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7日，下午一点四十分。
县城一中第三考场，窗外的香樟树上蝉鸣震耳，教室里却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我坐在靠窗第四排，看着监考老师将数学试卷发到手中。
电风扇在头顶嗡嗡转动，卷起试卷边缘微微颤动。
阳光透过玻璃窗斜射进来，带着火辣辣的温度；还得两年以后，才能修改到六月高考，才会把三天减少成两天的煎熬。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平稳，有力，和教室里其他二十九个考生并无不同。
工整地写下姓名、准考证号，然后放下笔，浏览题目，等待开考铃声。
在经历了“1999年高考数学地狱级难度”后，今年的试卷刚发下来，我就从前排同学倒吸凉气的声音中听出了不同——题目的排版、字体间距，都透着一种相对温和的气质。
“考试开始。”
翻卷声如潮水般响起。我深吸一口气，拿起笔。
选择题、填空题、前几道大题……一切顺利。
七年来的系统学习，无数个挑灯苦读的夜晚，此刻化成笔尖流畅的轨迹。
每个公式、每种解法，都经过反复演练，已经内化为肌肉记忆，尽管我没参加过2000年的高考。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考场里只有笔声、呼吸声，偶尔有同学轻声叹气。
下午三点半，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三十分钟。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向压轴题。
那是一道解析几何综合题，题干很长，图形复杂。椭圆方程、过焦点的直线、动点的轨迹——典型的综合题型。
我看了一眼，心脏忽然漏跳一拍。
这题……我见过。
不，准确说，是在某个深夜里，在整理“前世”记忆碎片时，曾经模糊地浮现过类似的题型。2000年全国卷的压轴题变式，当年难倒无数考生。我记得它后来在各种教辅里被反复分析，老师给出了巧妙的辅助线作法，甚至……
我闭上眼睛，调整呼吸。
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完整的解题步骤：设点坐标、联立方程、利用椭圆的对称性简化计算、最后得出那个简洁的表达式。
如果按记忆中的方法，十五分钟就能做完，还能检查一遍。
“考生请注意，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二十五分钟。”监考老师提醒。
我睁开眼，看向窗外。
远处南广河的河水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波光，
近处金线岭的山脊在热浪中开始微微摇晃。
这是我生活了的县城，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棵树，我都熟悉。
而此刻，我坐在这个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考场里，手握着一份“捷径”。
笔尖在草稿纸上点出一个墨点。黑点慢慢晕开，像一个小小的黑洞。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将已经写了几个字的草稿纸翻到背面，重新铺开一张白纸。
我要从头推导。
不去想那个“记忆中的解法”，不去套用任何“巧妙技巧”。就像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刻苦学习了三年的高中生，第一次见到这道题。
这是我的高考。不，这是我的人生。我不能一直活在那些碎片的阴影里。
第一步，审题。
题目条件：椭圆方程已知，过焦点的直线交椭圆于a、b两点，另有动点p在椭圆上满足某个几何关系，求p点轨迹方程。
“先画图。”我在纸上画出坐标系、椭圆、焦点、直线。铅笔划过纸张的声音很轻，但在我耳中异常清晰。图形逐渐浮现，像是从迷雾中显现的地形。
第二步，设坐标。
设a(x?，y?)，b(x?，y?)，p(x，y)。根据条件列出三个方程。
计算过程在这里开始与记忆出现分歧——记忆中那道题的数据更规整，计算到某一步会出现漂亮的消元。而这道题的数字……更“脏”。参数带着根号，系数是分数，像现实世界一样不完美。
我皱了皱眉，继续算。
时间走到三点四十五分。
前排有个女生轻轻抽泣，大概是卡在了某一步。监考老师走过去，低声安慰：“还有时间，不要慌。”
我没有抬头。我的世界缩小到这张草稿纸，这个坐标系，这些带着根号和分数的数字。
窗外河水的哗啦声、教室里的啜泣声、电风扇的转动声，都退成了遥远的背景音。
“不要慌。”我对自己说，“只是计算复杂，原理是一样的。这七年，你做过比这更复杂的题。”
第三步，联立消元。
记忆中的解法在这里用了“极坐标变换”的技巧，可以绕过繁琐的代数运算。我知道那个技巧，甚至知道它会在两年后的某本竞赛书里被重点讲解。
但我没有用。
我用最笨的方法——将三个方程联立，一项一项消元。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布满算式，像一个耐心的织工，一针一线编织答案。每一笔都沉重而踏实，因为我知道，这是完全属于我的推导。
三点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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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有些酸，额头渗出细汗。电风扇的风吹过，吹不散考场里焦灼的汗味。汗珠顺着鬓角滑下，滴在草稿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如果按记忆方法，现在已经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发现出题老师埋的另一个陷阱……”
我摇摇头，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
“如果连高考都不敢靠自己，那这七年，我到底在学什么？”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我想起九岁那年，在长江边意识到重生后的第一个决定：要真正学会，而不是记住。
我想起十二岁在北京，为了理解一个数学定理，在图书馆待到闭馆，直到灯光熄灭。
我想起给姐姐讲题时说的话：“我们先从定义开始……”
笔尖继续移动。
第四步，化简。
式子越化越复杂，出现了四次项。我停笔，审视着这个丑陋的表达式。它像一团纠缠的藤蔓，找不到头绪。
“不对……方向错了。”
我重新回到图形，盯着那个动点p的条件。阳光移动了位置，光斑从桌面爬到试卷上，照亮了那个椭圆图形。
忽然，一个灵感闪现——如果用向量来表达这个几何关系呢？
这是记忆中没有的思路，是我自己想到的。
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不是紧张，是兴奋——那种解题者发现新路径时的纯粹兴奋。
我迅速尝试，将坐标转化为向量，利用数量积的性质……
式子开始简化。那些根号、分数、四次项，在向量的魔法下层层剥落，像退潮后露出沙滩的纹理。
三点五十八分。
监考老师站起来：“最后两分钟，检查一下姓名考号。”
我没有听见。我的笔在纸上飞快移动，最后几行算式如行云流水：
代入a、b坐标，化简得——
一个椭圆。
和记忆中那道题的答案不一样——那题的轨迹是双曲线。
我愣了一秒，然后笑了。
嘴角不受控制地上扬，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释然和骄傲的笑。
原来如此。出题老师改了一个参数，整个轨迹的性质就变了。如果我套用记忆解法，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答案——双曲线。
时间到。
“停笔，全体起立。”
我放下笔，慢慢站起来。交卷时，我最后看了一眼那道题。草稿纸上，两种解法并排：
左边是我刚推导出的完整过程，十二行，工整严谨，每个等号都对得整整齐齐。
右边是我最初凭着记忆写下的“捷径”框架，只有五行，简洁漂亮，但其中两步是基于错误的前提。
我拿起橡皮，对准右边那五行。
橡皮擦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黑色的字迹被一点点擦去，变成碎屑，落在桌面上。
阳光照在那些碎屑上，它们像细小的灰尘，在空气中短暂地飞舞，然后归于平静。
我擦掉的不是几行算式。
我擦掉的是一根拐杖。
最后一根依赖记忆碎片的拐杖。
走出考场时，阳光依然刺眼。校门口挤满了等待的家长，母亲在梧桐树荫下朝我招手，手里拿着水壶。
“考得怎么样？”母亲递过水壶。
我接过，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母亲烧开后晾凉的温度。
“挺好。”我说，声音很平静，“最后一题……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我说得很轻，但母亲仿佛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她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
“那就好。”她拍拍我的肩，手心的温度透过衬衫传到皮肤上，“等等你姐，然后回家吃饭。你爸炖了排骨。”
姐姐从另一个考场出来，脸上带着笑，看来考得不错。我们三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路面被晒得发烫。老街两旁的梧桐树投下斑驳的树荫，知了声声。
“浩彣，你最后一题做出来没？”姐姐问，“我卡在最后一步，时间不够了。”
“做出来了。”我说，“用了向量的方法。”
“向量？我怎么没想到……”姐姐懊恼地说，但很快又笑了，“不过算了，反正考完了。”
我们路过县一小的操场，几个高一高二的学生在打球，浑身是汗，笑声传得很远。他们还不会考虑，明年、后年，他们会坐在我们今天坐过的考场里。
“姐，”我忽然问，“你说人为什么要考试？”
姐姐想了想，脚步没有停：“检验你学会了多少吧。妈说就像种地，秋天要收成，才知道这一年有没有白忙活。”
“那如果……一个人明明有更快的办法，却选了最笨的方法，最后也做对了。你觉得他傻吗？”
姐姐笑了，笑声很轻，混在知了声里几乎听不见。
“那得看他为什么选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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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
姐姐转头看我，眼神认真：“那就不是傻。那是……有底气。知道不靠那些取巧的，也能走到要去的地方。”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个下午，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休息。窗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像时间的潮汐，涨了又退，退了又涨。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考场上的最后一幕——擦掉那五行“捷径”时，橡皮屑在阳光下飞舞的样子。它们旋转、上升、然后缓缓落下，像某种仪式的余烬。
手机在枕边震动。我拿起来看，是高军发来的短信：
“小田总，专辑在台湾销量榜登顶了。《华夏》在诚品书店单周卖出三千张。专心考试，勿念。”
我看了两遍，然后回复：
“好。一切交给你了。”
发送。
我关掉手机，重新闭上眼睛。
黑暗里，那些数字、图形、算式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长长的路，从1993年夏天的那个清晨开始，蜿蜒至今。
路上有小镇无垠的稻田，有县城学艺的琴声，有红星生产社的伙伴，有北京出版社的谈话，有星海文化的战友……
而前路，或许不再有“记忆”的导航。
前路所有的岔路口，所有的选择题，所有的压轴题，都得用这七年学会的真本事，一步步去解。
但我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知道所有的答案。
而是相信自己能找到答案的能力。
窗外，河水潺潺，在看不见的尽头汇入长江；
然后，滔滔江水，滚滚东流，绵延千年不变。
而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2000年七月的这个午后，完成了重生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不是对知识的考核，而是对自我的确认。
我睡着了。
梦里有道无限延伸的阶梯，我一步一步往上走，不着急，不回头。
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梯子不会消失。
梯子就在我的脚下，每一步，都是用自己的力量踩实的。
傍晚醒来时，夕阳把房间染成暖金色。
我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从1996年星海文化注册那天开始用的。翻到最新一页。
钢笔在纸面上停顿，然后落下：
2000年7月7日，高考数学。
最后一题，弃旧径而择新途，终得正解。
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至此尽矣。
往后种种，当以己力破之。
——田浩彣，十六岁，记于高考首日
合上笔记本，我走到窗边。河水在远处流淌，晚霞把江面染成橘红色，像熔化的铁水。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浑厚。
我知道，明天还有考试：英语、化学；后天还有最后一门物理。
我也知道，无论考多少分，无论上哪所大学，有一件事已经确定——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会依赖记忆碎片的少年。
我就是田浩彣。十六岁，会写歌，会写书，开了公司，投了芯片，刚刚做完一道数学题的田浩彣。
仅此而已。
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