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尾巴扫过岭南，虽无北国冰封之景，但田野间的萧瑟与寒意却同样真切。冬小麦的幼苗在寒风中瑟缩着，更多的田地则裸露着板结的土块，残留着去岁晚稻收割后的枯茬，或是在战火与混乱中被抛荒，长满了耐寒的杂草。珠江两岸，被焚毁的街坊正在缓慢重建，叮当声与号子声不绝于耳；而广袤的乡村腹地，却陷入了一种更深沉、更顽固的沉寂——那是由根深蒂固的土地问题所带来的窒息感。
黄巢的行辕书房内，炭火比往日烧得更旺了些，却驱不散众人心头的凝重。杜谦、崔沅这两位新任的布政使与副使，以及从各州初步派出的“劝农使”、“度田使”（均为临时职衔），正将一幅远比攻克广州城池更加复杂、也更为根本的画卷，铺陈在黄巢面前。
“大将军，”杜谦的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手指在地图上一个标有“番禺”的圈点附近滑动，“广州左近，情况已然初步查实。土地兼并之烈，触目惊心。官府籍册上，民田十之七八，实则尽归豪强、寺庙、以及前朝勋贵、致仕官员之家。百姓多为佃户、荫户，租赋极重，丰年不过果腹，灾年则鬻儿卖女，逃亡为盗。”
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卷详细的抄录：“此乃从原广州户曹残存文牍及拷问被俘胥吏所得。仅原岭南节度使、观察使家族，隐匿兼并之田，便不下五万亩。本地豪族如韦、杜（非关中着姓，乃岭南本地大族）、冯、洗诸姓，亦各拥良田数千至数万亩不等。寺庙田产，尤以光孝寺、六榕寺为最，香火田、功德田，名目繁多，实际不纳赋税，荫庇人口数千。至于普通自耕农，百不存一。”
崔沅补充道：“更有甚者，许多田地‘有田无赋，有户无田’。豪强勾结胥吏，将赋税转嫁到仅有少量薄田或已失去田地的贫户头上，致使民户逃亡，田地荒芜，而税册上依旧有名，需由邻里‘带纳’或官府强行摊派，恶性循环。此乃唐季以来，岭南与天下通病，于今为烈。”
黄巢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紫檀木椅扶手上轻轻敲击。这些情况，他并不意外。封建王朝末世，土地兼并是通病，是王朝崩溃的经济根源之一。他起兵的口号“均平富，等贵贱”，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此等痼疾。如今坐镇岭南，这便不再是遥远的诉求，而是必须直面的、关乎政权根基的生死问题。
“新附各州情况如何？”黄巢问道。
一位从端州（肇庆）赶回的劝农使出列禀报：“禀大将军，端州情形，大同小异。豪强趁乱侵夺田产更甚，许多百姓闻大将军‘均平’之名，翘首以盼，然亦观望迟疑，恐新政难久，反遭报复。”
另一位从韶州回来的度田使则面带忧色：“韶州山区，俚僚杂处，田地多依山傍水，本就不易清丈。当地大族与头人关系盘根错节，对清丈田亩、登记人口之举，抵触甚大。下官等前往，常被敷衍搪塞，甚至遭遇冷箭威胁，难以深入。”
情况汇总起来，便是一幅沉重的图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端分化，赋税体系崩坏，基层控制薄弱，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对新政充满警惕与抵触。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军事问题（豪强往往拥有武装田庄、部曲）。
“诸位以为，当如何处置？”黄巢目光扫过堂下诸人。
堂内一时沉默。这个问题太敏感，牵涉太广。激进还是缓进？直接剥夺还是温和赎买？如何处理寺庙田产？如何安抚（或打击）豪强？如何确保新政能落实而不激起大规模反抗？
杜谦沉吟良久，率先开口：“大将军，土地乃民命所系，亦是赋税兵源之本。处置不当，岭南顷刻再乱。以老朽愚见，当分步而行，刚柔并济。”
“其一，须先明法令。当尽快颁布《田制新令》，宣告前朝田契、税册，凡与实情不符、巧取豪夺者，一律作废。以大将军府名义，重申‘耕者有其田’之原则。此为纲领，定人心向背。”
“其二，行‘检地括户’。组织得力人手，结合原有残册与民间里老指认，重新清丈田亩，核实人口。重点清查无主荒地、被豪强隐匿之田、以及寺庙逾制之产。此过程必遭阻挠，需有军力为后盾，但亦需讲究方法，避免一概强横，激化矛盾。”
“其三，区别处置。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且抗拒新令之豪强，可籍没其田产，部分分与佃户、流民，部分充作官田。对一般豪强、富户，则可限其占田之数，超额部分，由官府以合理价格赎买，或准许其分期出售。寺庙田产，除维持基本香火所需，超出部分，或收归官府，或令其租与无地百姓，收取固定地租，不得额外盘剥。”
“其四，授田与税。清丈之后，按丁口（或结合劳力）授予无地少地百姓相应田亩，发放新田契，明确产权，受律法保护。同时，制定新的、统一的、相对轻简的赋税制度，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使耕者知所出，安心生产。”
杜谦的条陈，考虑周详，兼顾了理想与现实，既有破旧立新的决心，也留有余地和策略。显然，这位老吏在投效新朝后，并非尸位素餐，而是仔细思考过如何将黄巢的纲领落到实处。
崔沅补充道：“杜使君所言甚是。此外，可效仿秦汉‘徙豪强’之故事，将部分冥顽不灵或实力过强的豪强，迁离本土，安置于广州或其他新设屯田区附近，置于监视之下，既可削弱其地方根基，亦可利用其财力人力，开发新地。”
也有人提出更激进的意见：“大将军，何不效仿当初入城分粮之举，直接宣布所有田产归公，然后均分？如此痛快淋漓，必得贫苦百姓拥戴！”
“不可！”杜谦立刻反对，“土地非钱粮，可一时分发。田产牵扯经年累月之经营、水利、屋舍、乃至祖坟宗祠，关系复杂无比。强行均分，看似公平，实则易致耕作废弛，更会逼反所有有产者，哪怕是小地主、富农，亦会恐慌对抗。届时，无人愿深耕，无人愿投资，田地荒芜，我等坐拥空名，何来赋税粮草支撑大军？”
堂内争论渐起。激进与稳妥，理想与现实，各种观点碰撞。
黄巢一直默默听着，直到争论稍歇，才缓缓开口：“杜谦所言，老成谋国。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雷霆手腕，亦需绣花功夫。不可不行，不可急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庭院中几株在寒风中挺立的榕树：“纲领要有，步子要稳。便以杜谦所陈为基，细化成《岭南田制新政令》，公告各州。重点有三：一，宣告旧有不公田契作废，以新清丈为准；二，明确‘限田’与‘授田’原则；三，颁布新赋税简则。”
“执行层面，”黄巢转过身，目光锐利，“先选广州附近数县，及新附州县中矛盾相对简单、我军控制力强之处，作为试点。集中精干吏员，配以必要军伍，推行检地括户、处置豪强、授田于民。过程中，务必详查实证，分清首恶与胁从，保护守法田主（哪怕其田较多）之合法权益。对于寺庙，可暂缓，待民田处理有眉目后再行议定。”
“对于那些阻挠清丈、武装对抗的豪强，”黄巢语气转冷，“不必手软。查实罪证，公示于众，然后以军法剿灭，田产充公，部分分与佃户，部分设为官田或军屯。要打，就要打出威风，让其他人知道，抗拒新政的下场。但切记，打击面不可过宽，需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同时，”他看向崔沅，“组织流民、无地百姓，先行开发那些已明确的无主荒地、抛荒田、以及抄没的官田。发放种子农具，提供口粮借贷，允许他们以收获的一部分抵偿。要让百姓立刻看到实惠，看到希望。此谓‘与民实惠，固新政之基’。”
一条条指令清晰明确，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表明了改革土地的坚定决心，也预留了缓冲空间和策略手腕。众人细细品味，都觉得在目前形势下，这或许是最可行、也最有可能成功的路径。
“此外，”黄巢最后道，“传令各州县，张贴告示，招募熟悉农事、精通水利、善于营造的工匠、老农。我们要设立‘劝农司’，不仅要分田，更要教民如何种好田，如何兴修水利，如何防治病虫害。均田是第一步，让田地长出更多的粮食，让百姓真正富足起来，才是目的。”
土地问题，如同一团缠绕千年的乱麻。黄巢知道，他此刻抽出的，仅仅是第一根线头。前方必然有激烈的反抗、复杂的博弈、乃至流血的冲突。但这根线头必须抽，而且要坚定地、智慧地抽下去。因为这是他“均平富”承诺的基石，是他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更是未来与旧王朝、与其他割据势力争夺天下的根本所在。
书房内，炭火噼啪。一场比攻克城池更加深刻、也更为艰难的“土地之战”，在黄巢的擘画下，悄然拉开了序幕。岭南的冬天，田野虽然萧瑟，但地下的种子，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