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二月的汴渠，河冰初解。
清晨的寒气还凝在枯黄的芦苇秆上，河面漂浮着细碎的冰凌，在初升的日头下闪着碎银子般的光。岸边纤道上，几百名赤膊的漕丁正将最后几根碗口粗的缆绳套在肩上，黝黑的脊背在冷风中冒着白气。
“起——船——喽——”
老把头王三站在堤坝高处，扯开沙哑的喉咙吼出一声号子。那声音像破锣，却有着某种穿透力，瞬间压过了河水的哗哗声。
“嘿——哟！”漕丁们齐声应和。
沉重的漕船缓缓离开码头。这是一艘新造的“汴”字号官船，长十五丈，宽三丈，满载着淮南道的稻米、江南道的丝绸，还有汴梁一带新铸的铜钱。船首插着户部漕运司的杏黄旗，在料峭春风中猎猎作响。
船板上，押运小吏李诚紧了紧身上的棉袍，手里攥着厚厚一沓清单。他不过二十五六岁年纪，去年刚通过吏部铨选，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押运漕粮进京。
“李大人，舱里都查验过了，三千石白米，五百匹绢，三万贯钱，数目都对。”一个四十来岁的漕丁头目走过来禀报，脸上带着讨好的笑，“这趟风顺的话，二十天就能到洛阳。”
李诚点点头，目光扫过岸边那些拉纤的汉子。他们弓着身，赤脚踩在还带着冰碴的泥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动，嘴里呼出的白气连成一片。
“孙把头，”李诚叫住那漕丁头目，“按新章程，这一路弟兄们的伙食……”
“大人放心！”孙把头咧开嘴，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每顿都有白面馍，三天一顿肉，菜管够！朝廷今年拨的漕运饷银足足的，弟兄们都说，比去年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这话倒是不假。开元四年秋，户部重新核定了漕丁待遇：每人每月饷银从一贯二百文涨到一贯八百文，另加“辛苦钱”三百文；口粮从每日一斤糙米改为精米一斤半；沿途设有“漕站”，提供热水热饭，还可凭腰牌免费抓药看病。
政策一出，往年开春后总有几个漕丁托病不来的情形，今年反倒多出两成人手。有些原本在码头上打零工的汉子，也挤破了头想挤进漕运队伍。
“开闸——放船——”
前方传来吆喝声。汴渠第一道闸门缓缓开启，浑浊的河水涌入闸室，漕船在水位抬升中稳稳前行。过了闸，河道渐宽，两岸的纤道也平整了些，纤夫们的脚步明显轻快起来。
孙把头站在船头，清清嗓子，领起一支漕工号子：
“太阳那个出来——哟嘿！”
“照四方——哟嘿！”众丁应和。
“漕船那个满载——哟嘿！”
“奔洛阳——哟嘿！”
粗犷的号子在河面上回荡。这号子没有文人诗词的雅致，却是漕丁们用血肉筋骨磨出来的调子。每一句的起伏，都对应着拉纤的发力节奏；每一声呐喊，都压着脚下艰难的步伐。
李诚听着，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他出身寒门，父亲是县里的小吏，从小见过太多底层百姓的艰辛。开元初年，皇帝推行新政，他凭苦读考中明经，又通过吏部考核，才得了这份差事。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嘱：“漕运乃国家命脉，你年轻，要多看多学，体恤下情。”
“大人，进舱喝口热茶吧。”孙把头殷勤地端来粗陶碗。
李诚接过，茶是普通的陈茶梗子，但滚烫。他抿了一口，问道：“孙把头在漕上干了多少年了？”
“十八年喽。”孙把头在船帮上坐下，摸出烟袋，“俺十六岁就上船，从拉纤做起，后来跟船，再后来当把头。这汴渠上每一处浅滩、每一道弯，都刻在俺心里哩。”
“这些年变化大吗？”
“大！太大了！”孙把头眼睛亮起来，“就说这船——早年都是平底木船，载不了多少货，还老搁浅。现在这些‘汴’字号，都是格物院设计的，底深舱宽，吃水稳。再说这河道——开元二年起，工部年年疏浚，险滩炸平了，弯道取直了，水闸也换成新式的双门闸，过闸快了一倍不止！”
他说得兴起，烟也不抽了：“最要紧的还是人。以前漕丁是苦役，官府征发，不给钱粮，路上死了病了，扔河里了事。现在呢？饷银足额发，病了有药，死了有抚恤——去年老赵头在徐州段得了急病，漕站的郎中连夜救治，捡回条命，朝廷还给了二两银子养病钱。这事儿传开，大伙儿干活的劲头能不足吗？”
李诚点点头，翻开随身携带的《漕运新章》。这是开元四年冬刚颁布的法规，对漕运的组织、调度、待遇、奖惩都有详细规定。其中有一条让他印象颇深：“凡漕丁因公伤亡，恤其家小，子女可入州县义学。”
正说话间，船已行至徐州段。这段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山崖陡立，纤道变成了在石壁上凿出的栈道。
“小心了！”孙把头站起身，朝岸上喊道，“前面是老虎口，都打起精神！”
号子声变了调子，从刚才的平缓变得急促高亢：
“老虎那个张口——哟嘿！”
“要吃人——哟嘿！”
“咱们那个漕丁——哟嘿！”
“不怕它——哟嘿！”
纤夫们几乎匍匐在栈道上，缆绳深深勒进肩膀的皮肉里。河水在这里打旋，船像被无形的手拽着，迟迟不肯前行。李诚看着心惊，也走到船舷边，帮着船工一起撑篙。
“加把劲——过滩有肉吃！”孙把头吼着，额上青筋暴起。
足足半个时辰，船才一寸寸挪过这段险滩。过了老虎口，河道豁然开朗，水流平缓下来。岸上的纤夫们瘫坐在栈道尽头，大口喘着气，汗水在冷风中蒸腾成白雾。
船没有停，继续前行。按照新规，每三十里设一个“短歇点”，漕丁们可轮流休息一刻钟，喝热水、吃干粮；每百里设一个“长歇点”，可歇半个时辰，有热饭热菜供应。
日头爬过中天时，船抵达第一个长歇点——汴渠中段的漕运驿站。
这驿站是去年新建的，青砖灰瓦，院落宽敞。院中架着三口大锅，一口煮着粟米饭，一口炖着白菜豆腐，还有一口熬着姜汤。几个驿卒忙前忙后，见船靠岸，立刻端上热腾腾的饭菜。
漕丁们排队领饭，每人一大碗米饭，一勺菜，还有两片咸肉。几个年轻的漕丁凑在一起，边吃边比划着什么。
李诚好奇，走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一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漕丁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回大人，俺们在算，这趟跑完能挣多少。按新章程，从汴梁到洛阳，一趟基础饷是八百文，要是提前三天到，再加二百文‘快脚钱’；货物无损，再加一百文‘仔细钱’。这一趟下来，能拿一贯一百文呢！”
“你打算怎么花？”李诚笑着问。
“俺娘眼睛不好，想带她去洛阳看看郎中。”那漕丁眼睛亮晶晶的，“听说洛阳有官办医馆，抓药便宜。剩下的钱存起来，等够了，想在老家盖两间房……”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插话：“俺想送娃去念书。村里新开了蒙学，束修不贵，认几个字，将来不做睁眼瞎。”
孙把头端着碗凑过来，压低声音对李诚说：“大人您看，这就是人心。朝廷给条活路，给个盼头，大伙儿自然卖命。往年这时候，哪有什么‘快脚钱’？能按时到就不错了，路上偷奸耍滑、夹带私货的多的是。现在呢？都想快点到、货完好，因为多拿的钱是实打实的。”
李诚若有所思。他想起在户部实习时，看过开元三年的漕运统计：全年漕粮运输损耗从往年的两成降到不足半成；运输时间缩短了十五天；漕丁逃亡率从三成降到几乎为零。当时只觉得是数字，今日亲眼所见，才明白这些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漕丁实实在在的汗水，和他们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歇息完毕，号子声再起。漕船继续北上，经汴州、过郑州，一路向洛阳进发。
沿途的景象让李诚印象深刻：河道上漕船往来如梭，除了官船，还有不少民船——那是民间商号承包部分漕运业务后新增的运力。岸边不时可见工部河工在维护堤坝，他们用新式的“三合土”加固险段，用竹笼装石护坡。每隔五十里，就有烽燧般的“水情台”，上有士卒值守，用旗语传递上下游水情——这是去年黄河防汛成功后的推广举措。
第七日黄昏，船行至离洛阳还有三百里的重要枢纽——汴口。
这里是汴渠与黄河的交汇处，水面宽阔如湖，大小船只云集。码头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俨然一座水上市镇。漕运司在此设有关卡，所有漕船都要在此核验文书、检查货物，然后编队进入最后一段航程。
李诚下船办理手续时，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李贤弟！”
一个穿着青色官袍的年轻人快步走来，正是李诚在国子监时的同窗张昀。张昀比他早一年入仕，如今在汴口漕关任书令史。
两人相见甚喜，在关署旁的茶铺坐下叙话。
“听说贤弟这次独当一面了，可喜可贺。”张昀笑道。
“不过是押一趟船，比不得张兄在此要冲之地。”李诚谦道，随即问起漕关事务。
张昀指着窗外繁忙的码头：“你看，如今每日经过汴口的漕船不下百艘，民船更是数倍于此。开元三年，朝廷将部分漕运业务‘包商’，让民间船行承运三成漕粮，官府按里程、货量支付运费。此法一出，民间造船业大兴，运力陡增，运费反倒降了一成。”
“不会有私带违禁货物之弊吗？”
“所以才有我们这些人盯着。”张昀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每艘船都有‘漕引’，详细登记货物、人员、目的地。沿途关卡核验，到终点再核销。若有夹带，船主执照吊销，永不录用；举报者可得货物价值三成赏金。重罚重赏之下，这几年几乎没出过大案。”
李诚翻看册子，只见上面记录密密麻麻：某船某日某时过闸，载货几何，船主何人，押运何人，查验何人……事无巨细，皆有记载。
“这是‘漕运簿记法’，”张昀解释，“每船一簿，全程记录。若有延误、货损，可追溯责任到具体环节。去年有艘船在郑州段触礁，就是靠这个簿子查清是船主贪快走浅水道所致，赔了个倾家荡产。”
正说着，外面传来喧哗声。两人出去一看，原来是一艘民船与官船争道，险些碰撞。
一个穿着绸衫的船主正对漕关吏员赔笑：“官爷恕罪，小的一时心急，下次不敢了！”
那吏员板着脸，掏出一块木牌：“按《漕运律》第七条，争道抢行，罚钱五百文，记过一次。三次记过，吊销漕引。”
船主苦着脸交了罚金，领了记过牌，悻悻而去。
张昀对李诚说：“看见没？法度严明，方能井然有序。早些年，这河道上谁船大谁横冲直撞，现在任你是皇亲国戚的商船，也得守规矩。”
在汴口停留一夜后，李诚的船编入一支三十艘的船队，在两条快船的引导下，开始了最后三天的航程。
这段河道经过多年整治，最为平顺。两岸沃野千里，麦苗已返青，远远望去如铺了层绿毯。村落星罗棋布，炊烟袅袅，时而可见孩童在河边嬉戏，见船队经过，纷纷挥手呼喊。
漕丁们的精神也明显振奋起来。离洛阳越近，号子声越响亮，脚步越轻快。有人甚至唱起了家乡小调，虽然粗俚，却透着股质朴的欢喜。
“李大人，明日午时就能到洛阳了。”孙把头望着前方，眼中闪着光，“这趟顺风顺水，能比预定早两天。按新章程，早到有赏，损坏全无也有赏，加上基础饷，这一趟，每个弟兄能多拿三百文呢。”
李诚笑道：“到了洛阳，我请弟兄们喝顿酒。”
“那可不敢！”孙把头连连摆手，“朝廷待我们够厚了。说实话，干漕运十八年，就这几年觉得活得像个‘人’。以前是牛马，现在是堂堂正正吃皇粮的漕丁。前年皇帝南巡经过汴渠，还特意下船接见了几个老漕工，每人赏了五两银子、一匹绢。那事儿，够俺们念叨一辈子！”
二月十八日午时，洛阳永通门外的漕运码头已遥遥在望。
码头上旌旗招展，人声鼎沸。早有三艘官船在前引导，旗手打着旗语，指挥船队有序靠岸。岸上，户部仓部司的官员已经摆开桌案，准备验收货物；码头力夫们摩拳擦掌，等着卸货；更有不少商贩推着小车，贩卖热饼、汤面、果子——他们知道，漕丁们领了饷银，总要犒劳自己一番。
“落——帆——靠——岸——”
孙把头扯开嗓子，喊出这趟漕运的最后一嗓子号子。
漕船缓缓贴岸，缆绳抛向码头系缆桩。跳板放下，李诚第一个踏上洛阳的土地。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着河水、货物、食物的复杂气味，这是帝都特有的、充满活力的气息。
仓部司的主事迎上来，查验文书，清点货物。一切无误后，在漕引上盖下红印：“开元五年二月十八日，漕粮三千石全数入库。”
孙把头带着漕丁们排队领饷。铜钱是刚铸的“开元通宝”，用红绳串着，沉甸甸的。每个漕丁接过饷银时，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那个想给母亲看病的年轻漕丁，小心翼翼地把钱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
李诚完成交割，在码头边的茶摊坐下，要了碗热茶。他看着眼前繁忙的景象：一队队漕丁领了饷，有的直奔饭铺，有的围在货摊前挑选给家人的礼物；力夫们喊着号子，将一袋袋粮食扛进仓廪；商贩的吆喝声、算盘的噼啪声、船工的招呼声，交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喧哗。
远处，又一队漕船正缓缓驶来，船上的号子声隐约可闻。
李诚忽然想起父亲的话：“漕运乃国家命脉。”那时他不懂，现在明白了——这命脉不是冰冷的河道，不是木造的船只，而是这些在河岸上弓身拉纤的汉子，是这些在船板上忙碌的漕丁，是他们肩膀上的缆绳、脚下的老茧、喉咙里的号子，和他们眼中对更好日子的那点光亮。
一条汴渠，从淮南到洛阳，三千里水路。每年数百万石粮食、数不清的货物，就从这水路上源源不断输往帝都，供养着朝廷百官、戍边将士、京城百姓。而维系这一切运转的，是越来越精细的法规，是越来越公平的待遇，是让每个参与者都看到希望的制度。
日落时分，李诚离开码头，走向洛阳城。永通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而汴渠上的号子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那号子里，有一个正在上升的盛世，最踏实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