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市局刑警支队的走廊里，清晨的阳光斜射进来，在磨石地板上投下长长的窗影。
赵铁柱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已经摆好了两杯茶——一杯是他的，浓得像酱油；另一杯是给徒弟郑明的，清淡得多。这是三年来的惯例。
三年前，郑明第一次站在这个门口时，二十二岁，警校刚毕业，眼睛里闪著那种赵铁柱熟悉又陌生的光——那是二十二岁时的自己，相信所有案子都能破，所有黑暗都能被照亮。
“赵队，我想跟你学。”那时候的郑明腰板挺得笔直。
“为什么想跟我？”
“因为你破的案子最多。”年轻人回答得直接，“而且我听说，你带的徒弟都成材了。”
赵铁柱当时笑了。是啊，他带过三个徒弟：一个在省厅，一个在禁毒支队，还有一个在技术科当骨干。但他心里清楚，真正“成材”的标准，不是去了哪个部门，而是有没有守住穿上这身警服时的初心。
“行，跟着吧。”赵铁柱当时说，“但先说好，我很严。”
“我不怕！”
郑明确实不怕。这三年，他跟着赵铁柱出现场、蹲守、审讯，见过最血腥的凶案现场，也见过最荒唐的人间闹剧。他吐过，哭过，也曾在深夜里怀疑过这份工作的意义。
但今天，当赵铁柱推开办公室门时，郑明已经能在勘查报告上独立签字了。
“师父，昨天的现场报告写好了。”郑明把文件夹递过来，动作沉稳，眼神坚定。
赵铁柱接过，仔细翻看。现场照片拍摄角度专业，痕迹标注清晰，分析推断有理有据——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刑警的手笔了。
“可以。”赵铁柱合上报告，“下午那个抢劫伤人案，你主办，我旁听。”
郑明的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真的。”赵铁柱端起茶杯，“但有个条件：不能只盯着监控和资料库。现场会说话，你得学会听。”
下午的抢劫伤人案发生在老城区的一家便利店。
受害者是店主老王，六十多岁，头上缠着纱布，坐在派出所调解室里还有些惊魂未定。
“我就收个钱，那人突然就冲进来”老王比划着，“用棍子敲我头，抢了收银台里的五百多块钱，转身就跑。”
“看清长相了吗？”
“戴着头套，就露出眼睛。”老王摇头，“个子不高，挺瘦的。”
现场监控确实拍到了一个戴毛线头套的身影，但画面模糊，连男女都分不清。便利店门口是条背街小巷，没有其他监控。
郑明带着勘查箱去了现场。赵铁柱跟在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只观察，不说话。
便利店里已经被清理过，地上的血迹拖干净了，货架也重新整理过。郑明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看。店门口有片泥地，昨晚下了场小雨。
“师父，您看这里。”郑明忽然指著泥地上的半个鞋印。
赵铁柱走过去。鞋印很清晰，运动鞋，42码。印子很深，边缘有些模糊。
“嫌疑人应该体重不轻，而且跑得很急。”郑明分析道，“这鞋印的位置——他是从东边跑过来的，但东边是死胡同。所以他可能原本藏在胡同里，看见老王单独在店里，才冲出来作案。”
赵铁柱点头：“继续。”
郑明又走到路边，指著几道新鲜的车辙：“电动车的。昨晚下雨后，只有这辆车经过。嫌疑人可能骑电动车来的，停在胡同里。”
“然后呢？”
“然后”郑明环顾四周，“他作案后往西跑了。西边出去是主干道，有监控。但他戴着面罩，骑车，我们很难追踪。”
“所以？”
郑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头：“所以我们应该查附近的电动车修理店。这种小混混作案后，可能会去销赃或者修车。而且他昨晚跑得急，可能会留下什么痕迹。”
赵铁柱终于露出笑容：“可以，有长进。”
三天后，案子破了。
嫌疑人是附近城中村的一个混混，有抢劫前科，体重一百八十斤，确实穿42码的运动鞋。更重要的是，他作案后真的去了熟悉的修车铺——因为逃跑时太慌张，电动车撞到了路牙石。
修车铺老板认出了他：“那天晚上急急忙忙来的，车头都撞歪了。”
郑明带队抓捕时，那个混混还在出租屋里睡觉。看见警察冲进来，他愣了一下，然后认命地伸出双手。
“小警察，你挺厉害啊。”被押上警车时，混混对郑明说。
郑明没理他，只是仔细检查了出租屋，在床底下找到了那根作案用的木棍，还有老王的五百多块钱。
案件移送时，郑明把证据链整理得清清楚楚。检察院的同事看完卷宗，对赵铁柱说：“赵队，你这徒弟出师了。”
晚上，赵铁柱请郑明吃饭。不是什么大饭店，就是支队对面巷子里的那家小面馆。老板老陈认识赵铁柱二十多年了，看见他就喊：“老样子？牛肉面多加辣？”
“两份。”赵铁柱说，“他那份少辣。”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两人埋头吃了一会儿，赵铁柱忽然开口：“还记得你第一次出现场吗？”
郑明笑了：“记得，是个跳楼自杀的。我吐了，您说‘吐完继续干’。”
“现在还会吐吗？”
“不会了。”郑明摇摇头，“但有时候心里还是会难受。”
“难受就对了。”赵铁柱喝了口面汤，“要是看到死人没感觉，那你就不适合干这行。但难受归难受，工作还得干。”
郑明沉默了一会儿，问：“师父，您干了二十多年，有没有怀疑过？”
“怀疑什么？”
“怀疑我们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意义。”郑明说，“我们抓了一个，还有十个；破了这个案，还有下个案。好像永远抓不完，永远破不完。”
面馆里灯光昏黄，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走着。赵铁柱放下筷子，点了支烟。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他说，“在海平镇派出所，每天处理鸡毛蒜皮，觉得大材小用。后来到了刑警队，天天破命案，又觉得人怎么可以这么坏。”
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腾。
“但有一次，王圆圆——我爱人，她跟我说了个事。”赵铁柱的声音很平，“她说医院里有个老太太，癌症晚期，疼得不行，但一直撑著。护士问她等什么，她说等儿子回来。她儿子是个警察，在外地办案，老太太怕影响他，不让告诉他。”
郑明静静听着。
“后来儿子回来了，老太太当天晚上就走了。”赵铁柱说，“王圆圆说，老太太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因为她知道，儿子在做重要的事，在抓坏人，在帮别人。”
“所以您觉得”
“我觉得，意义不在抓了多少人，破了多少案。”赵铁柱看着郑明，“意义在于，因为我们在，有些人晚上敢一个人走路；有些孩子能平安长大；有些老人能安心等儿子回家。”
他顿了顿：“就像点灯。我们不可能照亮所有黑暗，但至少，在我们守着的地方，黑暗退后了一步。”
郑明低头吃面，许久没说话。
吃完面，两人走回支队。深秋的夜风吹过，有些凉意。办公楼里还亮着几盏灯，那是其他队的人在加班。
“师父，”郑明在门口停下，“谢谢。”
“谢什么？”
“谢谢您没告诉我答案，而是让我自己找。”郑明说，“我现在好像找到一点了。”
赵铁柱拍拍他的肩：“找到了就记住。以后你也会带徒弟，到时候，把这点光传下去。”
两人走进办公楼，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起。
前方还有无数个长夜，无数个案情，无数个等答案的人。
但至少此刻，灯亮着，路在脚下，有人同行。
这就够了。
笔记本上，赵铁柱写道：
“郑明今天独立侦破了他的第一个案子。抓捕时嫌疑人说‘小警察挺厉害’，他没接话，只是继续完善证据链。这种沉稳，比任何夸奖都珍贵。
“晚上吃面时他问我‘意义’，我想起了潘所，想起了大脑袋，想起了这二十多年见过的所有生生死死。
“意义在哪里？在受害者家属说‘谢谢’时，在冤案昭雪时，在下夜班路上看见万家灯火时。
“也在徒弟从迷茫到坚定的眼神里。
“王圆圆今天打电话，说豆包模拟考进了年级前五十。这孩子，终于找到自己的路了。
“路还长，但有人接着走，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