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9日，周二，清晨六点半。
东四胡同的星海办公室里，晨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柱。空气中弥漫着旧纸箱、打包胶带和时光特有的味道——那是即将离别的气息。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看着这个已经搬得七七八八的空间。
墙上的照片已经取下，露出原本被遮挡的、略显斑驳的墙面。书架空了，那些陪伴我多年的书籍和资料已经被分类装箱，箱子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技术资料·王工”赵振”张颖”。会议桌还在，但椅子已经堆叠在墙角。墙角那台老旧的ib服务器还在嗡嗡作响，但明天它也将被搬到东升大厦的新机房。
这里，从红星生产社搬到这里，就是我大部分时间待的地方。
七年前，1993年夏天，我九岁，在老家阳台确认重生；六年前，1994年春天，我十岁，第一次坐飞机赴京，怀里揣着手稿。
四年前，星海文化正式注册，高军、赵振、王工陆续加入。这张会议桌就是那时买的二手货，桌腿上还有前任主人留下的刻痕。
两年前，我们在这里熬夜讨论“星链计划”，白板上画满了连接北京、香港、台北、纽约的箭头。
半年前，纳斯达克崩盘的那个深夜，我独自坐在这里，看着期权账户上从负三百万到正两千万的数字跳动，没有欢呼，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一个月前，我们在这里规划“游戏养芯片”的战略地图，墙上贴满了打印出来的资料和数据。
现在，这一切都要搬走了。
“田总，这一箱是您的私人物品。”张小军抱着一个纸箱走过来，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他从昨天开始就跟着搬家公司的工人一起打包，穿着简单的t恤和工装裤，干活很卖力。
我接过箱子。不重，里面装的是我这些年随手记的笔记本、几本常看的书、一个旧茶杯、还有墙上那幅“根深叶茂”的书法——那是聂震宁老师昨晚送的，我还没来得及挂。
打开最上面的笔记本，随手翻开一页。
日期是1997年3月15日。上面是我稚嫩的笔迹：
“今天见了陈健添，谈红星转型。他说音乐产业正在变，我说不变的是好歌。他笑了，说‘你小子懂’。我也不知道自己懂不懂，但我想试试。”
再翻一页，1998年7月1日：
“香港回归一周年。给香港电台写的《桥》今天首播。李宗盛老师说‘有格局’。格局是什么？是看得远一点吧。”
1999年5月8日：
“十五岁生日。北京下小雨。看到大使馆事件的新闻，一夜没睡。有些事，知道了就要做。芯片，一定要做。”
2000年3月15日：
“纳斯达克5132点。期权账户浮亏300万。高军问我怕不怕，我说怕，但不能退。退一步，就什么都没了。”
2000年7月21日：
“高考成绩697分。清华张老师上门。选择计算机系。父亲说‘好好学’。我知道，这是新开始。”
一页页翻过，像是把过去七年的路重新走了一遍。
那些焦虑的深夜，兴奋的黎明，艰难的决定，微小的胜利都凝固在这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里。
“浩彣，”张小军轻声问，“这些笔记本都带着吗？”
“都带着。”我把笔记本放回箱子，“这些都是路标，提醒我从哪里来。”
“那我封箱了？”
“嗯。”
张小军熟练地封好纸箱，用马克笔在侧面写上“田总·私人笔记”，然后搬到门口已经堆成小山的箱子堆里。
院子里传来搬家公司工人的吆喝声和推车的轮子声。
我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
老槐树下，高军和刘静正在指挥工人搬运服务器。王工蹲在机箱旁，仔细地检查每一根线缆的连接。“这台服务器跟了咱们三年，”王工抬头对我说，“硬盘里存着‘好听音乐网’最早的用户数据。”
“小心点搬，”我说，“到新机房后，数据要做三重备份。”
“明白。”
李薇和张颖在厢房里清点最后一批文件。赵振拿着清单，一项项核对。每个人都很忙，但秩序井然。
小雨从胡同口跑进来，手里拎着几袋早餐：“大家先吃点东西！豆浆油条包子！”
她一个个分发，轮到我的时候，递过来一杯温热的豆浆和两个肉包子：“田总，您也吃点。今天要忙一整天呢。”
“谢谢。”我接过早餐，靠在老槐树干上，慢慢吃着。
晨光越来越亮，院子里的人影被拉得长长的。工人推着满载的推车进进出出，车轮在青石板上发出辘辘的声响。墙外胡同里，早起的老街坊好奇地张望，有人大声问：“小田，要搬啦？”
“是啊，刘奶奶，搬去中关村。”
“那敢情好！大公司了！以后常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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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
简单的对话，却让我心里泛起涟漪。
东四胡同，不仅是一个办公地点，更像是一个见证者。它见证了星海从无到有，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想法到一个生态。
吃过早饭，搬家继续。
上午九点，大部分设备和文件已经搬上车。办公室空了，只剩下那张会议桌和几把椅子。
“桌子也要搬吗？”工人问。
高军看了看我。
我想了想：“搬。这张桌子跟了我们四年，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它上面做出的。搬到新办公室，放在会议室里。”
“好嘞！”
四个工人小心地抬起会议桌。桌面有些划痕，桌腿的漆也掉了些，但它依然结实。当桌子被抬出办公室的瞬间，我忽然想起1996年夏天，我和高军、赵振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签下了星海文化的第一份正式合同。
那时我们用的是最便宜的圆珠笔，合同纸是街边打印店买的。
而现在，我们要搬到东升大厦，用专门的会议室，签百万千万级的协议。
时间啊，真的改变了太多。
上午十点半，最后一车物品装车完毕。
院子里空了。
老槐树还在，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树下的石凳还在，上面落了几片早凋的叶子。墙角那丛母亲去年种下的月季还在，开着几朵淡粉色的花。
但人声、键盘声、讨论声，都将从这里消失。
我们一行人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圈。
“拍张照吧。”李薇提议。
“好。”
我们以老槐树为背景，站成一排。我站在中间，左边是高军、王工、赵振，右边是刘静、李薇、张颖、小雨，张小军站在最边上。
“茄子！”
相机闪光灯亮起。
这一刻被定格。
“走吧。”我说。
我们走出院子，轻轻关上那扇熟悉的黑色木门。
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告别。
胡同口停着三辆搬家公司的货车，还有几辆员工的私车。我们将分头前往东升大厦——新总部在那里等着我们。
上车前，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胡同深深，青砖灰瓦，一切如旧。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车子启动，驶离胡同。
张小军坐在我旁边，看着窗外飞掠的街景，小声说：“浩彣，我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不知道就是觉得，那个小楼挺好的。”张小军想了想，“虽然小，但暖和。新大厦肯定气派，但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家的感觉。”
这话说到了我心里。
东四胡同的办公室，确实有家的感觉——拥挤、杂乱，但有温度。而东升大厦，将是现代化的、规范的、高效的，但可能也会更冷一些。
“家的感觉，不是房子给的，”我说，“是人给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家。”
张小军用力点头：“对！”
车子驶上东三环，向北前进。
窗外，北京城在上午的阳光下展现出蓬勃的生机。高楼林立，车流如织，广告牌上的标语充满时代感：“上网冲浪，尽在搜狐”“联想电脑，让世界更美好”“中关村——中国硅谷”。
这就是2000年的北京，一个正在加速奔跑的城市。
而我们，也是这奔跑浪潮中的一员。
半小时后，车子驶入中关村核心区。
东升大厦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栋新建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银白色光芒。楼体线条简洁现代，与周围那些七八十年代的老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楼顶，“东升大厦”四个金色大字在蓝天下格外醒目。
我们的新总部在a座的8楼，面积3500平米。
车子在地下停车场停稳。
我们下车，走进电梯。
电梯平稳上升，数字跳动：1、2、3
“叮。”
八楼到了。
电梯门打开。
眼前豁然开朗。
明亮的走廊，浅灰色的地毯，乳白色的墙面，柔和的灯光。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办公室，玻璃隔断，视野通透。最里面是开放式办公区，崭新的工位整齐排列，每个工位上都配备了全新的电脑和电话。
空气中还有淡淡的装修气味，混合着新家具的味道。
“田总，欢迎来到新家。”高军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走出电梯，沿着走廊慢慢走。
第一间是前台。大理石台面，背景墙上是星海的logo——深蓝色的星形图案，下面是“星海集团”四个字。前台后方的墙上，预留了显示屏的位置，未来会滚动播放公司新闻和业务数据。
第二间是会议室。那张从胡同搬来的旧会议桌已经摆放在正中，周围是十二把新椅子。新旧搭配，有种奇妙的和谐感。墙上挂着白板和投影幕布，角落里放着饮水机和绿植。
第三间是我的办公室。面积不大，约二十平米，但视野极好——落地窗外，中关村街景尽收眼底。办公桌是简约的实木风格，书架已经摆好，但还空着。角落里有一张小沙发和茶几，供小型会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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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是按您的意思布置的，”高军说，“简洁，实用，没有太多装饰。”
“很好。”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群。
这里就是星海的新起点。
从八楼的窗户看出去，能看到对面楼里的其他公司——有软件公司，有互联网创业团队，有投资机构。大家都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地方，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而我们，将成为其中之一。
“员工工位都安排好了吗？”我问。
“安排好了。”李薇递过来一张平面图，“中间是管理层和行政、财务、法务；右边是技术团队——数据中心、游戏开发、网站维护、系统架构；左边是音乐业务和正在筹备的支付事业部。每个区块都有茶水间、会议室、休息区。”
“很好。”
正说着，搬家公司的工人开始搬运物品上楼。
一时间，新办公室里热闹起来。拆箱声、脚步声、指挥声、偶尔的笑声空荡荡的空间，渐渐被填满，有了人气。
张小军已经换上工装，帮着工人搬运较重的箱子。王工带着几个程序员在组装服务器。刘静在整理助学网项目的资料。赵振在法务室核对文件。每个人都在忙，但脸上都带着一种兴奋——对新环境的兴奋，对新阶段的期待。
中午十二点，大家简单吃了外卖，继续工作。
下午三点，大部分物品已经归位。
我在新办公室里，将那些笔记本一本本放上书架。当最后一本放好时，我看着满书架的书和资料，忽然觉得，这个新空间开始有了“我”的痕迹。
手机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浩彣，搬家顺利吗？”
“顺利，已经在新办公室了。”
“新办公室什么样？大不大？”
“挺大的，能看到中关村的全景。”
“那就好。”母亲顿了顿，“晚上回来吃饭吗？你爸说想听听新公司什么样。”
“回，大概六点半到。”
“好，路上小心。”
挂了电话，我继续整理。
下午五点，基本整理完毕。
我召集核心团队，在新区会议室开了个短会。
“明天8月30日，继续收尾工作，查漏补缺。”我说，“后天8月31日上午，举行新总部启用仪式暨组织升级大会。高总，流程都确认了？”
“确认了。”高军点头，“上午九点开始，十二点结束。已经通知全体员工，外地办事处负责人视频接入。媒体方面，通知了几家科技和财经媒体，但规模不大，以内部为主。”
“好。”我看向大家，“搬到这里，不仅是换个地方办公，更是星海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转变。从胡同创业到正规运营，从个人驱动到体系驱动。这个过程会有阵痛，但必须走。”
所有人都点头。
“散会吧，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下班休息。”
会议结束，大家各自离开。
我留在会议室，看着那张旧会议桌。
桌面上，那些经年累月留下的划痕和印记，在崭新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突出。但它依然坚固，依然可以承载未来的讨论和决策。
这就是传承。
从胡同到东升，从过去到未来。
不变的是这张桌子，是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人，是我们要做的事。
走出会议室时，已经是傍晚六点。
夕阳透过落地窗照进来，给整个办公区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工位上，还有几个员工在加班，键盘敲击声清脆。茶水间里，有人泡咖啡，轻声交谈。一切都井然有序，充满活力。
我站在走廊里，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进电梯。
电梯下行。
从8楼到1楼，不过十几秒。
但这十几秒，像是跨越了两个时代。
走出东升大厦时，晚风吹来，带着城市夜晚特有的气息。
我回头看了一眼。
大楼灯火通明，许多窗户还亮着光。我们的那三层，在其中并不显眼，但我知道，那里正在孕育着一些重要的东西。
也许，很多年后，当人们回望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史，会提到2000年夏天，有一家公司从胡同搬到了东升大厦。
而那个时刻，我正在经历。
打车，先回照澜院吃了晚饭，然后回中戏招待所。
路上，我看着窗外华灯初上的北京。
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
而我们，也在变化。
但有些东西，不会变。
比如初心，比如坚持，比如那群愿意一起走的人。
这就够了。
车子在中戏招待所门口停下。
我下车，走进房间。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关上台灯，旧笔记本沉入黑暗。而窗外，东升大厦的轮廓正被第一缕晨光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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