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三月十五，太学明法堂。
这座始建于前汉的建筑，在春日暖阳下显露出古朴庄重的气韵。堂前立着獬豸石像，那是传说中能辨是非曲直的神兽，也是律法的象征。今日，明法堂内座无虚席——不仅律学博士、刑部官员、太学生济济一堂，连御史台、户部、大理寺都有人前来旁听。
因为今天要辩论的，是一桩前所未有的案子。
堂中主位坐着三位老者：律学博士祭酒郑玄，刑部侍郎周翰，大理寺少卿杜衍。他们面前的案几上，堆放着厚厚的卷宗。堂下分坐两列：左边是太学律学博士及高年级学生，右边是刑部、御史台的官员。后排则是其他各部的旁听者，以及几位奉旨前来的翰林学士。
“带原告、被告上堂。”郑玄的声音苍老而沉稳。
两名商贾模样的人被引到堂前。原告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姓钱，是洛阳西市“四海货栈”的东家；被告四十出头，姓孙，是广州来的海商。
钱掌柜先开口，声音带着委屈：“大人明鉴！去岁九月，这孙海商从广州运来一批南洋香料，价值三千贯。他说手头紧，想与我合伙销售，他出香料，我出货栈和人手，利润五五分成。小人念他是广州来的客商，就答应了。”
他指着案几上的几本账册：“香料运到后，小人雇人分装、售卖，三个月全部卖完，总得钱四千贯。按约定，该分他两千贯。可小人去结账时，他却说香料实际价值五千贯，要分两千五百贯！这、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孙海商连忙辩解：“大人，钱掌柜只说对了一半。当初谈合伙时，我确实说香料值三千贯。但那是成本价！从南洋采购，到广州装船，再运到洛阳，运费、损耗、关税，加起来成本就到了四千贯。我若按三千贯与他合伙，岂不是要亏本？当时我们说好的是‘按实价合伙’，他如今却只认口头说的三千贯！”
“你胡说！”钱掌柜激动起来，“当时说的就是三千贯合伙，白纸黑字……哦，没有黑字，是口头约定！但西市的刘掌柜、王掌柜都可以作证！”
“他们是你朋友，自然帮你说话！”孙海商也不示弱，“我这边也有证人，船上的账房先生记得清清楚楚！”
堂上三位主审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案子难就难在：双方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契约；证人各执一词，难以采信；而涉案金额高达两千贯，又不能草草了事。
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桩因“海商合伙”纠纷闹到官府的案子。随着广州港的开通，南洋贸易日益兴盛，这类合伙经营越来越多，相应的纠纷也开始出现。可现有的《晋律》，对这类新兴的商业行为，缺乏明确规定。
“肃静。”郑玄敲了敲惊堂木，“钱掌柜，孙海商，你们可愿接受太学明法堂的公议？”
两人对视一眼，都点了点头。他们知道，这案子若按常规审理，至少要拖上半年。而明法堂的公议虽无判决权，但影响力极大，往往能决定案件的走向。
“好。”郑玄转向堂下，“今日之议，一为理清此案是非，二为探讨此类新兴商事纠纷当如何审理。请诸位畅所欲言。”
首先发言的是律学博士张昭，他是研究《晋律》的权威，年近六旬，须发皆白。
他顿了顿，看向钱掌柜：“钱掌柜在西市经营三十年，信誉卓着，从未有欺诈之事。而孙海商初来洛阳，底细不明。故老夫以为，当采信钱掌柜之言，按三千贯合伙价判决。”
话音刚落，刑部员外郎李贽就站了起来。这位四十多岁的官员以“善断疑案”闻名，曾参与修订《市易律》。
“张博士所言，学生不敢苟同。”李贽拱手道，“《晋律》中的‘市易’条款，制定于百年前，主要针对的是本地、小额的交易。如今海贸兴起，动辄数千贯，运输数月，成本复杂，岂能简单套用旧律？”
他走到堂中，环视众人：“学生以为，此案的关键不在‘该信谁’，而在‘该如何认定合伙价格’。海商从南洋采购香料，有采购价；运至广州，有关税、仓储费；从广州运至洛阳，有运费、损耗。这些成本，是否该计入合伙成本？”
太学生席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是律学高材生陆逊，祖父曾是前朝刑部尚书。
“学生以为，该计入。”陆逊声音清朗，“合伙经营，顾名思义，是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孙海商出的‘资’，不只是那批香料，还包括采购、运输过程中的所有投入。这些投入产生了价值，理应计入合伙成本。”
“谬矣！”另一位老博士反驳，“若如此，岂不是海商说多少成本就是多少？谁能核实他从南洋采购的真实价格？谁能核算万里海路的实际损耗？此例一开，海商便可随意虚报成本，侵吞合伙人之利！”
“所以需要新规！”李贽提高声音，“学生建议：今后海商合伙，必须订立书面契约，详细列明货物成本、运输费用、预期利润分成。契约须经市舶司或当地官府公证备案。若无契约发生纠纷，则按‘行业惯例’审理。”
“何为‘行业惯例’？”郑玄问。
“就是同类商品、同等条件下，大多数商人认可的价格和分成方式。”李贽解释道，“比如南洋香料，从广州到洛阳，通常运费是货值的一成；损耗在百分之三到五之间。这些惯例，可由各行业商会拟定，报官府备案，作为审案参考。”
堂内顿时议论纷纷。这个提议太新颖了——让商人自己定规矩，官府只负责备案和仲裁？
“此法可行。”一直沉默的大理寺少卿杜衍开口了，“前朝审理商事纠纷，常因官员不懂商道而误判。若能让懂行的人拟定规则，官府依规则仲裁，既能提高效律，又能保证公正。”
但刑部侍郎周翰有顾虑：“让商会自定规则，会不会形成垄断？大商人联合起来，定下对自己有利的规矩，挤压小商人的空间？”
这个问题抛出来，堂内安静了片刻。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起来——是户部度支司的主事王伦，他是来旁听的，本没有发言的资格。但郑玄示意他说。
“下官以为，”王伦小心翼翼地说，“商会规则可以定，但官府要监督。比如，规则要公示三个月，听取各方意见；规则中不能有排挤小商人的条款；若多数小商人反对，官府可不予备案。”
“另外，”他补充道，“对于新兴行业，比如这海贸，官府可以先定一个‘指导规则’，试行一年，再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如此，既给了商人自主空间，又不失监管。”
辩论越来越深入。从这一桩案子，引申到了整个商事法律体系的完善。有人提出要设立专门的“商事法庭”，由懂经济的官员和商人代表共同组成；有人建议编纂《商事律例》，将新兴的商业行为纳入法治轨道；还有人提议，在太学增设“商律”课程，培养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的人才。
太阳渐渐西斜，明法堂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热烈。蜡烛点了起来，映照着一张张或年轻或苍老、但都充满激情的脸。
郑玄一直没有打断辩论，只是偶尔在纸上记录。当辩论持续了两个时辰后，他敲了敲惊堂木。
“诸位，”老人缓缓起身，“今日之议，老朽受益匪浅。此案虽小，却牵出了大问题：我朝的律法，该如何适应这个正在巨变的时代？”
他走到堂前，指着那尊獬豸石像：“獬豸能辨是非，是因它心有准则。律法也要有准则，但这准则不能一成不变。农耕之世有农耕之世的律法，商旅兴盛之世，就当有商旅兴盛之世的律法。”
“回到此案。”郑玄看向钱、孙二人，“老朽以为，李员外郎所言有理。海贸成本复杂，不能简单按口头约定判决。但孙海商未能订立契约，也有过错。故老朽建议：按四千贯成本计算合伙——这是根据多位海商提供的‘行业惯例’核算出的合理成本。利润一千贯，双方各分五百贯。如此，钱掌柜虽未得预期之利，但也不亏；孙海商收回了成本，也有盈利。二位可否接受？”
钱掌柜和孙海商对视良久。这个结果，虽然都不是最理想的，但都能接受。
“小人接受。”钱掌柜先开口。
“草民也接受。”孙海商点头。
“好。”郑玄提笔，在案卷上写下评议意见，“此评议将送刑部、大理寺参考。另，老朽将联名诸位，上奏陛下：建议修订《市易律》，增补‘海商合伙’条款；并允许各行业商会拟定行业规则，经官府备案后，作为审案参考。”
堂内响起掌声。这不是对某一方的胜利的欢呼，而是对一种新思路的认可。
辩论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但几位核心人物留了下来，继续商讨上奏的细节。烛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古老的墙壁上，仿佛历代律法先贤正在注视着这场变革。
而在明法堂外，春风拂过太学的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生边走边讨论：
“你们说，陛下会准奏吗？”
“一定会。陛下重实务，这商事律法修订，正是当务之急。”
“若真设立了商事法庭，咱们毕业后，岂不是多了一条出路？”
“何止出路，这是开创先河啊！历朝历代，哪有专门审理商事纠纷的法庭？”
年轻人的眼中闪着光。他们感受到，自己正在参与一个时代的塑造。
三日后，郑玄等人的联名奏章送到了司马柬案头。帝仔细阅读后，提起朱笔批道：
“准奏。着刑部、户部、大理寺，会同太学律学博士，成立‘商事律法修订会’。三个月内，拟定《市易律》修订草案及《商事法庭设立章程》。另，命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州府，试行‘行业规则备案制’，半年后总结经验，推广全国。”
批罢，他放下笔，对侍立的内侍说：“传朕口谕：告诉郑祭酒，明法堂的辩论，要继续办下去。不仅要辩律法，还要辩漕运、辩钱法、辩农政。道理越辩越明，制度越辩越完善。”
“是。”
窗外，三月的柳絮如雪般飞舞。而在洛阳城的各个角落，商贾们已经开始谈论那天明法堂的辩论。他们知道，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一个商人的声音能被听见、商人的权益能被保护的时代。
这一切，都始于那场关于两千贯香料的争辩。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湖中，激起的涟漪，终将波及整个湖面。
开元二年的春天，律法的种子，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萌发出新的枝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