了雾的老画，熟悉又陌生。
快到工业学校时，小李突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些：“张队，你还记得石某的那个铁皮盒不？就是1994年7月27号，我们在她供电局单身宿舍的枕头底下找着的那个。”
张国孝握着扶手的手紧了紧，指尖在冰凉的金属上敲了敲：“记得，绿色的铁壳子，上面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字，边角都被磨圆了。里面装着一沓零钱，一毛、两毛、五块、十块的，凑了整整128块6毛，还有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买红裙子，过年穿给爹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很用力。”
“对，就是那个。”小李的声音有点哑，“石某她爹是个老农民，从老家会宁赶来的时候，穿的还是双打补丁的黑布鞋，裤脚还沾着泥。我们把铁皮盒给他的时候，他坐在警局走廊的长椅上，抱着盒子哭了整整一下午，眼泪把盒子都打湿了。他说石某出门前跟他说，等过年回家就穿红裙子，让他跟村里的邻居好好炫耀炫耀，说他闺女在城里当工人，能挣钱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说话间，警车已经停在了“便民超市”门口。这是高承勇开的小卖部，店面不大，红底白字的招牌已经有些褪色，玻璃门上贴着一张去年过年时贴的福字，边角都卷了起来。21章里马兵说过，高承勇在这儿待了五年，每天雷打不动地在半夜磨墨，墨香能飘出半条街，甚至能飘到工业学校的围墙里。有学生跟马兵说过，半夜路过小卖部时，总能看见里面的灯亮着，窗纸上有个模糊的人影弯腰磨东西，动作慢悠悠的，像在做什么特别要紧的事，磨一会儿还会停下来，对着手里的东西发呆。
此刻，高承勇正蹲在门口的煤炉旁添煤。他穿了件灰色的旧棉袄，袖口和领口都磨得发亮，沾着不少煤灰，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他的手指在煤块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数个数，又像是在琢磨什么，直到警车的引擎声停在旁边，他才慢慢抬起头。
张国孝推开车门，门口的风铃“叮铃”响了一声，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雪天里格外突兀。高承勇的目光先是茫然，接着像被冻住似的凝固，手里的煤铲“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煤块滚了一地，有的还掉进了旁边的雪堆里，冒起一小缕白气。
“高承勇。”张国孝慢慢走近，声音很轻，却让周围的空气都瞬间冷了下来，“我们找了你三十一年。”
高承勇没说话，只是目光死死盯着张国孝手里的砚台残片，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着，过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断断续续的话：“这东西……还是被你们找着了。”他往后退了两步，后腰不小心撞到了身后的货架，货架上的方便面“哗啦”一声掉在地上，包装袋摔破了好几袋，淡黄色的泡面撒在雪地里，格外刺眼。“我爹当年……当年用酒瓶子砸了它，说这砚台是个祸害，把我娘都‘克’跑了。我半夜偷偷把碎片捡回来，藏在床底下，用胶水粘了三天三夜，手指都被胶水粘住了，以为能镇住那邪祟……没想到……没想到还是没镇住。”
他的话还没说完，小李和另外两名警员已经快步冲上去，按住了他的肩膀。高承勇突然疯了似的挣扎起来，胳膊肘用力撞在货架上，上面的饼干盒、酱油瓶、洗衣粉袋子接二连三地掉下来，砸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他的声音里裹着哭腔，又带着歇斯底里的嘶吼：“你们知道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白兰穿的那米白鞋，跟我娘当年跑的时候穿的一模一样！石某的那件蓝衬衫，是我娘最喜欢的颜色！还有那个叫苗苗的孩子，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得跟我妹妹小时候一样！她们都像我娘，都像！她们都要跑，都要丢下我一个人，我不能让她们跑！”
张国孝的心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疼得发闷。他想起1994年石某案的现场：石某倒在单身宿舍的木板床上，上身的蓝衬衫被粗暴地扯到胸口，露出的皮肤上有好几处淤青，她的右手紧紧攥着半块橡皮，橡皮上印着个小小的“蓝”字——后来技术队检测发现，橡皮上的黑色墨渍，和眼前这方砚台里的墨成分完全一致。他还想起1998年邓某案的现场：邓某的衣柜里挂着一件碎花衬衫，领口处沾着一块明显的墨渍，当时他们以为是邓某自己磨墨时不小心蹭上的，直到后来走访邓某的家人才知道，邓某根本不会磨墨，她连毛笔都没碰过。
“你说的‘跑’，从来都是你自己的臆想！”张国孝往前走了两步，声音里压着压抑不住的怒气，“白兰要和男友结婚，她买了新鞋，写了情书，连婚纱照的日子都定好了，她怎么会跑？石某要给老家的爹买红裙子，她把钱一点一点攒起来，连一块钱的雪糕都舍不得买，她怎么会跑？苗苗才八岁，她连县城都没出过，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放学能吃到一块糖，她知道什么是‘跑’吗？你说你在‘镇邪’，可你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邪祟！你把对自己母亲的怨恨，全都发泄在了这些无辜的女人身上，你有什么资格说‘镇邪’！”
高承勇的挣扎突然停了下来，头重重地垂下去，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像寒风里快要折断的树枝。过了好久，他才用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我娘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冬天，雪下得这么大。她把我爹的砚台扔在地上，摔成了好几块，指着我爹的鼻子说‘你就守着这破砚台过一辈子吧，我不跟你熬了’。那天晚上，我爹就喝了半瓶农药，临死前还抱着那些砚台碎片，说‘是我没留住你娘’……我看着他躺在地上，手里还攥着碎片，就觉得穿干净衣服的女人都靠不住，她们都会像我娘一样，说走就走，丢下我一个人……”
审讯室里的灯惨白刺眼，把高承勇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墙上，像一个扭曲的怪物。他坐在冰冷的铁椅上，双手被手铐锁在桌沿，手腕上的皮肤已经被勒出了红印。说起1988年第一次作案的细节时，他的声音还在不受控制地发抖，眼神里满是恐惧，又带着一丝麻木：“那天我在铜矿门口等活，冻得手都僵了，连握工具的力气都没有。看见白兰穿着米白鞋走过来，手里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给她对象买的烟。我鬼使神差地就跟了上去，她开门的时候没锁，我就跟着进了屋。我本来只想问问她，见没见过我娘，可她看见我手里的砚台碎片，突然喊‘这东西真脏’——跟我娘当年骂我爹的话一模一样！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满脑子都是我爹抱着碎片哭的样子，想起我娘走的时候的眼神，然后就拿起了桌上的水果刀……她倒在地上的时候，还攥着我的衣角，说‘我没见过你娘，你别杀我’，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我觉得她就是‘邪祟’，是来害我的，我必须把她‘镇住’……”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窗外的雪还在不停地下，敲打着审讯室的玻璃，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低声哭泣。张国孝走出审讯室，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小李递过来一杯热咖啡，他摇了摇头，咖啡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很快就散了。他抬头看着墙上的电子钟，红色的数字显示已经是12月8日凌晨两点半——距离白兰遇害，正好三十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过得真快，快到他都记不清白兰母亲后来的样子，只记得那年冬天过后，老太太就搬离了永丰街，听说回了老家，再也没回过白银。
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严，寒风灌进来，带着雪的味道，吹得人脖子发紧。张国孝走到窗边，看着雪地里警员们留下的脚印，突然想起1988年5月26日，他第一次勘察白兰案现场时，在巷口老槐树下捡到的半块墨锭。那墨锭现在还放在他的证物盒里，上面印着个“永”字，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和高承勇小卖部里卖的墨锭是同一个牌子。当时他以为是哪个孩子丢的，还在警局的公告栏贴了失物招领，可一直没人来领，就一直放在证物盒里。直到今天，他才知道，那是高承勇当年作案后慌乱中掉的，是那个恶魔留下的第一个物证。
“张队，高承勇全招了。”小李拿着刚整理好的审讯笔录走过来，声音有些沉重，“11起案子的细节都对得上，包括1996年在包头杀的赵某，还有2000年在西宁杀的张某。他说每次作案后，都会在现场留一点砚灰，说是给‘邪祟’做标记，其实是怕自己忘了杀过谁，怕自己哪天真的成了他爹那样‘没出息的人’。”
张国孝接过笔录，指尖划过“高承勇”三个字，纸面上的油墨硌得指腹发麻。他慢慢翻开笔录的最后一页，看见高承勇在签名下面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笔画都连在了一起：“我娘要是没跑，我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张国孝拿起笔，在旁边添了一行字，笔锋很用力：“没有谁的离开，能成为你剥夺别人生命的理由；没有任何‘邪祟’，值得用无辜者的鲜血来‘镇住’——你不是在‘镇邪’，你只是把自己的懦弱和怨恨，变成了刺向别人的刀，你是在作恶。”
天蒙蒙亮的时候，张国孝回到了办公室。他把砚台残片小心地放进证物盒，和11本厚厚的案卷整齐地摆在一起。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案卷的封面上，“白兰”“石某”“苗苗”“邓某”“刘某”……这些名字在光里仿佛有了温度，像一双双眼睛，静静地看着他，像是在说“我们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他走到窗边，看着永丰街老巷里渐渐有人走动，早起的环卫工人拿着扫帚，一点一点地扫着积雪，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像在为逝去的人拂去尘埃。老槐树上的雪开始融化，水珠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坑，像在为那些破碎的家庭流泪。
张国孝轻轻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2019年12月7日，高承勇落网。三十一年追查，终换正义不缺席。愿逝者安息，生者能放下伤痛，好好活下去。”写完后，他仔细地合上本子，指尖在封面上顿了顿，心里清楚，这三十一年的追查虽然结束了，但那些逝去的生命、破碎的家庭，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可至少，她们可以安息了，她们的家人，也终于能卸下心里那块压了三十一年的石头，重新开始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