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追凶》第七章 1988年的余波与未凉的伤疤
1988年7月5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里坐满了人。崔金梅的母亲拄着拐杖坐在原告席第一排，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缕，眼神浑浊却死死盯着被告席；王丽的姐姐王芳抱着小雅，孩子的脸贴在她怀里，小手紧紧攥着王丽生前织的、还带着淡淡肥皂香的毛衣；李红的父母从陕西老家赶来，老两口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手里捧着李红的黑白照片，指尖早已被泪水浸得发皱起了皮。
上午九点，法槌“咚”的一声落下，高承勇被法警押进法庭。他穿着灰扑扑的囚服，头发剃得很短，露出光洁的头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悔意，仿佛即将接受审判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与他无关的陌生人。当审判长用沉稳而庄重的声音念出“被告人高承勇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法庭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哭声——崔金梅的母亲当场瘫倒在椅子上，旁边的亲戚连忙扶住她；王芳抱着小雅泪流满面，泪水打湿了孩子的头发；李红的父亲老泪纵横，双手颤抖着抚摸着照片，反复念叨着“闺女，你可以瞑目了，坏人遭报应了”。
高承勇听到判决结果时，嘴角竟微微上扬，像是在嘲笑这场审判，又像是在为自己的“落幕”感到解脱。法警押着他往外走时，他突然用力挣脱，回头看向原告席，目光像淬了毒的刀子一样扫过崔金梅母亲的脸，吓得老人浑身发抖，嘴里喃喃着“杀人凶手，别过来”。张建国坐在旁听席上，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指节泛白——这个冷血的凶手，到最后都没有一丝愧疚，他毁掉的不仅仅是三条鲜活的生命，更是三个家庭一辈子的希望和未来。
庭审结束后，崔金梅的母亲被人搀扶着走出法庭，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老人却睁着眼睛不肯闭眼，像是要把这“正义”的时刻刻进心里。她拉着张建国的手，干枯的手指冰凉，声音哽咽：“张警官，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家金梅讨回公道，我……我终于能给她一个交代了，也能跟她死去的爹有个说法了。”张建国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心里一阵发酸，他轻轻拍了拍老人的手，语气尽量温和：“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按时吃饭吃药，金梅在天上看着，也不希望看到您这样糟践自己。”
王芳抱着小雅走到张建国面前，孩子已经在她怀里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小眉头皱着，像是在梦里还在害怕。“张警官，小雅昨晚又哭着找妈妈，说梦到妈妈给她买水果糖了，还说要带她去公园玩滑梯。”王芳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眼底有明显的黑眼圈，“我跟她说，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出差，等她长大了，妈妈就会回来给她带好多好多糖，可我知道，这都是骗她的，我怕她太小，承受不住失去妈妈的痛苦。”张建国沉默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布娃娃，娃娃穿着粉色的裙子，眼睛圆圆的，很是可爱，他递给小雅：“这是给小雅的，告诉她，警察叔叔会像妈妈一样保护她，以后叔叔经常来看她，陪她玩。”
李红的父母捧着照片，对着张建国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久久没有直起来。“张警官，谢谢你，谢谢你不放弃，帮我们家李红抓到了凶手。我们明天就带李红回家，把她葬在老家的山坡上，旁边就是她妈妈的墓，这样她们娘俩也能做个伴。”李红的母亲声音沙哑，脸上的泪水还在不停地流，“我们老两口没什么本事，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只能给你鞠个躬，祝你平平安安的。”张建国连忙扶起老两口，眼眶有些发热：“大爷大妈，快别这样，这是我们的职责。路上注意安全，要是遇到什么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帮你们想办法。”
送走受害者家属后，张建国回到公安局，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老陈拿着一份厚厚的报告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凝重的神色。“张队，高承勇的心理评估报告出来了，我刚从省厅拿回来。心理医生说他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把杀人当成一种‘解压方式’，还说他在审讯时提到，早在1986年，他就有过跟踪女性的行为，当时还准备对一个女工下手，只是因为对方突然遇到了熟人，才没敢动手，后来就把这事压了下来，没跟任何人说。”老陈把报告放在张建国桌上，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这里，医生分析，他的这种心理问题，可能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他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打骂，还被同学欺负，心里积压了太多的负面情绪，长大后又遇到工作不顺，这些情绪就爆发了，最终走向了极端。”
“1986年……”张建国皱着眉头，手指在报告上轻轻敲击，“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并干预，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三起凶案了。还有，他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不算好，但也能维持生活，不至于到要报复社会的地步，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老陈点了点头，坐在张建国对面的椅子上，喝了一口水：“我也觉得不对劲，之前跟他妻子张桂兰聊天时，她提到高承勇在1985年的时候，因为工作失误被厂里处分过，还跟车间主任大吵了一架，从那以后，他的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孤僻，不愿意跟人交流，有时候还会莫名发脾气。我怀疑，那次处分可能是他心理扭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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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立刻让小李去机床厂，调取高承勇1985年的处分记录，还有当时的相关证人证词。下午三点，小李满头大汗地拿着一份泛黄的记录回来，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张队，高承勇1985年确实出了事故，他在操作机床的时候，因为分心，导致一台价值十几万的机床损坏，厂里给他记了大过，还扣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这对他来说打击很大，因为他当时正准备攒钱给儿子治病。他当时跟车间主任吵得特别凶，说主任是故意针对他，还扬言要‘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后来还是厂长出面调解，这事才平息下来，但他心里一直记恨着车间主任。”
“故意针对他？”张建国拿起记录仔细看了起来，上面详细记录了事故的经过和处理结果，“车间主任是谁？现在还在机床厂吗？能不能联系上他，跟他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车间主任叫刘志强，两年前因为身体不好退休了，现在住在机床厂家属院，离咱们局不远。”小李回答，“我已经跟他儿子联系过了，他儿子说刘志强愿意跟我们聊聊高承勇的事，还说有些情况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下午四点，张建国和小李带着水果，来到刘志强家。刘志强家住在一楼，院子里种着几棵月季花，开得正艳。听到敲门声，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蓝色衬衫的老人打开了门，正是刘志强。他看到张建国一行人，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屋里：“张警官，快进来坐，我早就等着你们了。关于高承勇的事，我知道的都跟你们说，那小子当初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老式的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刘志强年轻时的照片。坐下后，刘志强给他们倒了水，然后缓缓开口：“高承勇这个人，性格太偏激了，还特别自卑，别人稍微说他一句不好，他就记在心里，觉得别人看不起他。1985年那次事故，明明是他自己上班时间走神，跟同事聊天，才导致机床损坏，却说是我故意针对他，还到处跟其他同事说我收了好处，故意刁难他。后来厂里给他处分，他就更恨我了，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他故意把热汤洒在我身上，还恶狠狠地说我‘活该倒霉’，要不是其他同事拉着，他说不定还会动手打我。”
“他除了跟你有矛盾，跟其他同事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跟谁结过仇？”张建国追问，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跟谁的关系都不好，他总觉得别人都在议论他、嘲笑他，同事们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不睬，整天一个人待在角落里，像个闷葫芦。有时候还会盯着女同事看，眼神特别吓人，直勾勾的，看得人心里发毛。”刘志强回忆道，“有一次，我们车间的一个女同事，叫赵秀，跟他开玩笑，说他穿的衣服太旧了，该买件新的了，他当场就翻脸了，拍着桌子跟赵秀吵架，说赵秀‘狗眼看人低’，还说要‘教训教训她’，后来被车间里的老工人拉开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跟他开玩笑了。”
张建国又问了几个关于高承勇平时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的问题，刘志强都一一详细回答了。离开刘志强家后，张建国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高承勇的犯罪，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不顺和生活压力，更多的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偏激，他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都归咎于别人，用伤害无辜者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恨，这样的人，即使没有1985年的处分，也迟早会因为其他小事走上犯罪的道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晚上七点，张建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妻子已经做好了晚饭，两菜一汤，都是他爱吃的。儿子小明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看到他回来，立刻兴奋地跑过来：“爸爸，你回来啦！今天老师表扬我了，说我作业写得好！”张建国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心里的疲惫消散了不少。妻子连忙接过他的外套，挂在衣架上：“今天庭审结束了，结果怎么样？那个凶手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高承勇被判了死刑，很快就会执行。”张建国坐在椅子上，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只是看到受害者家属的样子，心里特别不好受，她们这一辈子，都被毁了。”
妻子沉默着，给张建国盛了一碗饭，放在他面前：“你已经尽力了，别太自责了。那些家属虽然痛苦，但至少凶手得到了惩罚，她们心里能好受一些，慢慢会好起来的。你也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家里还有我和小明呢。”张建国点了点头，拿起筷子，却没什么胃口，脑子里全是白天庭审时受害者家属的样子。他想起崔金梅母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样子，想起小雅眼角的泪痕，想起李红父母苍老而悲伤的脸——这些画面，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里，让他无法释怀。
7月10日，是高承勇的死刑执行日。张建国没有去现场，他觉得没有必要，凶手的伏法是必然的，他更想把时间花在那些需要安慰的受害者家属身上。他带着一束白色的菊花，来到了崔金梅、王丽、李红的墓前。墓地在城郊的山上，很安静，周围种着很多松树，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墓碑上的照片，三个女孩笑得格外灿烂，眼神清澈，仿佛从未经历过那些黑暗和痛苦。张建国把菊花放在每个墓碑前，然后蹲下身，轻声说：“凶手已经受到了惩罚，你们可以安心了，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们了，你们在天上好好的，保佑你们的家人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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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墓前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才起身离开。下山的路上，他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说说笑笑，女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像极了年轻时的崔金梅和王丽。张建国心里一阵感慨，他多么希望，那三个女孩也能像这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遭遇那样残忍的对待。
8月15日，张建国在办公室整理案卷时，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很工整，是李红的父亲写的。信里说，他们已经顺利把李红葬在了老家的山坡上，旁边就是李红母亲的墓，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去墓前给李红和她母亲打扫卫生，放上新鲜的野花，跟她们说说家里的事，比如家里的玉米长势很好，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之类的。信的最后，老人写道：“张警官，谢谢你，是你让我们看到了正义，也让我们有勇气继续活下去。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没什么能报答你的，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你祈祷，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好人有好报。”
张建国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抽屉里，跟之前的案卷放在一起。他又想起了小雅，不知道孩子最近怎么样了，有没有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王芳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就接通了，王芳的声音比之前轻快了一些：“张警官，是你啊，最近还好吗？”“我挺好的，就是想问问小雅的情况，她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听话？”张建国问道。“挺好的，已经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了，还交了几个好朋友，老师也经常表扬她，说她画画得好。”王芳笑着说，“就是有时候晚上睡觉前，还会跟我说起妈妈，说想妈妈了，我就跟她讲妈妈的故事，告诉她妈妈是个勇敢、善良的人，她要向妈妈学习，做个好孩子。”张建国听着，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他跟王芳聊了几句，叮嘱她有困难随时找他，然后才挂了电话。
9月1日，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张建国特意提前下班，去商场给小雅买了一个新书包和几本书，书包是粉色的，上面印着小雅喜欢的卡通图案。他来到小雅所在的幼儿园，正好赶上幼儿园放学，孩子们排着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门。张建国一眼就看到了小雅，她穿着蓝色的校服，背着小书包，正跟旁边的小朋友说着什么，脸上带着笑容。
小雅也看到了张建国，立刻兴奋地跟老师说了一声，然后跑过来抱住他的腿，仰着小脸说：“警察叔叔，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来看我的？”“是啊，叔叔来给你送开学礼物，祝你新学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张建国蹲下身，把书包和书递给小雅，“你看，这是你喜欢的卡通图案，喜欢吗？”“喜欢！谢谢叔叔！”小雅开心地接过书包，抱在怀里，像宝贝一样。王芳也走了过来，笑着说：“张警官，太谢谢你了，每次都让你破费。”“不用客气，孩子开心就好。”张建国笑着说，他跟小雅和王芳聊了一会儿，看着她们母女俩走远，才转身离开。
离开幼儿园后，张建国走在街道上，秋天的风有些凉爽，吹在脸上很舒服。街道两旁的树叶开始泛黄，一片片飘落下来，像蝴蝶一样。路边的商店里，播放着欢快的音乐，人们来来往往，脸上带着笑容，一派祥和的景象。张建国心里感慨万千，这座城市，经历了那些黑暗的岁月后，正在慢慢恢复平静，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回到正轨。他知道，作为一名警察，他的责任就是守护这份平静，不让那些悲剧再次上演，让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能安心地工作、生活、享受幸福。
然而，张建国不知道的是，在白银市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一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正站在树影下，紧紧盯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诡异而冰冷的笑。男人的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高承勇。他轻轻抚摸着照片上高承勇的脸，声音低沉而沙哑：“兄弟，你虽然走了，但我们的‘游戏’还没结束，那些警察把你害死了，我要替你报仇，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会跟你一样，找那些单身女工下手，让她们为你陪葬，让整个白银市都知道你的名字。”
这个男人，正是高承勇的远房表弟高承强。他从小就跟高承勇一起长大，对高承勇言听计从，把高承勇当成自己的偶像。高承勇被抓后，他觉得是警方“逼死”了高承勇，心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怒，于是决定模仿高承勇的作案手法，继续杀人，给警方制造麻烦，也算是给高承勇“报仇”。他偷偷观察高承勇的作案细节，模仿他的笔迹写威胁纸条，还特意买了跟高承勇一样的解放牌皮鞋和羊毛劳保手套，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
而此时的张建国，还不知道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他依旧每天忙碌在工作岗位上，处理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案件，接待着前来报案的群众，保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他以为，高承勇的伏法，会让白银市彻底摆脱阴影，回归平静，却没想到，黑暗的种子早已在某个角落悄悄生根发芽，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再次破土而出，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