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七月，流火铄金。
洛阳城热得像座蒸笼，但工部水司的值房里却异常繁忙。二十几个书吏正在分拣堆积如山的卷宗，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纸张和墨汁混合的气味。水司郎中杜预站在一幅巨大的黄河舆图前，手指沿着那条蜿蜒的曲线缓缓移动，从河源星宿海，一直到渤海入口。
“杜郎中，陕州站的数据送到了。”一个年轻主事捧着木匣进来，额头上全是汗珠，“是加急驿马送来的，六百里加急。”
杜预接过木匣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记录纸。他快速翻阅，目光在“七月初三，水位涨三尺二寸”、“流速增两成”等字样上停留，眉头渐渐皱起。
“去请格物院的陈灏博士。”杜预吩咐道，“还有，把陕州来的老河工郭老三也请来——他应该在后院整理车具。”
半个时辰后，水司的小议事堂里坐了三个人。杜预坐在主位，左边是格物院专攻水工的博士陈灏，三十出头，一身青色学官袍服洗得发白；右边是老河工郭老三，皮肤黝黑如古铜，手指关节粗大，是那种在黄河上搏斗了一辈子的手。
“郭老，您看看这个。”杜预把陕州的数据推过去，“七月初三开始涨水，到今天初十，七天涨了六尺。您觉得今年夏汛会如何？”
郭老三没接纸——他不识字。但他眯起眼睛，伸出三根手指:“郎中大人，老汉在陕州盯了四十年黄河。按老法子算，这时候涨水，若是‘头伏雨、二伏旱、三伏连阴天’，那大汛就在七月下旬。可若是‘头伏旱、二伏雨’……”他摇摇头，“说不准。黄河的事，谁也不敢说准。”
陈灏插话道:“所以下官才说，必须靠数据说话。”他打开自己带来的册子，“下官整理了近三十年的陕州段记录，发现夏汛峰值出现的时间，其实有规律可循。您看——”
册子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曲线。陈灏指着其中一条:“从泰始三年到咸宁八年，这十二年是丰水期，大汛平均在七月十八日前后出现。但从咸宁九年到太康六年，转入枯水期，大汛就推迟到八月上旬。而最近五年……”他的手指移到最新一段曲线，“水位有回升趋势，按这个走势，今年大汛应该在七月二十日左右。”
郭老三听得云里雾里，但听到“七月二十日”，忽然拍了下大腿:“对了！老汉想起来了！二十五年前那次破堤，就是七月二十一日！那天是我爹六十寿辰，水来了，寿宴没吃成，全村人都上堤了……”
杜预和陈灏对视一眼。陈灏迅速翻找记录，果然在泰始六年的卷宗里找到:“泰始六年七月二十一，陕州段决口三十丈，淹三县。记录在此。”
空气安静了一瞬。窗外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所以，”杜预缓缓开口，“陈博士的推算，与老河工的记忆，与历史记录，三者对上了。”他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黄河舆图前，“这就是我们要编《黄河水文志》的意义——把老河工脑子里的经验，把散落在各州县的零碎记录，把天地间的规律，统统变成白纸黑字的数据。从此以后，治黄河不再只靠‘老辈人说’，而要凭‘志书上写’。”
郭老三似懂非懂，但听到“治黄河”三个字，眼睛亮了起来:“大人，您是说……以后咱们能提前知道黄河什么时候发脾气？”
“不是知道，是预判。”陈灏纠正道，“就像大夫号脉，知道病人体质如何、以往病史，就能预判他什么季节容易犯病。黄河也有它的‘脉象’，水位、流速、泥沙含量、汛期规律……这些都是脉象。”
杜预点头:“郭老，您四十年在河边看水，看的是什么？”
“看颜色。”郭老三脱口而出，“清水没事，黄水要防，红水……红水就是带着上游黄土下来的，泥沙多，容易淤堵。还看漩涡，看浪头，看水鸟往哪里飞——”
“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杜预认真地说，“我们要做的，是把‘红水’量化成‘每斗水含沙几升’，把‘容易淤堵’量化成‘流速低于多少时泥沙开始沉积’。您和陈博士，一个代表经验，一个代表格物，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治河之学。”
郭老三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的“看水”是“学问”，嘴唇动了动，竟有些哽咽。
“说正事。”杜预回到座位，“《黄河水文志》初稿，必须在这个月内完成。陈博士，你负责数据校勘和图表绘制。郭老，你带着格物院的学生，把各险工段的老河工都访一遍，把他们那些口口相传的谚语、经验，全部记录下来——记得注明是哪段河、哪位老河工说的，传了多少代。”
“下官明白。”陈灏应道。
杜预又抽出另一份文书:“还有这个。陛下已经批了工部的奏请，在黄河十二处险要地段设立永久水文观测站。”他展开文书，上面盖着朱红的皇帝印玺，“陕州、孟津、白马、濮阳……这些地方，都要建起砖石结构的观测房，配发统一的测量仪器。”
陈灏眼睛一亮:“仪器改良的方案，格物院已经做好了！”他连忙从随身布袋里取出几件东西，“这是新式水位标尺，刻度精细到分，还加了铜制游标，读数更准。这是改良的流速仪，用铜叶轮代替木轮，不易变形。还有这个——”他举起一个漏斗状的铜器，“这是测沙仪，取一定量的河水，静置沉淀后，看泥沙占几成。”
郭老三好奇地摸那个测沙仪，铜器在阳光下泛着光。“这玩意儿……真能算出泥沙有几成？”
“能的。”陈灏耐心解释，“取一升河水，静置十二个时辰，泥沙沉底，清水在上。量一下泥沙体积，除以总容积，就知道含沙量了。咱们在不同的河段、不同的季节测，慢慢就能摸清黄河‘吃’了多少沙、‘吐’了多少沙。”
杜预补充道:“每个观测站配两名值守:一名工部派遣的技术吏员，负责记录数据；一名当地熟悉水性的河工，负责日常观测和仪器维护。数据每五日通过驿传系统报工部水司一次，汛期改为每日一报。”
他顿了顿，声音严肃起来:“陛下特意交代，《黄河水文志》不是锁在库房里的摆设。各州县河工官员，必须熟读本河段志书；新任河官到职，第一件事就是对照志书，实地踏勘本段险工。以后朝廷拨付治河款项，也要参考该河段历年水文数据——常闹水患的段，多拨；相对安稳的段，少拨。这叫‘按需治河’。”
议事一直持续到申时。当杜预终于宣布散会时，郭老三忽然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郭老这是……”
“杜郎中，陈博士，”老河工的声音有些发颤，“老汉我十六岁就上河堤，今年五十六了。四十年里，见过三次决口，每次都死人，每次都毁家。朝廷年年治河，钱花得不少，可为什么还老是溃堤？老汉以前想不明白。今天听你们一说，有点明白了——咱们以前是等河病了才治，你们是要摸清河的脾气，让它少生病。”
他抹了把脸:“这《水文志》要真编成了，这观测站要真建起来了，以后……以后是不是就能少死些人？”
陈灏肃然起敬:“郭老，下官向您保证，格物院上下一定竭尽全力。”
杜预则走到郭老三面前，郑重地说:“郭老，您四十年看水的经验，会写进志书里，传给后世河工。您的名字，会留在工部档案中——不是作为普通河工，而是作为《黄河水文志》的采录人。”
老河工愣在那里，许久，眼眶红了。
七月中旬，杜预带着初稿进宫面圣。
司马柬在清凉殿接见他。殿内四角摆着冰鉴，但皇帝仍是一身单衣，正伏案批阅奏章。见杜预进来，他放下朱笔:“《水文志》初稿完成了？”
“回陛下，陕州至洛阳段初稿已成，请陛下御览。”杜预奉上三册厚厚的线装书。
司马柬接过，没有先看正文，而是翻到附录。附录一:历年重大水患记录（泰始元年至开元元年）。附录二:各险工段老河工口述经验辑录。附录三:水文测量仪器图说。
他仔细看了附录二的序言，上面写着:“黄河之性，非一朝一夕可明。沿岸河工，世代与水相搏，所积经验乃至宝。今辑录于此，以补数据之不足，以传智慧于后世。采录人:陕州郭老三、孟津李石头、白马津赵老四……”
“好。”司马柬合上书，“这些老河工的名字，就该写进去。他们才是真正懂黄河的人。”
他这才翻开正文。第一章是黄河概说，第二章是流域地理，第三章开始进入核心——水文数据。表格一列列排开:历年月均水位、汛期峰值记录、泥沙含量季节性变化、冰凌期统计……每个数据都注明来源:某年某月某日、某观测点、记录人是谁。严谨得如同刑部案卷。
“这个‘流速-泥沙沉积关系表’很有意思。”司马柬指着其中一页，“流速低于每息三尺，泥沙开始沉积；低于每息二尺，沉积加速……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杜预回道:“是陈灏博士带着学生在孟津段做的实验。他们在不同流速的河段投放等量泥沙，观察沉积情况，重复了上百次，才得出这个关系。陛下，有了这个表，河工就知道在什么流速下该加强清淤了。”
司马柬继续翻阅。他看到各险工段的“病历史”——哪里在什么年份决过口、口宽多少、淹了哪些地方、死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工料才堵上。白纸黑字，触目惊心。
“泰始六年，陕州决口，淹三县，亡四百余人。”司马柬轻声念道，抬头看杜预，“这种记录，以前也有吗？”
“有，但散落在各州县档案里，有些已经遗失了。”杜预答道，“这次编纂，工部发了严令，各州县必须将库存所有河工档案整理上报。有些被虫蛀了，有些被水渍了，书吏们一张张修补、誊抄……”他顿了顿，“陛下，臣在整理这些记录时，发现一个规律:但凡认真记录了前次决口详情、并据此加固堤防的河段，下次溃堤的间隔就长；而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口堵上就完事的河段，往往过不了几年又溃。”
“所以，”司马柬明白了，“《水文志》不仅要记录数据，还要记录教训。让后人知道，这里为什么溃过，后来怎么治的，治了之后管了多少年。”
“正是此意。”
司马柬站起身，走到殿侧挂着的那幅全国舆图前，目光落在黄河那条曲折的线上。“杜预，你之前在户部清吏司，管的是钱粮；朕调你到工部水司，管的是江河。你觉得这两件事，有何相通之处？”
杜预思索片刻:“回陛下，都是‘量入为出、预判风险’。户部要看岁入多少，才能决定能花多少；水司要看水情如何，才能决定该防多严。户部做预算，水司也要做‘汛算’。”
“说得好。”司马柬转过身，“其实治国，处处都是这个道理。常平仓要有细账，黄河也要有细账。账目清了，心里才有底；心里有底，决策才不慌。”他指了指案上的《水文志》，“这东西，就是黄河的细账。”
他走回御案，提笔在奏章上批了几个字，忽然问:“观测站什么时候能建起来？”
“首批四处——陕州、孟津、白马、濮阳，八月前就能建成。工匠和材料已经就位了。”
“仪器呢？”
“格物院赶制了四十套，足够配发各站，还有备份。”
司马柬点点头，放下笔:“七月底之前，朕要去陕州水文站看看。不要惊动地方，朕只想亲眼看看，这《水文志》上的数字，是怎么从黄河里量出来的。”
杜预一惊:“陛下，眼下正是汛期，陕州河段凶险……”
“就是因为汛期，才更要去看。”司马柬语气平静，“朕在太庙立过誓，要‘克勤克俭’。这‘勤’，不仅是勤于政事，也是要勤于走到百姓中间，走到江河堤上。坐在洛阳宫里看奏章，永远不知道黄河水是烫的还是凉的。”
“臣……遵旨。”
“还有，”司马柬补充道，“告诉陈灏和那些老河工，他们的名字，朕记住了。等《水文志》全本编成之日，朕要在宫中设宴，亲自敬他们一杯酒。”
杜预深深一揖，退出清凉殿。
殿外，七月的阳光白得晃眼。杜预站在廊下，回头看了一眼殿内——年轻的皇帝又伏在了案前，那三册《黄河水文志》摊开在手边，朱笔在上面勾画着。
远处隐约传来雷声。要下雨了。
杜预加快脚步。他得赶回工部，安排皇帝巡河的事，也要通知陕州站:陛下要来看你们量水了。
而在千里之外的陕州，老河工郭老三正带着两个格物院的学生，在临时搭起的观测棚里记录数据。雨水开始滴落，打在黄河水面上，激起无数涟漪。一个学生看着标尺，大声报数:“未时三刻，水位又涨一寸半！”
郭老三眯眼望向上游。天边乌云翻滚，河水开始变浑。
“记上，”他说，“七月中，头伏雨未停，二伏雨又至。按老话说，这是‘龙王爷攒劲呢’——大汛，真的快来了。”
但他这次没有慌。他看了看身边那套崭新的铜制仪器，又看了看手里那本刚刚送来的《水文志》陕州段样书。书页上，他口述的那些经验，已经变成了工整的文字。
雨越下越大。黄河在雨中咆哮，但观测棚里，标尺在稳稳矗立，仪器在静静等待。有人开始用新式测沙仪取水样，有人开始绘制今天的水位变化曲线。
郭老三忽然觉得，这场和黄河斗了四十年的仗，从今天起，好像不一样了。
他们终于有了一件新武器:不是泥土，不是石头，不是草袋，而是这两个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