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3日，北京东四胡同星海文化办公室。
（晚10点08分）
从高军接机送我至公司后，我已枯坐了整整一小时。
这种介于放空与冥想之间的状态，是我近期琢磨出来的休憩方式。
台灯的光晕在桌面上画出一个温暖的圆。我坐在圆心的位置，面前摊开的不是书，不是乐谱，而是十七份装订整齐的报表。
《2000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好听音乐网运营数据》《网吧系统加盟统计》《半导体基金投资进度》《双专辑全球销售分析》……
每一份都像一块砖，垒在我面前，筑成一道需要翻阅的墙。
窗外，北京的夏夜正在沉睡。胡同里的路灯隔着梧桐树叶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偶尔传来夜归人的脚步声，然后是钥匙开门的声音，门轴转动的声音，最后一切重归寂静。
这寂静让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我深呼一了口气，翻开第一份报告——财务汇总。手指划过纸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1994年的那个春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聂震宁老师。
那时我递过去的是《明朝那些事儿》的手稿，纸页单薄，却装着一个少年全部的热望。
六年过去了。
从十岁到十六岁，从一本手稿到五条业务线，从一个人到247人的团队。
数字在眼前跳动：
集团总资产：385亿人民币
上半年净利润：2,980万
可用现金流：5,200万
这些数字如果放在1994年，我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但今夜，它们像冰冷的铁块，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胃里。
因为我知道，在报表的另一页，写着另一个数字：
半导体基金已投金额：2400万美元（约合198亿人民币）
而这个数字，只是开始。
这方面我没有先知，只能基于此刻的产业常识以及张汝京给出的规划进行推算：
一期工程：2000-2002年，预计投资12亿美元，建成035微米产线
二期工程：2002-2004年，预计投资18亿美元，升级到018微米
三期工程：2004-2006年，预计投资24亿美元，扩张产能并继续升级
如果按这54亿美元的总投资规划，第二、三期总计跟投资金：036亿 + 048亿 = 084亿美元
但这只是理论值。现实中，如果公司发展得好，估值会上涨，跟投成本会更高。
如果发展得不好……不，不能发展不好！芯片必须成功，没有退路！
所以，保守估计：未来4-6年内，我需要为中芯国际准备至少1亿美元的跟投资金。
1亿美元，约合83亿人民币。
我们集团现在一年净利润多少？三千万。
要攒够83亿需要27年；要攒够428亿需要……
我拿出计算器，手指在按键上停顿了一下，然后按下去：
143年。
这个数字让我后背发凉。不是恐惧，是一种清醒的寒意——就像冬天里突然灌下一口冰水，从喉咙到胃，一路冷下去。
“所以，必须找到爆发性的增长点。”我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说。
声音在寂静中显得突兀。我闭上嘴，重新看向报表。
下一页是音乐业务的细分数据：
《genesis》全球销量125万张，预计全年营收1,200万美元。
《华夏》华语区销量715万张，预计全年营收1,100万人民币。
看起来不错。但我知道问题在哪——盗版。
就在上周，高军给我抄送过一份市场调查报告。
在北京中关村，一张盗版cd卖5块钱，正版卖38块。
在上海襄阳路市场，盗版磁带3块钱一盘，正版15块。
而我们的专辑，在盗版摊上都能找到，印刷粗糙，但内容一样。
“小田总，我们估算过，”话里说，“盗版至少分流了我们70的潜在销量。”
但现实没有如果。
我继续翻页。网吧业务数据：
加盟网吧9,218家，覆盖全国27个省会城市。
系统安装费上半年收入1,850万。
预计年费收入全年920万。
这个数字曾经让我兴奋——每个月都有稳定的现金流。但现在看来，太慢了。
9,218家网吧，假设每家平均50台电脑，每台电脑每年收100元年费，理论上年费收入应该是：
但实际上，很多网吧不愿意交年费。他们觉得系统装上了就能用，为什么还要每年交钱？王工团队花了很多精力做售后维护、版本升级，但这些在老板们看来，不值100块一台。
“他们宁愿花500块请人吃顿饭，解决一次问题，也不愿花100块预防问题。”王工苦笑着说。
这就是现实。在中国做软件，最难的不是技术，是让人愿意为无形的服务付费。
我合上报表，揉了揉太阳穴。
台灯的光有些刺眼，我调暗了一档。光影在墙上游移，像水波荡漾。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1996年星海文化刚成立时，团队五个人的合影。那时我们挤在红星生产社那间20平米的隔间里办公，夏天没空调，电风扇嗡嗡地转。
照片里，高军头发浓密，笑得见牙不见眼。赵振还是光杆司令，旁边是高军的助理小陈以及版权专员小孙。王工还没来，估计还在北航念书吧。
而我，站在中间，十二岁，个子只到高军的肩膀，但腰板挺得笔直。
那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股劲。
现在什么都有了，那股劲还在吗？
我问自己。
（晚11点20分）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姐姐的短信：
“睡了吗？妈让我提醒你按时吃饭。”
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我心里某个地方柔软下来。
我回复：“还没，一会儿睡。你们呢？”
很快回复：“刚吃完西瓜，爸在看新闻联播重播。妈在织毛衣，说是给你冬天穿。”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县城家里，父亲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播放着白天的新闻。母亲在灯光下织毛衣，针线穿梭。姐姐可能在看书，或者在戴着耳机听歌。
很平常的画面。却让我眼眶发热。
重生七年，我改变了很多东西——家人的生活、团队的命运、甚至开始触碰产业的脉络。但有些东西，我改变不了，也不想改变。
比如家人的牵挂，比如胡同深夜的灯光，比如夏夜窗外的蝉鸣。
这些是锚，把我固定在现实里，不会因为飞得太高而迷失。
我又想起张汝京在奠基仪式上说的话：“不管你飞多高，走多远，都要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
那个地方，对我来说，不只是地理上的县城，更是这些细碎而真实的瞬间。
手机又震动，这次是高军：
“小田总，新办公室装修图纸发你邮箱了，有空看看。另外，武汉网吧联盟的陈虎想约你下周通个电话，他们想扩大联盟范围。”
我回复：“好，图纸明天看。电话你安排时间，提前把资料发我。”
放下手机，我重新看向报表。
但这一次，心态不同了。
我不再觉得这些数字是负担，而是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团队的责任，对247个信任我的人的责任。
还有，对这个时代的责任。
我知道未来二十多年中国会发生什么——互联网爆发、移动通信革命、电子商务崛起、文化产业繁荣……但也知道会经历什么——非典、地震、金融危机、国际关系的起伏……
作为一个重生者，我可以在这些浪潮中仅仅为自己谋利，赚够了钱就躲到国外去，过逍遥日子。
但我不会那么做。不是因为高尚，是因为那样太无聊。
重生一次，如果只是为了重复上一世的失败，或者仅仅追求个人享受，那有什么意义？
我想起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那个夜晚。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看着电视新闻，浑身发抖。不是恐惧，是愤怒，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那时我就知道，个人再成功，如果国家不够强大，一切都是虚的。
芯片就是这样的领域。你不做，别人就卡你脖子。你做了，可能失败，可能亏损，但至少有了尝试的资格。
“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张汝京说。
那么，我就做那个迈出第一步的人。
这个认知让我平静下来。
我推开报表，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夜风涌进来，带着胡同特有的味道——煤球燃烧后的余味、夜来香的香气、还有远处夜市飘来的烧烤烟火气。
这味道很北京，很真实。
我深吸一口气，让夜风充满肺部。
胡同深处，那家24小时便利店的灯还亮着。我记得便利店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姓刘。他儿子在天津读大学，学计算机。有一次深夜我去买水，他正在整理货架，我们聊了几句。
“我儿子说，以后想来北京，进你们这样的公司。”刘叔笑着说，脸上有自豪，也有担忧，“北京机会多，但房价也贵啊。”
我说：“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现在想来，这句话既是对他说，也是对自己说。
机会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就像芯片，如果没人做，就永远没有机会。
我回到桌前，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
“2000年7月23日，回京第一夜。问题清单：”
写到这里，我停顿了。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迹慢慢凝聚成一颗黑色的珠子，颤巍巍的，将落未落。
我在想，该从哪个问题开始？
是现金流？是管理复杂度？是时代窗口期？还是个人定位？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扯出一个线头，可能带出更多死结。
但我必须开始。
笔尖落下：
”1 现金流的可持续性
芯片需要未来4-6年至少1亿美元跟投资金，现有业务无法支撑
音乐业务受盗版冲击，利润空间被压缩
网吧系统增长已到瓶颈期“
写完这三行，我停了停。
然后继续：
”2 管理复杂度
五条业务线互相牵扯
团队规模扩张带来的文化稀释
自己即将入学，远程管理效率问题
3 时代窗口期
互联网泡沫已破，但真正的机会刚刚开始
中国加入wto在即，规则将变
数字音乐、网络游戏、社交网络都处于萌芽期
4 个人定位
16岁，清华新生，多重身份如何平衡
重生者的先知优势还剩多少
精神锚点找到了，但如何保持“
写完这四大问题，我又将重生者的先知几个字重重地涂抹掉，直到从背面也看不出痕迹才放下笔，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
台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在墙上投下我的影子，巨大的，摇晃的。
我看着那个影子，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皮影戏。一张白布，几根竹棍，灯光一照，影子就有了生命，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但我知道，那只是影子。真实的血肉在幕后，操纵竹棍的人手上全是老茧。
我现在就是那个操纵竹棍的人。不同的是，我不仅要操纵影子，还要成为影子的一部分——既要站在台前，又要隐在幕后。
这很难。但必须做。
因为没有人能替代我。
（凌晨0点47分）
我重新翻开报表，但不是看整体数据，而是看细节。
比如好听音乐网的日活用户曲线图。
图表显示，日活从1月份的82万，增长到6月份的158万，几乎翻了一倍。但增长曲线不是平滑的，有几次明显的跃升：
第一次跃升：3月5日，日活从91万跳到113万。
原因：那天我们上线了“原创音乐人专区”，第一批入驻了37位独立音乐人。
第二次跃升：4月15日，日活从127万跳到142万。
原因：与滚石、华达达成版权合作，上线了3000首正版歌曲。
第三次跃升：6月15日，日活从148万跳到158万。
原因：《genesis》全球发行，带动流量。
这让我看到一件事：内容驱动增长。
用户来好听音乐网，不是为了技术多先进，界面多漂亮，而是为了听歌。有好歌，用户就来；没有，就走。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有多少独家内容？
看起来不少。但分解一下：
自有版权（星海艺人作品）：1,237首
代理版权（合作方作品）：7,505首
代理版权是有期限的。滚石的合同是三年，华纳是两年。到期后如果续约，价格肯定要涨。如果不续约，这些歌就没了。
所以，必须建立自己的内容壁垒。
我想起“星声计划”训练营。级。这些人是未来的内容生产者。但培养他们需要时间，需要资源。
我算了一笔账：
培养一个a级学员，每年投入约50万（导师费、制作费、宣传费）。
10个就是500万。
27个就是540万。
加起来1,040万。
这还只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呢？如果扩大规模呢？
钱从哪里来？
我继续翻报表，看到网吧业务的利润数据：上半年净利润1,420万。
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一动。
网吧业务是现金流最稳定的。虽然增长慢，但每个月都有钱进来。如果用它来养内容呢？
但王工肯定不同意。他正准备把网吧业务打包上市，需要漂亮的利润数据来撑估值。
我理解他。上市不是目的，是手段。上市后可以融资，可以给团队股权激励，可以扩大影响力。
但如果为了上市，牺牲长期的内容投入，值得吗？
我不知道。
商业就是这样，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权衡和取舍。
我放下报表，走到办公室的书架前。
书架很满，分门别类：音乐理论、计算机技术、企业管理、历史典籍、文学作品……还有一排是行业报告，从1994年到2000年，每年一本，我自己整理的。
我抽出1999年的那本。
翻开，第一页是我的手写笔记：
“1999年，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日的2,208点，涨到12月31日的4,069点，涨幅84。但泡沫终将破裂，预计在2000年3月见顶，然后崩盘。”
这是我1999年1月写的。当时没人相信。高军看了，委婉地说：“小田总，是不是太悲观了？”
结果呢？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冲到5,132点，然后掉头向下，到4月17日跌到3,321点，一个月跌了35。
我们因为做了对冲，不仅没亏，还赚了2,200万美元。
这让我意识到一件事：先知视角是优势，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先知视角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我知道互联网泡沫会破，所以做了对冲。我知道芯片产业重要，所以投了024亿。我知道数字音乐是未来，所以做了好听音乐网。
但知道和做到，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比如现在，我知道网络游戏会爆发，社交网络会改变世界，移动支付会成为基础设施……但我该怎么切入？以什么姿势切入？投入多少资源？风险多大？
这些，记忆不会告诉我答案。
只能自己找。
（凌晨1点30分）
我有些饿了。打开抽屉，里面有几包饼干，是高军放的。他说我经常熬夜，要备点吃的。
我拆开一包，是苏打饼干，咸的。配着凉白开，慢慢吃。
饼干很脆，在寂静的夜里，咀嚼声显得格外清晰。
这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时还在镇上的老家，晚上饿了，母亲会给我煮一碗面条。清汤面，撒点葱花，卧一个鸡蛋。我趴在桌上吃，母亲坐在对面，看着我笑。
那时觉得，一碗面就是全世界。
现在呢？全世界都在我手里，却觉得空落落的。
不是矫情，是真切的感觉——拥有的越多，责任越大，越不敢放松。
就像此刻，我在吃饼干，脑子里却还在转着那些问题：
游戏怎么做？社交怎么做？支付怎么做？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无数的细节、无数的决策、无数的风险。
我忽然想起金佚林院长说过的话：“心稳了，声音才稳。”
现在我的心稳吗？
不稳。
我在焦虑。焦虑时间不够，焦虑资源有限，焦虑决策失误。
但我必须让自己稳下来。因为我不稳，团队就不稳。团队不稳，一切都会垮。
怎么稳？
我想起在西安采风时，秦腔艺人王老教我的一段话：“唱戏的人，上台前心里可以乱，但一开嗓，心就得定。因为你的声音要带着观众走，你乱了，观众就散了。”
我现在就是那个要上台的人。
台下有家人，有团队，有合作伙伴，有成千上万的用户。
我不能乱。
我深呼吸，几次之后，心跳渐渐平缓。
然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晚上的结论：
“第一天：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核心矛盾：芯片需要未来4-6年至少1亿美元跟投资金，现有业务无法支撑。”
“解决方向：寻找爆发性增长点。候选：网络游戏、社交增值、电子商务。”
“前提：保持心稳。不急，不贪，不盲从。”
写完后，我合上笔记本。
夜更深了。胡同里连脚步声都没有了，只有偶尔的虫鸣。
我走到窗边，看着夜空。
北京的夜空很难看到星星，被太多的灯光遮蔽了。但我知道，星星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
就像有些事，有些方向，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去发现，去靠近。
我关上台灯，办公室陷入黑暗。
然后，我躺在沙发上，盖了条薄毯。
闭上眼睛，脑海里不是数字，不是报表，而是一幅画面：
1993年的夏天，九岁的我站在老家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稻田。风吹过来，稻浪起伏，像金色的海。
那时我刚重生，心里全是惶恐和迷茫。
但现在，七年过去了，我不再惶恐，不再迷茫。
有的只是责任，和前行。
“睡吧。”我对自己说。
（清晨6点）
窗外，第一声鸟鸣响起。
天快亮了。
我醒了，比闹钟早半小时。
晨光从窗户透进来，在墙上投下淡蓝色的光影。
我起身，简单洗漱，换上运动服，出门跑步。
胡同刚刚醒来。早餐摊开始生火，豆浆的香味飘出来。遛鸟的老人提着笼子，鸟儿在笼子里清脆地叫着。
我沿着胡同慢跑，呼吸着清晨的空气。
跑到尽头，是什刹海。水面平静，荷花盛开，晨练的人们在打太极、舞剑、跑步。
我沿着湖边跑，脚步轻快。
跑着跑着，心里那些问题似乎被暂时放下了，身体在运动，大脑在放空。
但我知道，放空是为了更好地思考。
今天，我要去国家图书馆。在故纸堆里，也许能找到答案，或者，至少能找到平静。
跑完步，我在湖边做了拉伸。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洒在水面上，金光闪闪。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要在这新的一天里，继续寻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