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七月的洛阳城，暑热如蒸。
但白马寺译经院里，却另有一番清凉世界。这是寺内最僻静的一处院落，青砖铺地，古柏参天，屋檐下挂着的铜铃偶尔被风吹动，发出清越的声响。正堂内，数十盏油灯昼夜不熄，将满墙经卷照得泛着温暖的黄光。
时值黄昏，礼部主客郎中郑沅踏进院门时，正听见堂内传来抑扬顿挫的诵经声——那是梵语，音节奇异，仿佛带着天竺平原的风沙与恒河的水汽。
他停下脚步，静静听着。三日前，礼部尚书交给他一项新差事：协助译经院统筹今秋的佛经翻译与刊印事宜。这原不是主客郎中的本职，但因涉及与天竺僧人的往来，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是《金刚经》。”一个温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郑沅回头，见一位老僧含笑而立。这僧人身穿杏黄袈裟，面容清癯，眼窝深陷，鼻梁高挺，一看便知有天竺血统。但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洛阳官话，带着些许凉州口音。
“大师是……”
“贫僧鸠摩罗什，凉州人士。”老僧合十行礼，“家父天竺人，家母龟兹人，贫僧生于龟兹，长于凉州，游学天竺十二年，开元元年奉诏来洛阳译经。”
郑沅连忙还礼：“久仰大师之名！下官礼部主客郎中郑沅，奉旨前来。”
“郑郎中请。”鸠摩罗什引他入内。
正堂宽敞，三面墙皆是顶天立地的木架，上面整齐码放着经卷。有些是贝叶经，用铁笔刻在天竺贝多罗树叶上；有些是羊皮卷，来自西域；更多的是晋朝产的麻纸卷轴，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汉字。
堂中央摆着七张长案，每张案后都坐着人——三名天竺僧人，四名晋朝学者。案上堆着经卷、稿纸、笔墨，还有几本厚厚的《梵汉字典》。油灯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书写动作轻轻摇曳。
“这是今日在译《维摩诘经》。”鸠摩罗什轻声解释，“左首那位是天竺那烂陀寺的僧伽跋陀罗大师，中间是我，右首是长安大庄严寺的慧远法师。其余几位是协助的学者。”
郑沅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位天竺僧人身旁都坐着一位晋朝学者，每位晋朝学者身旁也坐着一位天竺僧人。他们时而低声讨论，时而提笔书写，时而翻阅字典。
“这是‘双人合译’之法。”鸠摩罗什看出他的疑惑，“天竺僧人口述梵文经义，晋朝学者记录并润色为汉文；晋朝学者诵读汉文译文，天竺僧人对照梵文核验是否达意。如此往复，直至文义准确、文字通达。”
正说着，那位叫僧伽跋陀罗的天竺老僧抬起头，用生硬的汉语说：“此处……‘般若波罗蜜多’，汉文何解？”
他对面的晋朝学者沉吟道：“按旧译是‘智慧到彼岸’。但慧远法师以为，‘智慧’二字不足以尽‘般若’之义，‘到彼岸’也过于直白。不如译作‘究竟智慧’或‘无上智度’？”
慧远法师年约五十，是晋朝有名的高僧，此时捻须沉思片刻：“‘般若’非寻常智慧，乃洞见实相之智；‘波罗蜜多’非简单到彼岸，乃圆满成就之意。贫僧以为，可试译作‘智度圆满’。”
鸠摩罗什点头：“善。但需加注说明：‘般若’谓诸法实相之智，‘波罗蜜多’谓离一切执着、达涅盘彼岸。”他转向一旁的书吏，“记下：正文用‘智度圆满’，脚注详释其义。”
书吏运笔如飞。郑沅看得入神，他从未想过，译经竟是如此精微细致的事，一字一词都要反复推敲。
鸠摩罗什引他到偏室用茶。室内简朴，只有一张竹榻、两个蒲团、一张矮几。茶是寺院自种的薄荷茶，清凉解暑。
“大师来晋朝几年了？”郑沅问。
“四年又七个月。”鸠摩罗什微笑，“开元元年春，凉州刺史荐我入京。那时译经院初设，只有三人。如今你看——”他指了指正堂，“有译师十二人，助译学士二十四人，书吏、校勘、抄写共百余人。去岁译出经论四十三部，今岁计划译五十五部。”
“朝廷为何如此重视译经？”郑沅问出心中疑惑。他知道皇帝重儒术，也容佛道，但这样大规模、系统性地翻译佛经，似乎超出寻常的宗教需求。
鸠摩罗什为他斟茶，缓缓道：“郑郎中可知，佛教传入中土已三百年，然经典多为零散翻译，且各家译本不一，甚至同一部经有数个译本，文义相左。信徒无所适从，学者争论不休。”他顿了顿，“陛下曾言：‘教义不明，则信仰不纯；经典不一，则法门杂乱。’系统译经，是为正本清源。”
“那为何还要将儒家经典译为胡语？”
“这正是陛下高明之处。”鸠摩罗什眼中露出钦佩之色，“佛经译成汉文，是让佛法适应晋土；儒家经典译为胡语，是让圣贤之道广传四方。一来一往，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正说着，慧远法师捧着几卷稿纸进来：“罗什师，这是《论语》前三章的胡语试译，请您过目。”
鸠摩罗什接过，仔细阅读。郑沅凑近看，见纸上写着弯弯曲曲的胡文，旁边还有汉字注音和释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鸠摩罗什轻声念着胡语译文，时而点头，时而蹙眉，“这句译得不错。但‘君子务本’的‘本’字，你用胡语‘树根’比喻，虽贴切，却少了些儒家‘根本之道’的深意。可试译作‘根基之道’，再加小注说明。”
慧远法师点头记下，又说：“最难译的是‘仁’字。胡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用‘善良’太浅，用‘慈悲’又偏佛家。贫僧与几位胡语学者商议，暂译作‘完整的人心’，取‘二人为仁’之意，指待人如己的完整心性。”
“可。”鸠摩罗什赞许道，“译经之难，不在文字对应，在精神传递。要让胡人读者既明白字面意思，又能体会其中深意。”
郑沅忍不住问：“这些胡语译本，要送到何处？”
“西域诸国，漠北各部，乃至天竺、波斯。”鸠摩罗什道，“去年第一批《孝经》胡语译本送到敦煌，由商队带往西域。今年有龟兹王子遣使来求《论语》《孟子》译本，说是要设学宫教授。文化如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晋朝文教昌明，自当惠及四方。”
夜幕完全降临时，译经院内灯火更明。
郑沅被允许旁观晚课后的译经讨论。二十余人围坐堂中，中间案上摊开一部贝叶经，纸张已经泛黄，边缘破损，但上面的梵文字迹依然清晰。
僧伽跋陀罗大师小心地抚摸着贝叶经，用梵语缓缓诵读。他的声音苍老而庄严，每一个音节都像古老的咒语。诵读一段后，鸠摩罗什用汉语复述大意。
今晚讨论的是《法华经》中“莲花化生”的譬喻。天竺僧人们认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佛法在人间的纯净；晋朝学者们则联想到周敦颐的《爱莲说》，认为可借中土文人熟悉的意象来阐释。
“但胡人呢？”一位年轻学者忽然问，“西域少莲花，漠北更无此物。若译给草原部族听，他们不解莲花之喻，岂非白费功夫？”
堂中静了片刻。慧远法师击掌：“问得好！贫僧曾随商队到过云中，草原上多见马兰花、萨日朗花。或许译到此处，可加注说明：莲花如同草原上的萨日朗，生于泥土而绽放鲜艳，喻佛法在尘世中绽放光明。”
“还可举更贴近的例子。”另一位学者说，“牧民挤奶，奶中取酥，酥中取醍醐——这‘醍醐灌顶’之喻，草原人一听便懂。”
鸠摩罗什微笑颔首：“这便是‘本土化’。佛法要在中国生根，需借儒家道家的概念阐释；要往西域漠北传播，需用当地熟悉的物事比喻。译经不是照搬文字，是搭建心桥。”
讨论持续到亥时。郑沅看着这些僧侣学者，有的来自万里之外的天竺，有的来自晋朝各地，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还面容稚嫩，但他们围灯而坐，为一个词、一个譬喻反复推敲时，眼中都有同样的光——那是求道的光，也是传播文明的光。
离开译经院时，已是星斗满天。
郑沅走在白马寺的石板路上，耳边似乎还回响着那些梵汉交织的讨论声。他想起自己读过的史书：汉武帝通西域，带来葡萄、苜蓿；唐太宗时玄奘取经，传播佛法。但像现在这样，既有系统地翻译佛经，又有计划地输出儒学，双向的文化交流如此深入、如此有序，似乎前所未有。
礼部尚书前日对他说：“译经院之事，表面是译佛经，实则是立规矩。要为后世确立翻译的典范——如何忠实原意，如何适应本土，如何让不同文明对话。”当时他不甚明白，今夜目睹这一切，忽然懂了。
译经院里的那些烛光，照亮的不仅是经卷，更是一种态度：对异域文明不盲目排斥，也不全盘接受，而是认真理解、审慎吸收、创造性转化。同时，也自信地将自己的文明精华传播出去，相信其价值能惠及他者。
这种态度，或许才是开元盛世最深沉的底气——既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又有文明自觉的自信。
回到礼部衙署，郑沅在灯下写今日的巡视记录。他特意记下一个细节：译经院的灯油由将作监特制，烟少而亮，是为保护经卷和译师们的眼睛。朝廷连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可见对此事的重视。
写罢搁笔，他推开窗。洛阳城的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闪烁，远处白马寺的轮廓隐约可见。那译经院里的烛光，此刻想必还亮着，与满城灯火相映，与天上星辰相照。
郑沅忽然觉得，那不止是烛光。
那是文明的火种，在一代代译师学者手中传递，从恒河传到黄河，从黄河传到漠北，从梵文译成汉文，从汉文译成胡语。火光虽微，却能照亮人心，连接起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明。
而这，或许就是“开元治世，文华鼎盛”最生动的注脚——不仅在疆域辽阔、仓廪充实、兵强马壮，更在这种从容不迫的文化自信，和这种细腻深入的文化交流里。
夜风吹过，带来隐约的钟声。那是白马寺的晚钟，沉浑悠远，仿佛在说：一切文明的相遇与对话，都将被时光铭记。
而这铭记的开端，就在今夜这间译经院里，在那些不眠的烛光下，在那些为了一字一词而倾尽心血的人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