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三年二月十五，太学论辩堂。
春寒料峭，但堂内早已座无虚席。三百个席位分作三列：左侧是宽袍大袖、峨冠博带的儒学士人，为首的是当世大儒、太学祭酒郑玄；右侧是身着深色官服、面容肃正的法吏代表，以大理寺卿杜预为首；中间则是数百名太学生，既有儒学科的生员，也有律学科的学子。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因为今日这场辩论，皇帝将亲临听辩。
辰时正，钟磬声起。
司马柬从侧门步入论辩堂。他今日没有穿龙袍，而是一身素色常服，只在腰间系了条青玉带。年轻的皇帝在正中的主位坐下，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然后微微点头：“开始吧。”
郑玄率先起身。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须发皆白，但目光依然清亮如炬。他手持象牙笏板，声音苍劲有力：“陛下，诸君。老朽今日所论，乃‘礼为治国之本’。昔周公制礼作乐，以礼定尊卑，以乐和人心，故成周八百年基业。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乃治国之要义。”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法吏一侧：“法者，禁人为恶，然只能治已然；礼者，导人为善，方能防未然。若专任刑法，则百姓但求免罪，无廉耻之心；若崇尚礼教，则百姓知耻向善，不待刑罚而自治。故老朽以为：治国当以礼为本，以法为末；以德为先，以刑为后。”
一番话毕，儒学士人中响起一片赞同之声。几个年长的博士甚至热泪盈眶——自秦以法家强盛而速亡，汉虽独尊儒术，但实际治理中，法家之术从未退场。如今开元新政，各项律令条例层出不穷，在郑玄这样的老儒看来，这简直是“重蹈秦覆辙”的危险征兆。
杜预缓缓站起。这位以断案严明着称的大理寺卿，面容沉静如水：“郑祭酒所言，学生敬闻。然学生以为，礼法二者，非本末之分，乃体用之别。”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礼者，如人之血脉精神，定尊卑，明人伦，倡仁义，此乃立国之体。然若无骨骼支撑，血脉何以循行？若无规矩方圆，精神何以寄托？法者，即国之骨骼规矩也。”
他走到堂中悬挂的巨幅《晋律》条文前：“请看《泰始律》首条：‘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者抵罪’。此非残酷，乃大仁——因一人杀人而不诛，则万人性命危；一人盗窃而不惩，则千家财物失。此即‘法者，所以爱民也’。”
堂内一阵骚动。几个年轻大学生忍不住低声议论。
“诡辩！”一位老儒忍不住起身，“若按杜寺卿所言，严刑峻法反倒是仁政了？那暴秦何亡？”
“秦亡非因法严，而因法滥。”杜预从容应对，“秦法苛细，动辄连坐，赏罚不明，此乃‘法之失’，非法之过。正如有人食谷而胀死，岂能归咎于五谷？”
他转向郑玄，深深一揖：“郑祭酒，学生并非否定礼教。恰恰相反，学生以为：礼防君子，法防小人；礼治未然之萌，法治已然之罪。譬如医者，养生防病是上工，然病已发，则须用药石——此药石即法也。”
郑玄沉默片刻，缓缓道：“然今朝廷新政，律令频出，商有商法，工有工规，乃至市井交易、漕运契约，皆以法绳之。长此以往，百姓但知畏法，不知慕德，岂非本末倒置？”
这个问题抛出来，堂内顿时安静。所有人都看向皇帝。
司马柬一直在静静听着，此时才开口：“郑公之忧，朕明白。那么，朕问诸位一个问题：去年洛阳东市绸缎商与江南布商契约纠纷一案，当如何处置？”
他看向郑玄：“若依礼，该如何？”
郑玄沉吟：“当以‘信’字教化。商贾违约，是不守信，当责其悔过，令其补偿，以彰信义。”
“若其不悔过，不补偿呢？”
“这……”郑玄语塞。
司马柬又看向杜预：“若依法，该如何？”
杜预答道：“依《泰始律》及新颁商事条例，当核查契约，明辨责任，判定赔偿。若拒不执行，则强制执行。”
“那么，”司马柬环视全场，“诸位以为，在此案中，是‘礼’解决了问题，还是‘法’解决了问题？”
堂内陷入沉思。那桩案子在《邸报》刊载后，早已传遍洛阳。双方起初各执一词，几乎要动武，最终靠京兆府依律判决才得以解决。判决后，违约方补交了货物，受损方得到了赔偿，双方甚至续订了新约——这个过程，确实主要是“法”在起作用。
一个太学生站起来：“陛下，学生以为，此案虽依法判决，但判决后双方和解续约，这其中也有‘信’与‘和’的礼义在起作用。”
“说得好。”司马柬赞许地点头，“这正是朕要说的：礼法之间，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礼为体，法为用；礼防未然，法治已然；礼教化人心于日常，法规范行为于具体。”
他站起身，走到堂前：“郑公担心律令频出会让百姓但知畏法不知慕德。但朕要问：若无清晰的律法，商贾违约该如何处置？若无明确的规章，漕运损耗该如何核算？若无严格的制度，常平仓的粮食该如何保证不掺沙？”
一连三问，掷地有声。
“礼教倡导‘仁’，很好。但如何让官员对百姓仁？靠的是考核制度——这就是法。礼教倡导‘义’，很好。但如何让商贾守信义？靠的是契约法规——这也是法。礼教倡导‘孝’，很好。但如何让子女尽孝？靠的是‘敬老仓’‘鸠杖制’——这还是法。”
司马柬顿了顿，声音更加沉静：“朕以为，真正的儒法之辨，不在孰轻孰重，而在如何结合。礼为根本精神，法为实现手段；礼定方向，法定路径；礼是愿景，法是阶梯。”
他转向郑玄：“郑公，您教学生读《周礼》，可知《周礼》中多少篇幅在讲制度、讲规范？那不就是法吗？周公制礼，本身就包含着法的精神。”
又转向杜预：“杜卿，你掌刑狱，可知每判一案，都是在向百姓宣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不就是教化吗？法之施行，本身就承载着礼的教化。”
堂内一片寂静。许多人的眼中闪着思索的光。
郑玄缓缓起身，向皇帝深深一揖：“陛下圣明，老朽……受教了。”他转向杜预，“杜寺卿，方才老朽所言，确有偏颇。礼法相辅，方为治道。”
杜预也连忙还礼：“郑祭酒虚怀若谷，学生敬佩。礼为体，法为用，学生谨记。”
司马柬回到主位，看着堂下这些或年轻或年长的面孔，缓缓道：“今日之辩，朕希望诸位明白：治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让不同的力量形成合力的思考题。礼与法，文与武，农与商，中央与地方……所有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在真正的治世中，都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他顿了顿，声音在堂内回响：“所以朕今日裁定：礼为体，法为用；礼防未然，法治已然。二者不可偏废，当并行不悖。太学自即日起，律学科增修‘礼经精义’，儒学科增修‘律法要略’。将来科考，策论题目中，当有礼法结合之论题。”
“陛下圣明！”堂内众人齐声应道。
辩论结束后，司马柬没有立即离开。他在太学园林中漫步，郑玄和杜预陪在左右。
“郑公，朕知道您担心什么。”司马柬边走边说，“您担心朝廷重实务、重律法，会让士人只知钱粮刑名，丢了圣贤书里的精神气。”
郑玄点头：“老朽确有此忧。近日有学生问老朽：‘读《诗经》能治漕运否？习《尚书》能断狱讼否？’老朽竟一时语塞。”
“那郑公如何回答？”
“老朽说：《诗经》教你体察民情，《尚书》教你明辨是非。民情明，是非清，何事不能治？”郑玄苦笑，“但这话，年轻人未必信服。”
司马柬停下脚步，看着园中初绽的梅花：“郑公回答得好。不过朕要补充：体察民情，需要数据——《黄河水文志》就是数据；明辨是非，需要证据——京兆府断案就看证据。所以读经是修身，学法是用世。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士人。”
他转向杜预：“杜卿，你也要记住：法条是冰冷的，但执法者该有温度。去年那桩商事案，你将货价定为六贯而非八贯，就是这份温度。这就是法中有礼，刑中有仁。”
杜预肃然：“臣谨记。”
春风拂过园林，梅花暗香浮动。三个身份、年龄、见解各不相同的人，在梅树下静静站立，仿佛构成了一幅“儒法平衡”的生动图景。
而在论辩堂内，大学生们还在热烈讨论。律学科的学生拉着儒学科的同窗：“方才陛下说‘礼为体，法为用’，你帮我讲讲，这‘体用’到底怎么理解？”
儒学科的学生则翻着《晋律》：“你们这律条里，其实很多都体现了礼的精神啊。比如‘敬老’‘恤幼’的条款……”
辩论结束了，但思考刚刚开始。这一代年轻人，将不再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而是学会在看似对立的概念间，寻找平衡与融合的可能。
当司马柬离开太学时，夕阳正将论辩堂的飞檐染成金色。他回头望了一眼，心中涌起一种预感：今日这场辩论，或许比任何一项具体新政，影响都要深远。
因为它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一个国家的治理哲学。当儒与法不再对立，当礼与刑可以交融，当文与武能够并重，这个王朝的根基，才能真正坚实，真正有韧性。
马车驶回皇宫的路上，司马柬忽然想起《尚书》里的一句话：“明德慎罚，用康保民”。明德是礼，慎罚是法；用康保民，是目的。原来先贤早就说透了。
他笑了笑，望向车窗外。洛阳城的街巷在暮色中渐次亮起灯火，那些灯火下，有读经的士子，有研律的官员，有算账的商贾，有纺织的妇人……他们各自忙碌，却又共同构成这个正在苏醒的盛世。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万家灯火，既能照亮圣贤书里的精神高地，也能照亮市井街巷的烟火人间。让礼的温暖与法的清明，像这春日的阳光与微风，共同滋养这片土地，滋养这个时代。
马车驶过太学门前的石桥，桥下春水潺潺，已经开始融化冬天的坚冰。而思想上的坚冰，似乎也在今天，开始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