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0日，白银市的沙尘天连着来了三天，空气里飘着细小的沙粒，吸进肺里带着糙意。张建国蹲在纺织厂家属院外的小巷里，指尖捏着半枚烟蒂，烟蒂上还沾着一点未烧尽的烟草，旁边是一小撮新鲜的泥土——这是巡逻民警刚刚发现的，距离上次找到威胁纸条的墙角不到十米。
“张队，烟蒂已经装袋了，技术科的人马上过来。”小李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物证袋，脸色比天气还沉，“这三天我们24小时巡逻，家属院的女工都没敢单独出门，怎么凶手还敢在这附近活动？”
张建国没说话，目光扫过小巷的墙面。这是条死胡同，尽头是堵断墙，墙上满是涂鸦，地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沙尘和雨水混合的泥。烟蒂落在靠近断墙的位置，旁边的泥土上有半个模糊的脚印，还是42码的男士皮鞋印，跟“5·26案”现场的鞋印轮廓相似，只是这次的脚印沾了泥，比上次清晰一点——鞋底纹路里能看到细小的凹槽，像是解放牌皮鞋特有的“回”字形纹路。
“凶手是故意的。”张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沙尘，“他知道我们在巡逻，还敢来这里抽烟，留烟蒂和脚印，就是在挑衅。”
正说着，技术科的老陈提着箱子赶来，蹲下身用镊子夹起烟蒂，放进物证袋里，又用相机拍下脚印：“张队，烟蒂上有唾液，能提取dna，但还是得送省厅，咱们局里做不了精细检测。脚印确实是解放牌皮鞋，这种鞋在白银的国营工厂里很常见，特别是机床厂、农机厂，工人几乎人手一双。”
“机床厂、农机厂……”张建国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名字，“小李，你带两个人去这两个厂，查所有42码脚、a型血的工人，重点查最近半个月有夜班、或者请假的人。另外，跟厂保卫科要职工名单，把住址在纺织厂家属院附近的人标出来，逐个排查。”
小李刚要应声，口袋里的传呼机突然响了，“滴滴”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巷里格外刺耳。他掏出传呼机一看，脸色瞬间变了：“张队，局里来消息，东山路那边的家属院，发现一具女尸，死状跟崔金梅一样！”
张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手里的烟蒂物证袋差点掉在地上：“什么时候发现的？死者是谁？”
“刚发现没多久，死者是东山路家属院的女工，叫王丽，28岁，在针织厂上班，也是被人一刀割喉，房门没被撬，屋里被翻乱了，没找到财物丢失的痕迹。”小李的声音发颤，“局里让我们立刻过去。”
张建国没再多说，转身就往警车方向跑，军大衣的衣角在风里翻飞。东山路家属院距离纺织厂家属院有三公里，是另一处国营厂的家属区，同样都是平房，同样住的都是单身女工——凶手不仅在挑衅，还在扩大作案范围，专挑单身女工下手。
警车在沙尘里疾驰，车窗外的街景飞快后退，张建国盯着前方模糊的路，手指紧紧攥着方向盘，指节泛白。他想起崔金梅母亲哭红的眼睛，想起纺织厂家属院女工们恐惧的眼神，现在又多了一个王丽，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如果再抓不到凶手，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受害者。
二十分钟后，警车停在东山路家属院门口。院子里已经拉了警戒线，围了不少居民，议论声里带着恐慌。张建国挤过人群，走到最里面的平房前，法医老周正蹲在门口检查，看到他来，站起身摇了摇头：“跟崔金梅案一模一样，致命伤是颈部锐器伤，切断颈动脉，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身上有控制造成的淤青，没有性侵痕迹，房门没被撬，应该是熟人或者凶手骗开门的。”
张建国走进屋里，一股熟悉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比崔金梅案的味道更浓。王丽倒在卧室的床边，穿着粉色的睡衣，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染红了身下的地板。卧室里的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衣服扔了一地，梳妆台上的化妆品被扫到地上，碎了一地玻璃——跟崔金梅家的场景几乎复刻，凶手还是在翻找什么，但没动梳妆台上的铁皮钱盒，钱盒里的几十块现金还在。
“张队，你看这个。”技术科的同事在床底喊了一声，手里拿着一张折叠的纸条。张建国走过去，接过纸条展开，上面用铅笔写着同样歪歪扭扭的字：“我说过，游戏才刚刚开始”。
纸条的边缘沾着一点纤维，像是从睡衣上勾下来的。张建国捏着纸条，心里的火气越来越盛——凶手不仅模仿作案手法，还留下同样的纸条，分明是把警方的巡逻当成了摆设，把杀人当成了“游戏”。
“查房间里的脚印和指纹。”张建国的声音冷得像冰，“重点找42码的男士皮鞋印，还有有没有戴手套留下的纤维痕迹。另外，查王丽的社会关系，她在针织厂的同事、领导，有没有被跟踪过，跟崔金梅有没有交集。”
小李立刻去联系针织厂，老陈带着技术科的人开始在屋里喷洒显影剂。很快，地面上出现了几枚清晰的42码皮鞋印，跟纺织厂小巷里发现的脚印一模一样，都是解放牌皮鞋的“回”字形纹路。更重要的是，在衣柜的门把手上，技术科的同事发现了一点黑色的纤维：“张队，这是羊毛纤维，应该是凶手戴的手套上掉下来的，跟崔金梅家衣柜上发现的纤维成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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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副手套……”张建国的眼睛亮了一下，“老陈，能不能通过纤维确定手套的材质和品牌？”
“很难，这种羊毛纤维很常见，市面上卖的劳保手套大多是这个材质，没有特别的标识。”老陈摇了摇头，“不过我们可以比对一下，看看跟机床厂、农机厂发的劳保手套纤维是不是一样的。”
张建国点了点头，走到屋外，想跟王丽的邻居了解情况。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台阶上哭，旁边站着一个穿校服的女孩，眼睛红肿，紧紧攥着女人的衣角。
“这是王丽的姐姐王芳，还有她的女儿小雅。”旁边的社区民警小声介绍，“王丽离婚三年了，女儿跟她住，昨天小雅去外婆家了，今天早上王芳来送小雅回家，就发现王丽出事了。”
张建国走到王芳身边，蹲下身，声音尽量温和：“王女士，节哀。你能不能跟我说说，王丽最近有没有异常？比如被人跟踪，或者跟谁结过仇？”
王芳抬起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声音哽咽：“她……她半个月前跟我说过，下班路上感觉有人跟着她，还说那个人穿深色外套，戴帽子，跟在她后面走了两条街，她跑回家锁了门才敢出来。我让她报警，她跟我说没证据，怕警察不管，还说……还说等小雅放暑假，就带小雅去外地亲戚家躲躲，没想到……”
又是跟踪者！张建国心里一紧：“她有没有说跟踪者的身高、体型？或者有没有跟她搭过话？”
“她说身高跟你差不多，一米七五左右，体型中等，没跟她搭话，每次她回头，那个人就低下头，看不清脸。”王芳抹了把眼泪，“她还说，上周在菜市场看到过那个人，那个人在跟卖菜的打听她，问她是不是每天都去买菜，她吓得赶紧跑了，之后就没敢一个人去菜市场。”
张建国让小李把这些信息记下来，又问：“王丽在针织厂有没有关系好的同事？或者有没有人追求过她？”
“她在厂里跟一个叫赵秀的女工关系好，两人经常一起上班下班。”王芳想了想，“追求她的人……好像没有，她离婚后一直一个人，心思都在小雅身上，没心思找对象。”
没过多久，小李带着赵秀赶来了。赵秀也是28岁，跟王丽一个班组，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张警官，王丽怎么会出事……我们昨天还一起下班，她还跟我说，最近总觉得有人跟着她，让我陪她多走一段路，我送她到家属院门口才走的，怎么就……”
“你送她到门口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张建国追问。
“没有，当时天已经黑了，家属院门口只有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没看到其他人。”赵秀摇了摇头，“不过王丽跟我说，她前几天在家属院的巷子里看到过一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那个男人盯着她看，眼神特别吓人，她赶紧跑回了家。”
张建国又问了几个关于王丽的问题，赵秀也没能提供更多线索。他让小李送赵秀和王芳母女回家，自己则留在现场，看着技术科的人收拾物证。沙尘还在飘，落在警戒线和警车顶上，像是要把所有的痕迹都掩盖住。
下午三点，张建国回到公安局，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里，各小组的负责人都低着头，气氛压抑——短短半个月，两起恶性杀人案，作案手法一致，凶手还留下挑衅的纸条，却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东山路王丽案，跟纺织厂崔金梅案，作案手法、凶手特征、现场痕迹都高度一致，确定是同一人作案。”张建国把两张现场照片贴在黑板上，“凶手男性，42码脚，穿解放牌皮鞋，a型血，戴羊毛劳保手套，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中等，反侦查意识强，专挑单身女工下手，作案前会跟踪受害者，熟悉家属院的环境，很可能在白银长期居住，甚至就在国营工厂上班。”
“张队，机床厂和农机厂的排查有进展了。”负责排查工厂的小组负责人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两个厂共有42码脚、a型血的工人156人，其中最近半个月有夜班或请假的有32人，住址在纺织厂或东山路家属院附近的有8人，我们已经开始逐个走访，但目前还没发现可疑人员。”
“省厅的dna检测结果呢？”张建国又问。
“还没消息，那边说两起案件的物证一起送过去的，需要重新比对，可能还要等一周。”四组负责人回答。
“一周……”张建国皱了皱眉，“凶手不会等我们一周，他很可能还会作案。现在有两个紧急任务：第一，加大对市区所有单身女工家属院的巡逻力度，每个家属院安排至少两名民警24小时值守，提醒所有单身女工锁好门窗，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第二，继续排查那8个可疑人员，不仅要查他们的不在场证明，还要查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跟崔金梅、王丽认识的，或者有没有跟踪女性的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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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所有人都立刻行动起来。张建国留在办公室，对着黑板上的两个案件线索反复梳理——崔金梅在纺织厂，王丽在针织厂，两个厂没有直接关联；纺织厂家属院和东山路家属院相隔三公里，也没有交集；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受害者都是单身女工，都被凶手跟踪过，都住在没有监控的平房里。
“凶手是怎么选择受害者的？”张建国自言自语，手指在两个家属院的位置之间画了条线，“难道是随机选择？还是说，他对国营厂的单身女工有特殊的‘执念’？”
他想起王丽女儿小雅的样子，想起崔金梅母亲的哭声，心里一阵刺痛。作为刑警，他最怕的就是面对这样的恶性案件——凶手残忍、狡猾，受害者无辜、无助，而他们却因为技术有限，只能一步步摸索，眼睁睁看着阴影蔓延。
傍晚时分，小李匆匆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笔录：“张队，我们走访机床厂的可疑人员时，发现一个叫刘建军的工人，42码脚，a型血，住在东山路家属院附近，他上周请了三天假，说是回老家，但是他老家的邻居说，他根本没回去！”
“刘建军？”张建国立刻站起来，“他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年龄、职务、平时表现？”
“刘建军，35岁，机床厂的车床工，在厂里干了十年，平时话不多，性格有点孤僻，没结婚，一个人住。同事说他很少跟人来往，下班后就直接回家，没什么爱好。”小李递过笔录，“我们去他家里走访，他说上周回老家是去帮亲戚干活，可他老家的邻居说，那三天根本没看到他，他很可能在撒谎！”
张建国接过笔录，快速翻看着。刘建军的照片贴在笔录第一页，中等身材，寸头，眼神有点阴沉，穿着工装，看起来很普通，跟街头随处可见的工人没什么区别。
“立刻去刘建军家，带他回局里问话！”张建国抓起外套，“另外，查他的皮鞋是不是解放牌，有没有劳保手套，家里有没有长刀之类的锐器。”
警车再次出发，朝着刘建军家的方向驶去。张建国坐在副驾驶座上，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刘建军的疑点太多，年龄、身高、鞋码、血型都符合凶手特征，还撒谎隐瞒行踪，他很可能就是凶手。
刘建军家住在东山路家属院附近的一个老小区，也是一间平房。张建国和小李赶到时，房门关着，里面没开灯。小李敲了敲门，没人回应。
“刘建军！我们是公安局的，开门！”小李喊了一声，还是没动静。
张建国示意小李退后，自己走到窗边，透过窗帘缝往里看。屋里黑漆漆的，隐约能看到家具的轮廓，没有动静。他心里一沉：“难道跑了？”
“张队，要不要撬门进去？”小李问。
张建国点了点头，小李立刻找来工具，几下就撬开了门锁。两人举着手枪，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屋里没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机油味，像是很久没通风了。
客厅里很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旧沙发，桌子上放着一个没洗的碗，碗里是剩菜。张建国走进卧室，卧室里有一张床、一个衣柜，还有一个工具箱。他打开工具箱，里面放着各种机床工具，还有一把长刀——刀身很长，刃口锋利，上面还沾着一点黑色的污渍。
“小李，把刀装起来，送技术科检测，看看上面有没有血迹。”张建国又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工装和一件深色外套，跟受害者描述的跟踪者穿着一致。衣柜下面的鞋架上，放着一双解放牌皮鞋，42码，鞋底的“回”字形纹路跟现场的脚印一模一样！
“找到证据了！”小李兴奋地喊了一声，“张队，刘建军肯定是凶手！”
张建国却没那么兴奋，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刘建军如果是凶手，为什么不把刀和皮鞋藏起来，反而放在家里这么明显的地方？而且屋里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找到威胁纸条上的铅笔和纸张。
“再仔细搜，看看有没有纸条、铅笔，或者沾着羊毛纤维的手套。”张建国说。
两人在屋里搜了整整一个小时，却没找到任何跟威胁纸条相关的东西，也没找到羊毛劳保手套。技术科的人赶来，检测了长刀上的污渍，发现只是机油，没有血迹；又提取了皮鞋上的泥土，跟东山路案现场的泥土成分也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小李的兴奋劲瞬间没了，“他的鞋码、血型、外套、皮鞋都符合，还撒谎隐瞒行踪，怎么会没有证据？”
张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着桌上的皮鞋和长刀，陷入了沉思。刘建军有疑点，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而且他的表现太“明显”了，反而不像那个狡猾的凶手——凶手那么小心，不可能把作案工具留在家里。
“可能我们弄错了，刘建军不是凶手。”张建国站起身，“把他的信息记下来，继续跟踪，另外，扩大排查范围，不要只盯着机床厂和农机厂，其他国营厂也要查。”
离开刘建军家时，天色已经黑了，沙尘还没停，路灯的光被沙尘遮得模糊。张建国坐在警车里，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线索再次断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而他们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下一次凶案会什么时候发生。
就在这时，小李的传呼机又响了，他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张队，局里来消息，西郊的棉纺厂家属院，又发现一具女尸……”
张建国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紧，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眼时，眼神里满是坚定：“走，去西郊。”
警车在黑暗中疾驰，朝着新的案发现场驶去。张建国知道，这场跟凶手的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必须跟时间赛跑，跟凶手的嚣张赛跑，直到把他绳之以法，让白银的夜晚，不再被阴影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