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的春天总是很短，好像刚脱下棉衣，夏天就来了。街边的梧桐树一夜之间抽出嫩芽，没几天就撑开巴掌大的叶子，在五月的风里招摇。这座城市，在春夏之交总是氤氲著水汽和花香，但今年的空气里，似乎还掺杂了些别的东西。
五月的午后，阳光已经很烈了。江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里，老旧的风扇吱呀吱呀转着，吹出的风都是热的。赵铁柱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捧著一杯浓茶，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梧桐树——叶子绿得发亮，在风里哗啦啦响，像是年轻人在笑，没心没肺的。
桌上那盆王圆圆送来的绿萝长得正旺，藤蔓垂下来，几乎要碰到地面。郑明刚给浇过水，叶片上还挂著水珠，在阳光下闪著细碎的光。
内线电话突然响了，刺破了午后的沉闷。
“赵队，枫桥派出所转来一个案子。”郑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清亮，“有个12岁男孩误服敌敌畏，在江州市中医院抢救。但派出所那边觉得不对劲，想让我们看看。”
赵铁柱放下茶杯，杯底在木桌上轻轻一磕：“怎么不对劲？”
“孩子残疾，行动不便，平时出门都要人扶，怎么会‘误服’农药？而且家属态度奇怪，派出所民警要去现场看看，他们支支吾吾不让进，说门锁了，钥匙找不着。”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在抢救，医生说希望不大。敌敌畏浓度很高，喝了大概有50毫升。”
赵铁柱站起身，走到窗前。院子里，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民警正抱着文件匆匆走过，脸上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稚嫩。他想起自己刚当警察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什么案子都能破，什么人都能救。
“地址发我，马上到。”他说。
案发的枫桥镇在江州东郊，是个老工业区。上世纪90年代红火过一阵子，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沿着江边排开，每天上下班时，自行车流能把整条街塞满。后来国企改制，私企兴起又衰落，这些厂子大多倒闭了，机器被拆走，厂房空置著，窗户玻璃碎了也没人修。
现在这里住着的，大多是当年的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租着便宜的宿舍，在附近的物流园或者小作坊里找活干。
事发地是原江州第二纺织厂的职工宿舍，一栋三层旧楼，红砖外墙，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块，像结了痂的伤口。楼前空地上晾著各色衣服，在风里飘着，像某种沉默的旗帜。
赵铁柱的车停在楼前时，几个老人正坐在树荫下乘凉，摇著蒲扇，目光跟着他们移动。那种目光他熟悉——警惕，好奇，又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漠然。
报案人是孩子的母亲胡亦旋，三十多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黑色裤子，站在楼道口等著。她个子不高，很瘦，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双手绞在一起，手指关节发白。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她迎上来，声音沙哑，“我儿子他”
“孩子现在在抢救，我们知道了。”赵铁柱看着她，“详细说说情况。”
胡亦旋的眼睛盯着地面，不敢抬头：“今天下午，我在上班，贾超——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在宿舍看着谢亮。大概四点左右，贾超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谢亮自己喝了农药。我赶紧请假回来，一看孩子已经不行了，我们就赶紧送医院了。”
“农药哪来的？”
“宿舍里本来就有，厂里以前发来灭蚊子的，一直放在窗台上。”胡亦旋说，“谢亮他他腿残疾，脑子也不太灵光，经常说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过他很多次，可他不听”
赵铁柱注意到，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太平静了，像在背诵一篇课文。一个母亲在儿子生死未卜时，不该是这样的。
“我们能进宿舍看看吗？”
胡亦旋明显地僵了一下：“宿舍宿舍锁了，钥匙我不知道放哪了。贾超送去医院时太着急，可能带走了。”
“找找看。”赵铁柱说，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
胡亦旋磨蹭了一会儿，在随身的布包里翻找，最后掏出一串钥匙。她的手在抖，试了几次才对准锁孔。
门开了。
房间很小，不到十五平米，一眼就能望到头。一张双人床，床单是廉价的化纤面料，印着俗气的牡丹花；一个简易布衣柜，拉链坏了一半；一张折叠桌，上面摆着吃剩的方便面桶，筷子横在桶沿，汤已经凝固了。
地面刚拖过，还湿著，空气里有种劣质洗衣粉和潮湿水泥混合的味道。
窗台上，一个绿色的敌敌畏瓶子立在那里，盖子扔在旁边。瓶身上的标签褪色严重，但还能看清“敌敌畏”三个字。
赵铁柱戴上手套，拿起瓶子。标准的农药包装，塑料瓶。他试了试，很紧，成年男性都要使点劲。打开后，里面还有一层铝箔内封，需要撕掉才能倒出液体。
瓶身很干净，没有农药洒落的痕迹。瓶口也是干的。
“你发现时，瓶子就是这样的？”赵铁柱问。
“嗯就是这样。”胡亦旋说，声音更小了。
郑明已经在房间里仔细勘查。他蹲下身，用勘查灯照着地面：“师父，这里有拖痕。”
在床脚到门口的水泥地面上，有几道新鲜的摩擦痕迹，像是重物被拖拽过。痕迹很清晰，在刚拖过的地面上格外明显。
赵铁柱看向胡亦旋：“你说孩子是自己喝了药倒在床边？”
“是是的。”
“那这拖痕怎么解释？”
胡亦旋脸色更白了：“可能可能是贾超抱他出去时拖到的。孩子当时已经昏迷了，很重”
赵铁柱没说话，走到窗边。窗户开着，外面是另一栋宿舍楼，距离不到十米。对面阳台上，一个老太太正探头往这边看，见赵铁柱看她，赶紧缩了回去。
“这栋楼有监控吗？”
“没有。”胡亦旋说，“不过一楼王叔自己装了一个，对着楼道口，说是防小偷。”
王叔是个退休老工人，很配合。监控画面调出来，时间倒回到下午4点左右。
4点12分，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急匆匆跑进楼道——是贾超，胡亦旋的男朋友。两分钟后，他抱着一个男孩冲出来。孩子大概十二三岁，瘦瘦小小，四肢下垂，头向后仰著，明显已经失去意识。
贾超跑到一辆破旧的白色面包车前，艰难地单手打开后车门，把孩子塞进去。整个过程手忙脚乱，孩子的一条腿还挂在车外，他又返身去搬。
而胡亦旋呢？
她是在贾超把孩子放上车、关好车门之后，才从楼道里走出来的。步伐不紧不慢，甚至走到车边时，还回头看了一眼，顺手把楼道门带上了。
“不像儿子快死了的母亲。”郑明小声说。
“再看一遍。”赵铁柱盯着屏幕。
这一次，他注意到更多细节：胡亦旋的表情。没有惊恐，没有慌乱，甚至没有泪水。她的脸像一张空白的面具，只有嘴唇微微抿著，眼神空洞。走到车边时，贾超朝她吼了句什么，她才加快脚步，拉开车门坐上副驾驶。
车子发动，歪歪扭扭地驶出画面。
“倒回去，看贾超进去之前。”赵铁柱说。
画面显示，4点05分，胡亦旋独自一人回到宿舍。4点12分，贾超匆匆赶来。这中间有七分钟时间差。
“她说她在上班，接到电话才赶回来。”郑明皱眉，“但这监控显示，她在贾超来之前就已经回来了。”
赵铁柱没说话，掏出手机打给派出所：“查一下胡亦旋今天下午的考勤记录，还有，她工作的服装厂位置，离宿舍有多远。”
技术中队很快赶到现场。勘查进行得很细致，几个年轻的技术员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检查。
结果令人心惊。
第一，敌敌畏瓶子上的指纹只有胡亦旋和贾超的，没有孩子谢亮的。
第二，谢亮的残疾程度比想象中严重。法医初步检查病历记录显示：左手先天性残疾，五指蜷缩无法伸展，功能基本丧失；右腿因三年前车祸导致胫骨骨折，愈合不良，走路需要拄拐。他唯一能正常使用的是右手。
“用一只手拧开这种瓶盖，对成年人来说都不容易。”郑明拿着一个同样的空瓶子比划着，“这孩子只有一只手能用，怎么做到？”
第三，地面上的拖拽痕迹，经过技术处理显现得更清晰。痕迹从床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门口，宽度与孩子的肩宽吻合。更重要的是，在床边发现了一小片指甲盖大小的蓝色塑料片——来自谢亮的残疾助行器。
“如果他是自己喝了药倒在床边，助行器应该就在旁边。”技术中队的小李说，“但这塑料片是在拖痕起点处发现的，而且有碎裂痕迹，像是助行器被什么东西压坏了。”
第四，在房间角落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团沾有农药的卫生纸。检测结果显示，上面的农药成分与瓶中的一致，而卫生纸上有胡亦旋的指纹。
“她在清理现场。”赵铁柱说。
就在这时，临江市中医院传来消息：谢亮经抢救无效，于下午5点47分死亡。
死因：有机磷农药中毒导致呼吸衰竭。
主治医生在电话里说：“孩子送来时已经不行了。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口腔和食道的灼伤程度，比一般口服农药的要轻。通常喝敌敌畏的人，因为药液刺激，会有反射性的呕吐，导致口腔和面部都有污染。但这孩子没有，药液好像直接下去了。”
赵铁柱想起那个干净的农药瓶。
像是有人捏着他的鼻子，直接把药灌了下去。
胡亦旋被带到枫桥派出所询问室。白炽灯照在她脸上，让她的皮肤看起来更加苍白，几乎透明。她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上，背挺得笔直，从始至终都很平静，平静得诡异。
“谢亮是我和前夫生的。”她的声音平平的，没有起伏，“生下来左手就有问题，医生说是什么先天性挛缩。前婆家嫌弃，前夫也不要他，我们就离婚了。我带着谢亮出来，一个人打工养他。”
“后来认识了贾超，他在物流公司开车，人老实，对我和孩子都不错。我们就住到一起了。”胡亦旋抬起头，眼睛里终于有了点情绪，是疲惫，深不见底的疲惫，“生活太难了。我一个人养残疾孩子，还要给老家父母寄钱。贾超说想结婚，但”
她停住了。
“但什么？”
“但他家里不同意。”胡亦旋低下头，“他爸妈说，不能带着谢亮这么个拖油瓶。贾超是独子，他爸妈想抱健康的孙子。”
“所以谢亮成了你们结婚的障碍？”
胡亦旋没说话，只是绞着手指。
“今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赵铁柱换了个问题，“监控显示，你4点05分就回宿舍了，比贾超早。那七分钟里，你在做什么？”
“我我在收拾屋子。”胡亦旋说，“谢亮把房间弄得很乱，我看不过去，就拖了地。”
“那时候谢亮在干什么？”
“他在床上睡觉。”胡亦旋说得很流利，像背好的台词，“后来他醒了，说要喝水。我就去给他倒水，然后然后就看到窗台上的农药瓶子倒了，他嘴里有味道”
“你闻到农药味了？”
“闻到了，很浓。”
“那你为什么不马上打120？为什么不先急救？”
胡亦旋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先打电话给贾超，他说他马上回来，我们一起送医院。”
“从你发现到贾超回来，中间有七分钟。”赵铁柱盯着她的眼睛，“这七分钟里，你除了打电话，还做了什么？”
“我我想给他催吐，但他吐不出来。”
“敌敌畏有强刺激性，如果喝下去，会立刻引起剧烈呕吐。”赵铁柱慢慢地说，“但医院检查显示，谢亮口腔很干净，几乎没有农药残留。这怎么解释？”
胡亦旋的脸色变了。
询问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的回答看似滴水不漏，但赵铁柱注意到一个模式：每当问到关键细节时，她就会把话题引向自己的“不幸”——丈夫抛弃，独自养残疾孩子，生活艰难，男友家里不接受
“她在博取同情。”休息间隙，赵铁柱对专案组说，“但真正的悲痛，不是这样的。失去孩子的母亲，不会这么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苦难，她们往往连话都说不连贯。”
郑明翻看着谢亮的病历记录，突然说：“师父，你看这个。”
是上周学校组织的体检报告。谢亮在枫桥镇特殊教育学校读五年级，体检显示他身体状况基本稳定，心理评估一栏写着：“性格内向但乐观，喜欢画画，与同学关系良好，未表现出自杀倾向。”
班主任的评语是：“谢亮是个坚强的孩子，虽然身体不便，但学习努力，常常帮助其他行动更困难的同学。”
“一个热爱生活、帮助别人的孩子，会突然自杀吗？”郑明问。
深入调查发现，胡亦旋不止谢亮一个孩子。
她老家在邻省农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老家由父母抚养。而谢亮，是她所有孩子里残疾最严重、也最“麻烦”的一个。
“胡亦旋每月工资2800元，要给老家寄1500，剩下的1300要付房租、生活费、谢亮的医药费。”郑明算著账，“贾超月收入4000左右，但要攒钱结婚买房。他们俩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邻居的走访也得到了一些信息。
“小胡那孩子，可怜啊。”住在对门的老太太说，“她那个男朋友，人倒是不坏，但听说他家里逼得紧，说要结婚就必须把残疾孩子送走。小胡偷偷哭过好几次，我都听见了。”
“谢亮那孩子呢？平时怎么样？”
“乖，特别乖。”老太太眼睛红了，“自己行动不方便，还经常帮我拎东西。他妈有时候心情不好骂他，他也不还嘴，就低着头。有次我问他，他说‘妈妈太累了，我不怪她’。”
赵铁柱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外面渐暗的天色。远处，工厂的烟囱沉默地立著，像一个个墓碑。这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地方，现在充满了破败和挣扎。
他想起了谢亮残疾证上的照片。男孩笑容腼腆，眼睛很大，很亮，像藏着星星。残疾等级：二级。证件备注栏里，学校老师写了一行小字：“热爱生活，喜欢画画，最爱画太阳。”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是谢亮对老师说的话。
可他喝下农药的时候，该有多冷？
第二次询问，赵铁柱换了一种方式。
他没有直接问案情，而是和胡亦旋聊起了生活。
“你一个人带谢亮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吧？”
胡亦旋愣了一下，点点头：“嗯。他小时候经常生病，住院费都交不起。我白天打工，晚上陪床，三天三夜没合眼是常事。”
“为什么不再婚？”
“谁愿意娶一个带着残疾孩子的女人？”胡亦旋苦笑，“介绍过几个，一听孩子的情况，都没下文了。直到遇见贾超他是真对我和孩子好，给孩子买衣服，带他出去玩。谢亮叫他‘贾爸爸’，叫得可亲了。”
“那后来呢？”
胡亦旋的眼圈红了：“后来他家里知道了，闹得厉害。他妈妈跑到我们宿舍来，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是扫把星，带着个残疾孩子拖累她儿子。贾超是个孝子，他他动摇了。”
她捂住脸，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上个月，他跟我说，要么把谢亮送回我前夫那里，要么送去福利院，否则他家里不会同意我们结婚。可是前夫早就再婚有孩子了，根本不要谢亮。福利院我打听过，条件很差，我舍不得”
“所以你就想了别的办法？”赵铁柱轻声问。
胡亦旋浑身一颤。
审讯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白炽灯轻微的电流声。墙上的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每一声都像敲在心上。
“那天下午”胡亦旋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我请了假，提前回家。谢亮在看电视，动画片。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
她的眼神空洞，望着前方的墙壁，仿佛能看到那天的场景。
“他转头对我笑，说：‘妈妈，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我说妈妈累了，想休息。他说：‘那我给妈妈捶背。’他用那只好的右手，笨拙地给我捶背。”
胡亦旋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持续的流淌。
“窗台上那瓶敌敌畏，一直没开封。我看着它，看了很久。谢亮问我：‘妈妈，你看什么？’我说没什么。”
“后来他睡着了，我拿起那瓶农药。手在抖，抖得厉害。我拧开盖子——很紧，拧了好几次——撕掉那层铝箔膜。农药的味道冲出来，很刺鼻。”
她停下来，呼吸变得急促。
“然后呢？”赵铁柱问，声音很轻，生怕惊碎了这个残酷的故事。
“谢亮醒了。”胡亦旋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问：‘妈妈，这是什么？’我说是药，喝了腿就不疼了，就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跑了。”
“他信了？”
“他信了。”胡亦旋的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他那么信任我从小到大，我说什么他都信。他接过瓶子，看了看，又问：‘苦吗？’我说不苦，甜的。”
“他仰头就喝喝了一大口然后脸就皱起来，说：‘妈妈，苦’”
审讯室里死一般寂静。郑明记录的手停住了，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深深的墨点。
“我看着他。”胡亦旋继续说，语气突然平静下来，那种平静比哭喊更可怕，“他咳嗽，吐出来一些，白色的泡沫。他开始抽搐，眼睛瞪得很大，看着我，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手伸向我，想抓我的手”
她抬起自己的手，看着它，好像那上面还沾著什么。
“我没碰他。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他的抽搐越来越弱，最后不动了。眼睛还睁著，看着我。”
“然后我打电话给贾超，说谢亮自己喝了农药。他吓坏了，让我赶紧叫救护车。我说我已经叫了，其实我没有。我等了十分钟，才又打给他，说救护车堵在路上，让他赶紧回来送医院。”
“他回来时，谢亮已经已经没反应了。他抱着孩子冲出去，我在后面，把农药瓶子放回窗台，盖子扔在旁边，又用卫生纸擦了洒出来的一点。然后拖了地，把拖痕弄乱。”
她说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像被抽走了骨头。
“为什么？”赵铁柱问，这个他问过无数遍的问题，此刻有了最残酷的答案。
胡亦旋抬起头，脸上泪痕斑驳，眼睛却异常清醒：“因为我想结婚。想要一个正常的家庭。想把老家的两个孩子接过来，让他们在城里上学。贾超说，等我们结了婚，就租个大点的房子，把孩子们都接来。”
“谢亮是我的孩子，我爱他。”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但我还有别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妈妈。谢亮活着，我们全家都活不好。他死了，至少至少其他人都能活得好一点。”
“所以你就替他选了？”赵铁柱问。
胡亦旋点头，眼泪又流下来：“我知道我该死。等我死了，去下面见他，他打我骂我杀我都行。但在这世上在这世上，我只能这么选。”
凌晨三点，胡亦旋在讯问笔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手铐戴上时，她没反抗，只是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轻声说：“今天本来要带他去吃肯德基的，他从来没吃过。我答应他考一百分就带他去，他上周真的考了一百分。”
案件侦破后，在证物室整理物品时，赵铁柱看到了两样东西。
一是谢亮的残疾证。照片上的男孩笑容腼腆，眼睛很大，很亮。翻开内页，最后一栏有他自己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我长大了要当画家，画很多很多的太阳。”
二是一张婚纱照预约单。江州“挚爱一生”婚纱摄影，预约时间是来年2月14日情人节。定金500元已付，收据上胡亦旋和贾超的名字并排写着，后面跟着一个心形图案。
她把亲生儿子的命，换成了自己的婚纱照。
胡亦旋因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移送看守所那天，贾超来了，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递给赵铁柱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撕碎的婚纱照预约单。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她。”贾超说，眼睛红肿，“但我更恨我自己。如果我不逼她，如果我能顶住家里的压力谢亮不会死。”
“谢亮叫我‘贾爸爸’。”他蹲在地上，捂著脸，“最后一次见面，他给我看他画的画，说‘贾爸爸，等我腿好了，我带你去爬山’。我敷衍他说好，其实心里在想怎么把他送走”
谢亮的亲生父亲从外地赶来。这个男人当年抛弃了残疾儿子，如今站在殡仪馆里，看着冰棺里瘦小的身体，站了一夜，没说一句话。天亮时，他办了手续，带着骨灰回了老家。走之前对赵铁柱说：“警察同志，帮我告诉她，我不怪她。要怪就怪我，当初是我不要这孩子的。”
“下辈子，”这个从未尽过父亲责任的男人哭着说，“下辈子如果还能做父子，爸爸好好疼你。”
那晚，赵铁柱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
客厅里还亮着灯，豆包蜷在沙发上看电视，身上盖著毯子，已经睡着了。电视里放著深夜重播的动画片，声音调得很小。
赵铁柱轻轻关掉电视，想抱儿子回房间，豆包却醒了。
“爸，你回来了。”他揉着眼睛坐起来，“吃饭了吗？”
“吃了。”
“妈说你今天又破了个大案。”豆包把毯子裹紧些，“是那个喝农药的哥哥吗？”
赵铁柱在儿子旁边坐下：“嗯。”
“他死了吗？”
“死了。”
豆包低下头，很久没说话。十五岁的少年，还不完全理解人性的复杂。
“为什么？”他终于问，“妈妈不是最疼孩子吗？”
赵铁柱看着儿子稚嫩的脸，想起谢亮残疾证上那双大眼睛。他该怎么解释，有些爱是有条件的，有些选择是残酷的，有些人会在生活重压下变成怪物？
“有时候，人会变得不像人。”他尽量选择豆包能听懂的语言，“因为太累了，太苦了，觉得看不到希望。这时候，心里那些不好的念头就会长出来，让人做出可怕的事。”
“那个妈妈不爱她的孩子吗？”
“爱。”赵铁柱说，“但她更爱自己，更爱轻松的生活。当爱和自私打架时，自私赢了。”
豆包沉默了很久，突然小声问：“爸，你不会不要我吧？”
赵铁柱心里一疼，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他把儿子搂进怀里，少年的肩膀还很单薄，但已经在悄悄变宽。
“不会。”他说，声音有些哑，“永远不会。你是爸爸的命，知道吗？”
豆包把脸埋在爸爸肩膀上，轻轻点了点头。
王圆圆从卧室出来，看见父子俩的样子，没说话，只是去厨房热了粥，又泡了壶安神的茶。她穿着睡衣，头发松散地挽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柔。
等豆包睡了，夫妻俩坐在阳台上。夜色深沉，城市的灯火稀稀落落，像流浪的星星。
“铁柱，你今天心里不好受吧？”王圆圆问，手轻轻覆在他的手上。
赵铁柱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我想起了陈盼，那个被扔在车站厕所的婴儿。她妈妈也是没办法，未成年，被强奸，生下来养不起。但至少，她把孩子放在有人能发现的地方，用毯子包好，放了奶粉和纸条，希望孩子能活。”
他顿了顿，烟头的红光在夜色里明灭：“而今天这个母亲，是亲手把农药递给孩子，骗他喝下去，然后坐在旁边看着他死。”
“都是遗弃，但不一样。”王圆圆轻声说，“一个是绝望中的放手，一个是清醒的谋杀。”
“是啊。”赵铁柱看着远处，“我这工作干了二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坏人是一开始就坏，有的是被生活一点点磨坏的。胡亦旋是后者，但这不是借口。”
“这世界就是这样。”王圆圆握紧他的手，“有好人，有坏人，有不好不坏的人。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好人得到保护，让坏人得到惩罚。”
“够吗？”赵铁柱问，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次。
“不够。”王圆圆诚实地说，“但只能这样。铁柱，你救不了所有人，但你已经救了很多了。陈盼现在上高中了，成绩很好，上周还给我打电话，说月考考了年级前十。她说长大了要当警察，像你一样。”
赵铁柱笑了，笑容有些苦涩：“像我有什么好，天天累死累活，还总是看到这些。”
“但你在做对的事。”王圆圆认真地看着他，“这就够了。你知道有多少人，看着不对的事，摇摇头就走开了？你能坚持站在那儿，把那些脏的丑的揭开，让该负责的人负责，这就已经了不起了。”
是啊，够了。
在这复杂的人世间，能坚持做对的事，已经不易。警察的工作不是童话故事，没有那么多圆满结局。更多时候，是揭开一个伤口，发现底下还有更多伤口；抓住一个坏人，发现背后还有更深的悲剧。
但还是要做。
因为如果连他们都不做了，那些“谢亮”们，就真的白死了。
夜深了，赵铁柱翻开笔记本，就著台灯写字。这本子用了很多年，纸张已经泛黄，上面密密麻麻记录著这些年办的案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破碎的人生。
今天这一页，他写得很慢。
“胡亦旋故意杀人案提起公诉。一个母亲，一瓶农药，一个残疾孩子对母亲毫无保留的信任。
“谢亮的残疾证上写着：‘热爱生活，喜欢画画。’老师说他最爱画太阳，因为‘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暖洋洋的’。可他喝下农药时，该有多冷？
“审讯结束时，胡亦旋问我：‘赵警官，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没回答。法律会给她答案，但道德的问题，我没有资格评判。
“我只知道，谢亮临死前看着她的眼神，会是我余生很多个夜晚的梦魇。
“胡亦旋的婚纱照终究没拍成。有些东西一旦沾了血，就再也洗不干净了。
“今天带郑明去谢亮墓前放了一束太阳菊。孩子，愿你来世有个好身体，有个真正爱你的人。愿你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没有阴影。
“郑明在墓前站了很久，最后说：‘师父，我想我永远理解不了这种人。’我说：‘理解不了是好事。说明你心里还有底线，还有温度。如果你哪天能‘理解’了，就该脱下这身警服了。’
“警察的工作，有时就是揭开那些看似‘合理’的表象，露出底下血淋淋的真相。这真相往往很丑，很脏，让人不想看。但再丑，也要有人看，有人记，有人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豆包今晚问我，会不会不要他。我说永远不会。这孩子，也开始思考这些沉重的问题了。成长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看清世界的复杂，然后选择自己要做哪种人。
“王圆圆说我‘在做对的事’。这句话简单，但重。我会记住。
“路还长，夜还黑，但至少今晚，我还能抱着爱人，看着孩子熟睡。这就是我要守护的。这就够了。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还会有新的案子，新的人间悲剧。但也会有好消息，比如陈盼又考了前十名，比如上周救下的那个自杀的年轻人今天打电话来说找到工作了。
“光明和黑暗永远同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多点亮一盏灯，哪怕只能照亮很小的一块地方。
“睡了。明天继续。”
合上笔记本，赵铁柱走到儿子房间门口。豆包睡得很熟，被子踢开了半边。他轻轻给儿子盖好被子，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窗外，天边已经泛起一丝微光。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新的一天就要来了。
他还要继续走下去。在这条看清了太多黑暗却依然选择相信光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因为他是警察。
因为有人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