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彻底化干净的那天，我决定做一件事。
一件上辈子我绝对不会做、甚至想都不会想的事。
——和弄堂里的大妈们做朋友。
听起来简单，但对我来说，比跟顾慎之签合同还难。上辈子，我厌恶这个地方——厌恶这里的拥挤、嘈杂、家长里短，厌恶那些总在背后议论我们母女“被陆家赶出来”的窃窃私语。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像只受伤的刺猬，用冷漠和尖锐对抗整个世界。
但这辈子，我明白了：在福煦路这条住了几十户人家的弄堂里，信息比金钱更值钱。谁家来了生人，谁家出了什么事，哪个房东要涨租金，哪个巡捕收了黑钱——这些事，最先知道、知道得最清楚的，永远是那些坐在门口摘菜、在公用水龙头边洗衣、在弄堂口晒太阳的大妈们。
她们的眼睛，是这弄堂里最锐利的监控器。
她们的嘴巴，是这城市最灵通的情报站。
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监控器和情报站，为我所用。
第一步，从孙阿姨开始。
孙阿姨住在我们隔壁的亭子间，五十来岁，丈夫在码头做搬运工，两个儿子都在纱厂做工。她是弄堂里的“消息中心”——谁家夫妻吵架了，谁家孩子考上学了，谁家突然多了一笔来历不明的钱，她都知道。而且她心肠不坏，只是爱说。
我选了周日下午。这个时间，弄堂里最闲，人也最多。
提着一篮刚出炉的葱油饼——是傅文佩一早起来做的，用了上好的猪油和香葱，烙得金黄酥脆——我敲响了孙阿姨的门。
“谁呀？”里面传来声音。
“孙阿姨，是我，依萍。”
门开了。孙阿姨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
“依萍啊……有事？”
“没什么事。”我把篮子递过去，“我妈做了些葱油饼，说给您尝尝。”
孙阿姨看着篮子，又看看我，表情从诧异变成警惕：“这……这怎么好意思……”
“阿姨别客气。”我笑了笑，“这些年，您没少照顾我们家。我妈常说，要不是您有时候帮着说句话，我们母女俩……”
我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孙阿姨的脸色缓和下来。她接过篮子，掀开盖布看了一眼，眼睛亮了：“哟，这饼烙得真好……你妈手艺是越来越好了。进来坐坐？”
“不了，不打扰您做饭。”我站着没动，“就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什么事？你说。”
“我想给我妈做件新棉袄，”我编了个理由，“听说霞飞路那边有家布店，料子好价钱也公道。但我不常去那边，不知道具体位置……阿姨您知道吗？”
这是个安全的开场。孙阿姨果然来了精神：
“霞飞路布店？你说的是不是‘永丰祥’？那家我知道！老板姓陈，宁波人，做生意实诚。他家有一种叫‘软缎’的料子，做棉袄里子最舒服了，又软又暖……”
她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从布店讲到裁缝，从裁缝讲到今年流行什么颜色，又从颜色讲到“陆家那位八姨太上个月做了件紫貂大衣，听说花了这个数”——她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块。
我认真听着，适时点头，偶尔问一句“真的吗”“后来呢”。
等她说得差不多了，我才状似无意地问：“对了阿姨，最近弄堂里……是不是来了些生面孔？我前两天好像看见几个年轻人，在咱们这边转悠。”
孙阿姨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你也看见了？”她压低声音，“是来了几个！穿得人模人样的，在弄堂口转了两三天了。问东问西的——问谁家有空房出租，问谁家是做什么营生的，还问……问你们家。”
果然。
“问我们家什么？”
“问你们家几口人，靠什么生活，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生意。”孙阿姨的声音更低了，“依萍，你跟阿姨说实话，你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
“没有。”我摇头，“可能是我二哥……他在报社工作，有时候要采访，会到处打听。”
“你二哥？”孙阿姨半信半疑，“那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
“记者嘛，总要装装样子，显得自己调查深入。”我笑了笑，“没事的阿姨。就是……如果他们再来问，您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就行。免得他们烦您。”
孙阿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
“依萍，”她说，“你是个好孩子。这些年，阿姨看着你长大，看着你们母女俩不容易。有些话……阿姨本不该说，但今天既然你来了，阿姨就多嘴一句。”
“您说。”
“你那个爸爸，”她指了指陆家的方向，“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上次来，在弄堂口站了那么久，整个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之后，就有人开始打听你们家的事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人？”
“说不清楚。”孙阿姨摇头，“看着不像普通人，也不像坏人……就是那种，嗯，拿钱办事的人。在弄堂里转，跟人聊天，问的话都很有分寸，但句句都在往你们家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她顿了顿，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依萍，你要是真打算跟你妈好好过日子，开那个书店和旗袍店……得小心点。这世道，女人想自己做点事，难。”
我看着她眼里的关切，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感激，也有愧疚。上辈子，我把所有弄堂里的人都当成看笑话的旁观者，却从没想过，她们或许也曾想伸出援手，只是被我冷漠的态度挡在了外面。
“谢谢阿姨。”我握住她的手，“我会小心的。”
从孙阿姨家出来，我又去了弄堂另一头的王奶奶家。王奶奶七十多了，儿子在巡捕房当差，她一个人住，每天就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弄堂里人来人往。
我给王奶奶带了一包白糖——这是硬通货，老人家喜欢。
“依萍来啦？”王奶奶眼睛不好，但耳朵极灵，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快过来坐。”
我在她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把白糖递过去。
“哎哟，这怎么好意思……”
“应该的。”我说，“奶奶，您一个人住，有什么事就喊一声，我和我妈都能帮忙。”
王奶奶笑了，露出没牙的牙龈：“好孩子……你妈也好。上次我腰疼，还是她帮我捶了半天。”
我们聊了会儿家常。王奶奶说起她儿子在巡捕房的事，说起最近哪条街不太平，说起上个月弄堂里进了贼——被住在后楼的赵大妈一盆洗脚水泼了个正着。
“赵大妈？”我问，“就是那个嗓门特别大的？”
“对，就是她。”王奶奶压低声音，“你别看她咋咋呼呼的，人可厉害了。她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在纱厂做工，还在家接缝补的活。这弄堂里，要说谁最不怕事，就是她。”
我记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用了各种理由，拜访了弄堂里七八位有影响力的女性——家里男人在衙门做事的刘婶，女儿嫁到租界去的吴阿姨，在菜场摆摊、消息最灵通的周大嫂……
我给她们送的东西都不贵重：一把自家腌的咸菜，几个新蒸的馒头，一块傅文佩做的绣花手帕。说的也都是家常话：问她们孩子读书怎么样，身体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但我每次都会“无意”地提到：最近好像有些生人在弄堂里转，大家要小心门户。也会“顺便”说：我和我妈开了个小店，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尽管来。
渐渐地，弄堂里的氛围开始变了。
以前，那些大妈们看我的眼神，是好奇中带着疏远，同情里藏着窥探。现在，她们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依萍出去啊？”“依萍，你妈今天没来晒太阳？”
甚至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听见孙阿姨在公用水龙头边跟人说话：
“……依萍那孩子，看着冷，心里热。她妈也是，老老实实一个人。你们可别听外面那些瞎说，什么被陆家赶出来……我看是她们自己不想待了！那陆家是好待的吗？八房姨太太，天天勾心斗角……”
我在拐角处停下脚步。
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化开了。
原来，善意真的会换来善意。哪怕一开始，这善意里带着算计。
周五下午，我和顾慎之约在圣约翰大学附近的茶馆见面，讨论《市井经济学》第一期专栏的细节。
茶馆很安静，我们在二楼靠窗的雅间。顾慎之带来了一叠资料——关于上海成衣行业的调查报告，还有几家知名裁缝店的经营数据。
“第一期就写‘一件旗袍的价格秘密’。”他把资料推给我，“这是我从工部局档案室抄来的数据，还有几个裁缝师傅的匿名访谈。你可以结合你母亲开店的实际经历，把故事写实。”
我翻看着那些资料，很详细，甚至详细得有些惊人——连某家裁缝店每月用多少针线、付多少“保护费”给巡捕房都有记录。
“顾先生，”我抬头看他，“这些信息……您是怎么拿到的？”
顾慎之正在倒茶，闻言手顿了顿。
“我有我的渠道。”他说得很模糊，但随即补充，“放心，来源正当，不会给你惹麻烦。”
我没再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像我，永远不会告诉他我是重生而来。
我们讨论了专栏的结构、重点、需要注意的敏感点。顾慎之的思路很清晰，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一个小时后，大纲基本确定了。
“对了，”临走时，顾慎之忽然说，“你让我查的那几个在弄堂里打听你们的人，有眉目了。”
我一凛：“是谁？”
“不是陆尔豪的人。”他说，“是几个专门收钱打听消息的‘包打听’，受雇于一个中间人。中间人是谁，还在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雇他们的人，对你们没有恶意——至少目前没有。”
“没有恶意？”我皱眉，“那为什么要打听我们？”
“可能是好奇，可能是想合作，也可能是……”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想看看你们够不够格，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盟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我更困惑了：“盟友？”
顾慎之没有解释，只是说：“陆小姐，你最近做的事，很聪明。”
“什么事？”
“经营邻里关系。”他看着我，“在这个城市，有时候一群普通人的眼睛和嘴巴，比十个巡捕还有用。你让那些大妈们开始维护你们，这就是最好的防护网。”
我有些意外：“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事，比你想象的多。”他站起身，拿起公文包，“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至于那些‘包打听’，我会盯着。有消息再通知你。”
他走后，我独自在茶馆坐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冬天的街道，行人匆匆，黄包车穿梭。这个城市看似开放，实则壁垒森严；看似繁华，实则暗流涌动。
而我，一个十九岁的、从陆家独立出来的女儿，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需要的不只是才华和勇气。
还需要眼睛。
很多双眼睛。
三天后，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我正和傅文佩在旗袍店里挂第一批做好的样衣——三件不同款式的旗袍，用的是便宜但质感不错的棉布，盘扣是傅文佩亲手盘的，样式简洁大方。
弄堂里突然传来吵闹声。
我们走到门口，看见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堵在弄堂口，正在跟孙阿姨争执。
“老太婆，少管闲事！我们找陆依萍，关你什么事？”为首的是个穿着花衬衫的瘦高个，嘴里叼着烟。
孙阿姨双手叉腰，嗓门比他还大：“我管我邻居的事，怎么叫管闲事？你们是谁？找依萍干什么？不说清楚，别想进去！”
“嘿，给你脸了是不是？”瘦高个身后的一个胖子要往前冲。
就在这时，赵大妈端着一盆水从二楼窗户探出头：“哪个不长眼的在我们弄堂闹事？！”
话音未落，一盆水泼了下来。
不偏不倚，全泼在那几个人身上。
冬天，冷水。
那几个人冻得一哆嗦，顿时火了：“操！谁他妈泼的水？！”
“你奶奶我泼的！”赵大妈把盆往窗台上一磕，声音震天响，“滚！再不滚我喊巡捕了！”
与此同时，弄堂里其他几户人家的门也开了。王奶奶拄着拐杖走出来，刘婶提着菜刀（刚从厨房出来），周大嫂拎着擀面杖，吴阿姨则直接喊：“老李！老李！有人闹事！”
李叔叔从书店里冲出来，手里拿着一根木棍。
那几个年轻人愣住了。他们大概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老弄堂，会瞬间冒出这么多人，而且一个个都这么凶悍。
瘦高个看了看形势，咬了咬牙，指着孙阿姨：“行，算你狠。我们走！”
他们悻悻地离开了。
弄堂里安静下来。
孙阿姨转过身，看向站在旗袍店门口的我和傅文佩，拍了拍胸口：“依萍，没事了。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们。”
赵大妈在楼上喊：“依萍，以后这种小瘪三再来，你就喊一声！咱们弄堂的姐妹，不是吃素的！”
王奶奶拄着拐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孩子，别怕。”
傅文佩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朝所有人鞠躬：“谢谢……谢谢大家……”
那天晚上，弄堂里像过节一样。
家家户户都端了菜出来，在公用的天井里摆了一桌。孙阿姨烧了红烧肉，赵大妈做了狮子头，周大嫂炒了青菜，吴阿姨蒸了馒头。我和傅文佩把店里所有葱油饼都拿了出来，又煮了一大锅粥。
二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在冬夜的寒风里，热气腾腾地吃饭、说话、笑。
我坐在人群中，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她们曾经是我想要逃离的“市井”，是我上辈子不屑一顾的“闲人”。
但现在，她们是我的邻居，我的保护者，我在这个城市里，第一道也是最坚实的一道防线。
孙阿姨给我夹了块肉：“依萍，吃。你看你瘦的。”
赵大妈倒了碗热汤推过来：“以后缺什么，就说。咱们弄堂里，别的没有，人多。”
王奶奶拉着傅文佩的手：“文佩啊，你那个书店什么时候开？奶奶我要第一个去看书。”
傅文佩红着眼眶笑：“下周一就开。奶奶您随时来，我给您泡茶。”
月光清冷，但天井里的灯很暖。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热汤。
很香。
从那晚起，福煦路三十八号弄堂，就成了我的第一个“情报站”。
那些大妈们的眼睛，开始为我而看。
那些大妈们的嘴巴，开始为我而说。
而我，也终于在这座冰冷的大城市里，找到了第一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不是陆家的豪宅。
是这里。
这个拥挤、嘈杂、充满烟火气，但也充满人情味的弄堂。
夜深了，人群渐渐散去。
我帮傅文佩收拾碗筷时，听见孙阿姨在跟赵大妈低声说话：
“……那几个人，我认得。是闸北那边的小混混，专门收钱吓唬人的。雇他们的人，肯定不是普通角色。”
“怕什么？”赵大妈声音洪亮，“再来，我还泼水！洗脚水！”
她们都笑了。
我也笑了。
笑着笑着，眼睛有点湿。
原来，被保护的感觉，是这样的。
原来，有“自己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把碗摞好，抬起头，看向弄堂口那两间已经挂上招牌的门面。
文心书店。
傅记旗袍。
从今天起，它们不再只是两间店。
它们是两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筑起的第一个堡垒。
而守护这个堡垒的，是一整个弄堂的女人们。
大妈们，yyds。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