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2日，白银市的秋雨连下了三天，把老城区的红砖房泡得发潮，墙皮上的霉斑晕开成片，空气里满是霉味和雨水冲刷后的泥土气息，还混着远处工厂飘来的淡淡煤烟味。张建国坐在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叠泛黄的案卷——1988年高承勇案、1994年王德才案、2000年刘斌案，每一本都被他翻得边角起皱，纸页上密密麻麻的蓝黑批注，记录着十几年侦查过程中没解开的疑点，有些批注旁还画着问号，墨迹早已干透却依旧刺眼。
“张队，省厅刚发的协查通报，您赶紧看一下。”技术科的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文件，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凝重，“2005年兰州西固区发生的一起单身女工被杀案，作案手法跟咱们白银这三起案子太像了，省厅技术处比对后觉得有串案可能，让咱们复核细节，看看有没有隐藏的关联。”
张建国接过文件，指尖划过微凉的纸页，快速浏览案情——兰州的受害者叫刘娟，29岁，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挡车工，单身独居，死状与白银的受害者几乎一致：颈部被锐器割伤，颈动脉断裂，身上有明显的控制类淤青，现场被翻得乱七八糟却没丢失贵重财物。唯一不同的是，凶手在现场的床头柜上留下了一枚完整的指纹，且穿的是42码的橡胶底帆布鞋，既不是早年的解放牌皮鞋，也不是2000年刘斌案里的牛筋底鞋。
“指纹扫描件和鞋印拓片数据传过来了吗？”张建国抬头问，声音因紧张而有些发紧。2006年的白银公安已经完成了刑侦技术的全面升级，不仅实现了与省厅、公安部的指纹、dna数据库实时联网，还配备了高清指纹自动比对系统和三维足迹分析软件，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只能靠技术员人工比对指纹、靠经验判断鞋印特征。
“已经传过来了，我这就导入系统开始比对。”小林转身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屏幕很快亮起，兰州案的指纹图像被放大——典型的箕形纹，纹路清晰，指节处有明显的横向磨损痕迹，指纹边缘还带着一点细小的裂痕，像是长期握扳手、钳子这类工具留下的职业痕迹。
张建国凑到屏幕前，目光紧紧盯着指纹的细节：“把1988年到2000年咱们所有排查过的嫌疑人指纹都调出来，特别是那些从事机械维修、矿业开采、汽修这类重体力劳动的，重点比对指节处的磨损形态，还有指纹边缘的裂痕特征。”
系统开始自动比对，屏幕上的指纹图像一张张闪过，与兰州案的指纹逐一重叠、匹配。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声和系统运行的轻微嗡鸣，张建国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屏幕，手心不知不觉沁出了汗。半小时后，系统突然发出“嘀——”的提示音，红色的匹配框定格在一枚旧指纹上，屏幕显示“相似度92，符合比对标准”！
“张队，对上了！”小林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连忙调出这枚指纹的档案，“这枚指纹是1988年排查机床厂职工时采集的，持有人叫张大军，当年30岁，是机床厂维修车间的维修工，42码脚，a型血。当年因为他案发时正在陕西宝鸡的机床厂出差，有机床厂出具的出差证明和宝鸡厂家的接待记录，所以暂时排除了嫌疑，只留下了指纹和基本信息存档。”
张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张大军，这个名字他还有印象。1988年高承勇案爆发后，全局对机床厂、农机厂等重点单位进行拉网式排查，张大军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只能通过人工核对不在场证明、采集指纹和血型初步筛查，加上张大军的出差证明“铁证如山”，后续就没再深入调查他的社会关系、出差期间的具体行踪，更没跟踪他辞职后的去向。
“立刻查张大军现在的下落！”张建国当机立断，语气不容置疑，“先调他的户籍信息，看看有没有迁户记录；再查他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重点看2005年兰州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另外，联系他当年的同事，问问他1990年从机床厂辞职后去了哪里，有没有从事过机械维修相关的工作。”
小林应声而动，手指在系统里快速操作。户籍系统显示，张大军的户籍一直留在白银区，但1990年从机床厂辞职后，就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派出所的登记信息里，只有他2003年更新身份证时留下的暂住地址——兰州西固区的一个老旧小区。银行流水则显示，他的账户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有频繁的兰州地区交易记录，2005年10月（兰州案发后一个月）之后就没再使用过，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
“他2003年在兰州的暂住地址找到了吗？离受害者刘娟的住处有多远？”张建国追问，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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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就在兰州西固区的福利路小区，离刘娟住的纺织厂家属院不到三公里，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小林调出电子地图，在屏幕上圈出两个地点，“而且，我们联系上了刘娟的同事王大姐，她说刘娟案发前半个月，总说被一个穿深色外套、戴鸭舌帽的男人跟踪，那个男人还故意在厂门口跟她搭话，自称是‘从白银来的机械维修工’，还问过她‘知不知道1988年白银机床厂附近的杀人案’。”
又是“白银来的”！又打听“1988年旧案”！张建国的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从高承勇到王德才，再到刘斌和现在的张大军，这些凶手似乎都有着某种诡异的“传承”——不仅复刻作案手法，还刻意将自己与旧案绑定，像是在完成一场跨越多年的“罪恶仪式”，甚至在故意挑衅警方的底线。
“小李，跟我去张大军的老家一趟。”张建国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快步走向门口，“他的户籍祖籍在白银区的张家庄，去问问他的亲戚邻居，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回过村，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特别是2005年之后有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张家庄在白银市郊区，是个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的村庄，秋雨把进村的土路浇得泥泞不堪，警车开进去时，车轮溅起的泥水沾满了车身。张建国和小李找到张大军的堂弟张大庆时，他正在院子里的塑料布上翻晒玉米，看到警车停在门口，手里的木耙子“啪嗒”掉在地上，脸上瞬间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
“张大军？我……我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张大庆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张建国，“他1990年从机床厂辞职后就很少回村，2003年回来过一次，穿得挺体面，说在兰州开了个小汽修厂，赚了点钱，还请我喝了顿酒。之后就没再联系，我还以为他在外面过得挺好，怎么……怎么警察同志找他了？”
“他2003年回来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比如提到1988年白银的杀人案，或者在兰州遇到了什么事？”张建国放缓语气，尽量让自己显得温和，避免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
张大庆皱着眉想了半天，伸手挠了挠后脑勺：“好像还真提过一嘴。他喝多了的时候，抱怨说当年警察冤枉他，把他当成杀人凶手排查，还说‘那些案子根本不是高承勇一个人干的，警察查得太浅了’。我当时吓得没敢接话，怕惹麻烦，就赶紧转移了话题。对了，他那次回来穿的是一双黑色的橡胶底帆布鞋，鞋底看着挺厚，跟你们刚才说的兰州案里的鞋好像是一个款式。”
张建国的眼睛瞬间亮了——张大庆的话不仅印证了他的猜测，还提供了关键线索！张大军不仅知道1988年旧案的隐情，甚至可能参与其中，而他穿的橡胶底帆布鞋，更是直接指向了兰州案的凶手！
从张家庄回到公安局时，已经是下午六点，秋雨还没停。技术科又传来新的突破：通过调取兰州警方的卷宗，发现张大军2004年曾因在汽修厂与人打架被兰州西固区派出所拘留过，当时采集的指纹档案与兰州案现场的指纹完全吻合；而且，警方在张大军当年工作的汽修厂附近的五金店查到，他2005年9月（兰州案发前一个月）曾购买过一把15厘米长的美工刀，刀刃型号与受害者刘娟颈部的伤口形态完全匹配。
“证据链基本完整了，现在就差找到张大军本人。”张建国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脑屏幕上张大军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中等身材，肩膀宽厚，眼神阴沉，嘴角总是不自觉地向下撇，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与1988年排查时的登记照相比，他的脸上多了几道明显的皱纹，两鬓也有了白发，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轮廓。
“张队，省厅刑侦总队传来消息！”小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协查反馈文件，脸上带着急切，“根据银行流水和通讯记录追踪，张大军可能躲在宁夏吴忠市，他有个远房表姐在那里开了家‘诚信汽修厂’，我们推测他现在可能在那家汽修厂打工，还用了‘李军’这个化名。”
“立刻出发，去宁夏！”张建国猛地站起身，心脏因兴奋和紧张而剧烈跳动——追查了十八年的旧案疑云，终于要揭开关键的一角，他绝不能让张大军再次逃脱。
宁夏吴忠市的“诚信汽修厂”坐落在国道旁，是一间低矮的红砖房，门口堆着各种废旧轮胎和汽车零件，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机油味。张建国和小李带着宁夏吴忠警方的侦查员，提前潜伏在汽修厂对面的茶馆里，透过窗户玻璃密切观察。下午三点左右，一个穿蓝色工装、戴鸭舌帽的男人从汽修厂的车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扳手，低头跟门口的老板娘说着什么——正是化名“李军”的张大军！
“行动！”张建国低声下令，几人立刻冲出茶馆，快步冲向汽修厂。张大军听到动静，抬头看到穿着警服的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转身就想往车间里跑，却被早已绕到后面的民警拦住。他挣扎着想要反抗，双手挥舞着扳手乱打，最终还是被民警们按在地上，手铐“咔嚓”一声锁在了手腕上。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我叫李军，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张大军躺在地上，嘶吼着挣扎，声音因恐惧而变调。
“没犯法？2005年兰州西固区的刘娟是谁杀的？1988年白银崔金梅案你又参与了多少？”张建国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冰冷如霜。张大军的身体猛地一僵，挣扎的力气瞬间消失，嘴唇哆嗦着，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
民警们随后对汽修厂和张大军的宿舍进行搜查，在车间的工具柜夹层里，找到了一把用布包裹着的15厘米长的美工刀，刀身上的血迹虽然被清洗过，但缝隙里还残留着一点暗红色的痕迹；在他的宿舍床底下，找到了一双黑色的橡胶底帆布鞋，42码，鞋底的纹路与兰州案现场的鞋印完全一致，鞋帮上还沾着一点与白银张家庄土壤成分相符的泥土；更重要的是，民警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用潦草的字迹记录着1988年到2005年期间，白银、兰州两地单身女工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上下班时间，甚至还有详细的跟踪路线图，有些页面上还画着简单的现场草图。
“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张建国拿起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在张大军面前晃了晃，“上面记录的受害者信息，还有你的指纹、鞋印、作案凶器，每一样都能证明你就是凶手。你以为躲到宁夏，改个名字，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你太天真了。”
张大军瘫软在地上，头埋在胳膊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过了很久，才传来压抑的哭声：“是高承勇！都是高承勇带的头！1988年的时候，他跟我在机床厂关系好，经常一起喝酒。有一次他喝醉了，跟我说要杀那些‘看不起我们这些工人的女人’，还让我帮他望风、收集女工的信息。我一开始不同意，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帮他，就杀了我的老婆孩子……我没办法，只能听他的。”
“高承勇死后，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杀人？”张建国追问，心脏猛地一缩——十八年的猜测终于得到证实，高承勇果然有同伙，而且这个同伙还在继续作恶！
“高承勇被枪毙后，我觉得没人能管得了我了。”张大军抬起头，脸上满是泪水和悔恨，眼神却依旧带着一丝偏执，“我从机床厂辞职后，到处打工都不顺，老板骂我，邻居看不起我，我心里的火气没地方撒，就想起了高承勇的办法。我模仿他的作案手法，在白银、兰州找单身女工下手，还故意换了不同的鞋子，留下不一样的线索，就是想让警察以为是不同的凶手，没想到……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在张建国的耐心审讯下，更多隐藏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1988年高承勇杀害崔金梅时，张大军确实在现场附近望风，还帮高承勇把作案工具藏在了机床厂的废弃仓库里；1994年王德才案发生前，张大军曾在白银的小酒馆里见过王德才，当时王德才正抱怨生活不顺，张大军就跟他提起了高承勇的“计划”，还传授了跟踪和作案的技巧；2000年刘斌案发生后，张大军曾在网上的匿名论坛里与刘斌交流过作案细节，甚至把自己整理的1988年旧案“心得”和现场草图发给了刘斌，间接促成了刘斌的犯罪。
“除了你、高承勇、王德才、刘斌，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到这些案子里？”张建国紧盯着张大军的眼睛，他隐隐觉得，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罪恶网络，绝不止眼前这几个人。
张大军摇了摇头，眼神里带着迷茫：“我不知道，高承勇没跟我说过还有其他人，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在兰州打工的时候，听一个工友说过，新疆乌鲁木齐好像也有人模仿白银的案子杀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006年10月8日，张大军被押回白银市公安局，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审讯室里，他详细交代了自己在1988年到2005年期间的所有犯罪行为，包括跟踪受害者的具体方法、作案时的心理活动、逃跑路线的选择，每一个细节都与警方掌握的证据完全吻合。技术科的dna检测结果也显示，张大军的dna与兰州案现场提取的毛发dna完全一致，美工刀缝隙里的血迹也与受害者刘娟的血型匹配，所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无可辩驳。
张建国站在审讯室外的观察窗前，看着里面低头认罪的张大军，心里却没有丝毫轻松。十八年了，从1988年到2006年，四起恶性杀人案，四个凶手，看似各自独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是一张巨大的罪恶之网，笼罩着白银市，也笼罩着他从青年到中年的职业生涯。
他回到办公室，把张大军的案卷与高承勇、王德才、刘斌的案卷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形成了厚厚的一叠。窗外的秋雨还在下，细密的雨丝把玻璃浇得模糊，像是在为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无声哭泣。张建国拿起笔，在张大军案卷的扉页上郑重写下：“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追凶之路，未有穷期。”
就在这时，小林拿着一份新的dna比对报告匆匆走进来，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张队，我们把张大军的dna数据录入全国刑侦dna数据库后，系统提示与2002年新疆乌鲁木齐市一起未破的单身女工被杀案现场提取的dna片段部分吻合，省厅已经发函给新疆警方，请求协助复核，看看能不能确认关联。”
张建国接过报告，目光落在“dna片段部分吻合”这几个字上，心里的担忧越来越深——这张罪恶的网，比他想象的还要庞大，还要复杂。从白银到兰州，再到遥远的新疆，这些模仿者像是散落的棋子，在某种无形的“黑暗逻辑”操控下，不断复制着悲剧。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秋雨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他混乱的思绪瞬间清醒。他知道，张大军的落网，只是揭开了这张罪恶之网的一角，还有更多的凶手潜伏在暗处，还有更多的真相等待着被发现。这场跨越近二十年的追凶之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