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4日晚，汉城江南区酒店十二楼。
窗外是汉城的夜色，灯火璀璨如星河倒悬。
我站在窗前，手里握着一杯凉透的绿茶，看远处s大楼的灯光渐次亮起，像另一片微缩的宇宙。
“小田总，合同草案已经发回北京了。”
高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他站在房间中央，衬衫袖子卷到手肘，眼睛里带着熬夜的血丝，但眼神很亮——那是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后特有的光亮。
“赵振那边多久能给反馈？”
“他说连夜审，明早八点前把修改意见发过来。”高军走到小吧台，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朴瓘镐松口得太快了，我有点不放心。”
我走到沙发旁坐下，茶几上摊着今天谈判的记录。actoz、jyp两份意向书，s的合资框架协议，还有陈星画满架构图的技术笔记。
“他不是松口，是没得选。”我说，“actoz的现金流撑不过八个月，这是他们的死穴。朴瓘镐今年才二十八岁，第一次创业，看着公司每月亏损二十万美元，那种压力……”
我顿了顿，想起记忆中那些创业者的脸。有些人撑过去了，成为传奇；更多的人，在某个深夜关掉电脑，从此消失在人海。
“所以他需要我们的预付金，更需要一个希望——希望《传奇》在中国能成功，希望actoz能活下去。”
高军在我对面坐下，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敲击。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四年了，没变过。
“那我们要的技术支持呢？崔成浩驻北京三个月，这期间如果核心技术泄露……”
“所以要签对赌协议。”我翻开actoz的意向书，指着条款三，“如果游戏在中国同时在线突破十万，actoz的技术股份自动增持2。利益绑定，比任何保密协议都有效。”
房间里安静下来。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小田总，”高军忽然说，“你今天下午见朴振荣时，说投资jyp是因为‘理念’。可商业上，s的模式更赚钱。”
我笑了，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已经凉透，苦涩在舌尖化开，然后是一丝微弱的回甘。
“s是偶像工厂，流水线生产，标准化输出，很成功。但朴振荣想做的是音乐人的公司——艺人要会创作，要有表达，要能写出自己的故事。这种模式慢，难，可能失败。但万一成了……”
我想起下午在清潭洞咖啡厅，朴振荣弹琴的样子。修长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把《蓝莲花》改编成爵士版本，那些即兴的变奏里有种笨拙的真诚。
“万一成了，”我重复道，“那就是另一个时代。”
高军沉默了很久。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和我并排站着看城市的灯火。
“有时候我觉得，”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你做的所有决定，背后都有一个更长的时钟。不只是看明年、后年，是看十年、二十年。”
我没有回答。因为他说对了。
重生，给了我一个超长的视角。
我知道2005年s的东方神起会席卷亚洲，也知道2010年后，创作型偶像会逐渐成为主流；
我知道《传奇》会引爆中国市场，也知道外挂和私服会毁掉多少游戏；
我知道芯片产业需要二十年才能追赶，也知道助学网这样的社会创新，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变成什么样子。
但知道越多，越要谨慎。就像走在薄冰上的人，既要看清对岸，又不能踩错任何一步。
“高哥，”我说，“明天签完actoz的最终协议，下午去s。晚上我要去一趟清潭洞，和朴振荣再深聊一次。”
“还要追加投资？”
“不，是确认他的决心。”我看着远处汉江上移动的船灯，“五十万美元对jyp是雪中送炭，但我要的不是一个被钱救活的公司，是一个真正相信那条路能走通的人。”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我掏出来看，是姐姐的短信：
“耗儿，妈开始收拾行李了，说要带辣椒酱、腊肉、还有一包家乡土。爸说北京豆汁难喝，要自带茶叶。我感觉他们不是去旅游，是要搬家。”
我笑了笑，回复：
“带吧。有家乡味，哪里都是家。你们哪天到？”
“23号。小雨已经把公寓收拾好了，照片发你邮箱了。她真细心，连爸的象棋、妈织毛衣的针都准备了。”
我想象着父母打开行李的样子——母亲一定会把辣椒酱放进冰箱，父亲会摆好象棋，姐姐会对着书桌发一会儿呆。
那个陌生的北京空间，会因为这些从县城带来的物件，慢慢变成家的形状。
“小田总，家里要来人了？”高军问。
“嗯，父母和姐姐23号到，待一个月。”我收起手机。
“需要我安排订酒店吗？”
“我让小雨在处理，就安排在照澜院的那个公寓里。”
“也好，那个房子挺安静的。”
“张小军也一起来，以后就让他跟着做网吧系统的全国推广。”
“那你老家的星火生活馆呢？”
“这段时间他在带他弟弟张小全，”我说，“以后管理可能就交给他了。”
高军点点头，没再说话。他理解这种安排——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上升通道。
门外传来敲门声。陈星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眼镜歪在鼻梁上。
“田总，技术方案出了点问题。”
“说。”
“吴志豪的经济系统模型，需要服务器实时计算每个玩家的产出和消耗比，然后动态调整掉率。”陈星把电脑放在茶几上，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公式，“但张涛说这样服务器压力太大，建议简化成固定周期调整。”
“你的意见呢？”
陈星推正眼镜，眼神专注得像在解一道数学压轴题。
“吴志豪的方案更科学，但张涛的顾虑也对。我们预估中国公测时同时在线可能突破二十万，如果每个玩家每次打怪都要实时计算，服务器确实扛不住。”
“折中方案？”
“我设计了分级计算。”陈星调出另一张图，“普通玩家按周期调整；充值玩家、公会会长这些核心用户，享受实时计算。这样既减轻服务器压力，又保证了经济系统的关键部分不会崩。”
我仔细看那张架构图。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不同的数据流，像人体的血管——主动脉要强劲，毛细血管可以舒缓。
“就按这个做。”我说，“但要把核心用户的筛选标准写清楚，不能变成‘花钱就能改数据’。”
“明白。”陈星眼睛亮了，抱着电脑出去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陈星今年二十四岁，北航毕业两年，加入星海才三个月。
但他身上有种技术人特有的纯粹——问题就是问题，解决方案就是解决方案。
高军笑了：“这孩子，提到技术眼睛就发光。”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说，“纯粹，专注，相信代码能改变世界。”
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
“浩彣，听说今天谈判顺利？”
“杨哥消息灵通。”
“李秀满给我打电话了。”杨峻荣的声音带着笑意，“他说，田浩彣比他想象中更懂韩国，也更懂中国。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不容易。”
“s看重的是中国市场，我只是那个翻译者。”我说。
“翻译者最辛苦，两头都要准确。”杨峻荣顿了顿，“朴振荣那边怎么样？”
“明天深聊。杨哥，你觉得他这个人……”
“纯粹的音乐人。”杨峻荣说得很肯定，“但在商场上，纯粹有时候是弱点。浩彣，你投资他，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三年、五年都看不到回报，甚至可能失败。”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投？”
我想了想，说出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一些‘明知可能失败还要做’的事。就像张汝京做芯片，就像我们做助学网，就像签下周杰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浩彣，”杨峻荣轻声说，“你才十六岁。”
“心理年龄可能六十了。”我开了个玩笑。
挂断电话后，高军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太累了——连续四天的谈判，时差，密集的会议。这个三十七岁的男人，把星海的日常运营扛在肩上。
我拿了条毯子给他盖上，关掉主灯，只留一盏台灯。
台灯的光晕在墙壁上投射出温暖的圆形。我坐回窗前，打开笔记本电脑。
第一封是赵振从北京发来的邮件。标题是：“合同审阅意见（紧急）”。
我点开。
密密麻麻的批注，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赵振的严谨一如既往，每个模糊的条款都被标出，每个潜在的风险都被分析。邮件的最后，他写道：
“田总，三份合同的整体框架合理，但细节处有七个风险点需要重点谈判。其中actoz的源码销毁条款可能存在执行困难，建议增加第三方公证机制。s的决策机制条款需要明确‘重大决策’的具体范围。jyp的投资协议缺少退出机制……”
我快速浏览，然后回复：
“收到。重点处理s条款。actoz和jyp的修改意见，明日谈判时提出。辛苦。”
键盘敲击声在安静房间里格外清晰。
我开始写今天的总结报告。写下了s合资公司的要点，写下了actoz的技术条款，写下了jyp的投资逻辑。但写着写着，手指停住了。
文档最后一行，光标在闪烁。
我忽然想起1994年，独居北京的那个夜晚。十岁的我躺在招待所床上，听着窗外的车流声，在日记本上写：“北京好大，我好小。”
六年过去了。
北京依然很大，我也依然很小——在时代面前，在产业面前，在汉江这样的大河面前。但不同的是，那个十岁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渺小，而现在的我，知道了渺小之后该做什么。
接受渺小，然后做具体的事。
一桩一桩，一件一件。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林薇发来的短信。只有两个字：
“晚安。”
我看了看时间，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县城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安静了。
我没有回复。
有些对话不需要回应，就像有些默契不需要说破。那个“北京见”的约定，那个未名湖畔的想象，都交给时间吧。
现在，我要面对的是actoz的合同，是s的合资，是jyp的投资。
合上电脑，我走到窗边最后看了一眼窗外。
城市的微光勾勒出建筑的轮廓，远处的船灯缓缓移动，像夜行的旅人。
我关掉台灯，房间陷入黑暗。
高军在沙发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我轻声说：“晚安，汉城。”
窗外，一艘夜航船拉响汽笛。悠长的声音划过夜空，像在回应。
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