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12日，下午三点。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北方的热浪扑面而来，干烈，直接，和长江边的湿热是两种质感。
我背着简单的双肩包走出舱门，直接打车去了公司。
走进大门，熟悉的声音就沿着楼梯传下来——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会议室里隐约的讨论声。
前台小雨抬头就看见我，眼睛一亮：“田总！您考完啦？”
“考完了。”我冲她点点头，“高总在吗？”
“在会议室，正和滚石的李总开电话会议。”
我摆摆手，示意不用打扰，径直上楼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推开门的瞬间，空调的冷气混着熟悉的纸张和书籍味道涌来。
一切如常——书架上整齐排列着七年来积累的资料，墙上挂着《华夏》专辑的手绘封面草图，窗台上的绿萝长势正好，叶片油亮。
我把背包放在沙发上，走到窗前。
远处国贸的塔吊还在转动，这座城市永远在生长，在追赶。
敲门声响起。
“进。”
高军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摞文件，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但眼睛很亮。
“小田总，什么时候到的？”他把文件放在茶几上。
“刚下飞机。”我转身走向茶台，“考完了，过来看看。你看起来没睡好。”
“连着开了三天会。”高军搓了搓脸，“滚石那边对《华夏》在台湾的发行方案有不同意见，李明总一天三个电话。”
我打开电磁炉烧水，从茶罐里取出岩茶：“争议是好事。没人讨论才可怕。”
水开了。我烫杯、洗茶、冲泡，动作很慢，像在完成某种仪式。茶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厚重，带着岩骨花香。
“先喝茶。”我把茶杯推过去。
高军端起杯子，吹了吹，小口抿着，茶汤金黄透亮。
等他喝下半杯茶，我才开口：“数据呢？”
高军从文件里抽出两份装订好的报表，推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没有马上看。窗外阳光正好，我端起茶杯，让茶香先在鼻腔里停留片刻，然后翻开第一份报告。
《genesis》全球数据报告（截至2000年7月10日）
实体唱片销量：1,128,472张
数字下载：876,354次
billboard单曲最高排名：第4位（《uptown funk》，停留3周）
主要电台播放次数：累计2,374,258次
成本与收入：
制作成本：182万美元
全球宣发费用：386万美元
预计首年营收：870万美元（按当前销售趋势）
代表性评论摘录：
《纽约时报》：“东方美学与西方表达的惊艳融合，16岁中国天才的全球首秀令人印象深刻。”
《滚石》：“制作精良但略显刻意，文化符号的堆砌削弱了音乐本身的感染力。”
《洛杉矶时报》：“布兰妮的客串是明智之举，但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对funk音乐的现代表达。”
我合上报告，喝了口茶。
翻看第二份。
《华夏》华语区数据报告（截至2000年7月10日）
实体唱片销量：
中国大陆：312,856张
台湾地区：187,432张（诚品书店单周销量冠军）
港澳地区：89,765张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42,109张
总计：632,162张
数字下载（中国大陆未统计）：台湾、香港等地累计89,432次
电台点播率：中国大陆主要音乐电台平均日播放23次
ktv点唱排名：《lody》进入台湾钱柜ktv点唱榜前20
成本与收入：
制作成本：280万人民币
华语区宣发费用：192万人民币
预计首年营收：1,100万人民币
代表性评论摘录：
台湾《中国时报》：“为华语音乐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令人震撼。”
香港《明报》：“比音乐更重要的是态度——一个16岁少年对文化根脉的追寻与重构。”
北京《音乐周刊》：“过于实验性的表达可能限制大众接受度，但艺术价值毋庸置疑。”
上海《东方早报》：“《俑》中的秦腔采样是近年华语音乐最大胆的尝试，没有之一。”
我合上报表，把两份文件并排放在茶几上。
“比预期好。”我说。
高军点点头：“是好。但争议也比预期大。《华夏》在台湾，有人说这是‘文化猎奇’，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声音’。滚石那边压力不小，他们担心影响后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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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我问。
高军沉默了几秒，然后认真地说：“小田总，我做音乐快二十年了。能引发争议的作品，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太烂，一种是太好。《华夏》显然是后者。”
他顿了顿：“但商业上，我们需要平衡。下一张专辑如果还这么‘重’，市场可能会疲劳。”
我端起茶杯，看着茶汤里自己的倒影。
“高哥，”我说，“你还记得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我想做什么吗？”
“记得。你说你想做‘不一样的音乐’。”
“对。”我放下茶杯，“但‘不一样’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音乐，让一些人看见一些东西——看见传统不是标本，看见创新不是背叛，看见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怎么在断裂中找到连接。”
我指着《华夏》的报告：“这些争议，这些讨论，就是我们想让人看见的东西开始被看见了。至于商业平衡……”
我翻开报表，指向成本栏：“我们做《genesis》花了386万美元宣发，全球砸渠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现在声音传出去了，有人听了，有人讨论了——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高军若有所思。
“所以，”我继续说，“下一张专辑做什么，怎么做，取决于我们想继续让人看见什么，而不是市场期待什么。当然——”
我笑了笑：“我们也要活着。所以《genesis》的全球收入，会支撑我们继续做《华夏》这样的作品。这是商业和艺术的平衡，不是妥协。”
高军终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轻松笑容：“我就知道。你做很多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赚钱。”
“但赚钱很重要。”我也笑，“没钱，什么声音都传不出去。”
茶水续了一轮。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出风口轻微的嗡鸣。
“还有一件事。”高军从文件底下抽出一份薄薄的传真纸，“杨峻荣昨晚发来的，关于周杰伦新专辑。”
我接过来看。
传真上是手写的几行字：
“浩彣，暂定名：《范特西》全专十首歌录制完成。宣发部门对《双截棍》《忍者》有疑虑，认为‘太怪’，市场接受度存疑。杰伦坚持不改。你意见如何？另，如确定发行，建议档期9月中，避开开学季。峻荣。”
我看着那几行字，眼前浮现出98年在台北阿尔法音乐，第一次听到周杰伦弹琴的样子。那个戴着棒球帽、话不多的少年，手指在键盘上流淌出完全不同于当时任何华语音乐的旋律。
“你怎么看？”我问高军。
“从商业角度，杨峻荣的担忧有道理。”高军谨慎地说，“《双截棍》的编曲、唱法，都太……颠覆了。但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可能会说——”
“不改。”我打断他，“一首都不改。就按杰伦的想法做。”
我把传真纸放在茶几上，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下回复：
“杨总：
一、不改。尊重杰伦创作完整性。
二、市场接受度问题，我们来做引导——提前释放创作背景、制作花絮、音乐解析。
三、发行日期定9月15日，全球华语区同步。
四、宣传核心：‘颠覆是为了重建，怪异是因为真诚。’
五、预算按原计划执行，如需追加，直接报批。
浩彣 712”
我把纸递回给高军：“今天就传真回去。”
高军接过，看了一眼，点头：“好。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
“为什么？”
“因为你和周杰伦是一类人。”高军笑了，“都相信有些东西比市场重要。”
我摇摇头：“不。我相信市场最终会认可真诚的东西。只是它需要时间，需要引导。而我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些真诚的东西争取时间和空间。”
高军收起传真，又想起什么：“对了，还有件事。王斐的电视剧主题曲录制完成了，刘欢很满意，说她的声音里有‘侠骨柔情’。赵季平老师想约你聊聊后续合作。”
“好，你安排时间。”
“何西的西北巡演走完了，收支基本打平。他来信说，在甘肃采风时遇到了一个唱‘花儿’的老艺人，想邀请对方参与下一张专辑。”
“批预算，让他去做。”
“还有武汉那边，刘大虎彻底退了。仅武汉地区又新增三十二家联盟网吧，都装了我们的安防系统，公安局送了锦旗，说我们‘用技术手段净化了行业环境’。”
“好事。但不能放松，地头蛇不会甘心。”
“明白。”
下午四点，阳光开始西斜。
高军离开办公室后，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渐渐增多，晚高峰要来了。
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到北京了吗？吃饭没有？”
我回复：“到了，在公司。一会儿吃。”
“别太累。刚考完试，休息几天。”
“知道了妈。”
放下手机，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蓝色笔记本——记录着星海四年历程的那本。翻到最新一页，拿起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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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2日，北京。
双专辑数据出炉，超出预期，也在预料之中。
《genesis》让世界听见了我们，《华夏》让我们听见了自己。
今日决策：周杰伦《范特西》专辑不改一字，9月15日全球发行。
理由有三：
一、艺术完整性不可妥协。
二、市场需要引领而非迎合。
三、真诚是唯一的通行证。
音乐这条路，我们走对了方向。
但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
合上笔记本，我重新看向窗外。
城市的灯火开始一盏盏亮起，像星星落在地上。
我想起今天在飞机上，翻看航空杂志时读到的一句话：
“所有的声浪，终将平息。但声浪过后的回响，会留在听见的人心里，很久。”
《genesis》的全球声浪，《华夏》的争议声浪，即将到来的《范特西》的颠覆声浪——
这些声浪终会过去。
但那些因为听见这些声音而开始思考、开始感受、开始创作的人，他们会留下。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些声浪，能够抵达该抵达的地方。
哪怕需要穿过重重噪音。
哪怕需要时间。
我关上办公室的灯，锁上门。
走廊里还有加班的员工，看见我出来，纷纷打招呼：“田总下班了？”
“嗯，下班了。”我说，“你们也早点。”
走出公司，夏夜的热风扑面而来，带着胡同特有的味道。
我背着双肩包，沿着东四慢慢走。路过一家还在营业的音像店，橱窗里贴着《genesis》的海报——我的侧脸在蓝紫色光影里，眼神看向远方。
海报上写着：“16岁中国天才，征服世界耳朵。”
我停下来，看了几秒。
店员是个年轻女孩，看见我站在橱窗前，走出来问：“先生，要买这张专辑吗？最近特别火。”
我摇摇头：“不用，我有。”
女孩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大概在想“你长得有点像海报上的人”。
我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走到下一个路口时，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杨峻荣。
“浩彣，传真收到了。你真不改？”
“不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杨峻荣的大笑：“我就知道！都是疯子！”
“彼此彼此。”
“好！那就这么干！9月15日，让华语乐坛看看，什么叫他妈的颠覆！”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天。
北京的夜空很难看到星星，被太多的灯光遮蔽了。
但我知道，星星就在那里。
就像有些人，有些声音，有些坚持。
它们可能暂时被遮蔽，但从未消失。
而我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走向下一个需要被听见的声音。
走向下一个，值得掀起声浪的时刻。
因为声浪会平息。
但回响，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