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卡鲁鲁的第三天清晨，太阳尚未完全驱散夜晚的凉意，但干燥空气中已能预见白日的灼热。“蓝剑”营区在发电机低沉的嗡鸣声中苏醒。今天是他们正式接替部分日常巡逻勤务的第一天，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实战检验——与特派团其他单位及当地警察进行中外混编联合巡逻。
巡逻任务简报在清晨六点，于刚搭建完毕还带着新板材气味的指挥所内进行。墙壁上挂起了放大的卡鲁鲁市东区详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马克笔画出了巡逻路线、重点关注区域、联络点和应急集结点。unpol行动部门指派了一名来自加纳的资深警官科菲作为此次联合巡逻的协调员兼观察员。
参与此次巡逻的共十二人，分为三辆轻型装甲巡逻车。第一辆车由科菲和一名当地警察局的联络官（一名神情严肃但眼神中透着疲惫的中年警官，名叫巴布）乘坐，负责领航和与当地警方电台联络。第二、第三辆车则由“蓝剑”队员与另外两名来自欧洲某国fpu的警官混编。杨洛特意安排了不同的组合：第二车由陈海作为车长，带领两名中国队员和一名欧洲警官；第三车由阿依古丽作为车长，带领两名中国女队员和另一名欧洲女警官。
“今天的路线是东区环形巡逻，”许航用激光笔指着地图，“重点区域：中央市场周边、连接难民营的主要道路交叉口、以及几个经常发生小型盗窃和纠纷的居民区。任务目标：显示联合国存在，观察治安动态，处理力所能及的小型治安事件，收集社区信息。记住，”他的目光扫过即将出发的队员，“观察、沟通、报告、必要时依照规则行动。 武力是最后手段，你们的首要工具是眼睛、耳朵和嘴巴。陈海，阿依古丽，你们是车长，对车上所有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负责，遇事多与科菲协调员和巴布警官沟通。”
“明白！”陈海和阿依古丽立正答道。
“蓝剑”队员们迅速完成个人装具检查：防弹衣、头盔、武器（非致命装备为主，致命武器上锁携带）、执法记录仪、急救包、水壶、以及印有基础当地斯瓦希里语和阿拉伯语问候语的塑料卡片。每个人的表情都严肃而专注，这是数月训练后首次真正的“亮剑”。
车队驶出联合国主营地，穿过由沙袋和铁丝网构成的最后一道检查站，正式进入卡鲁鲁市的街道。时间尚早，但街上已有不少行人。破败的街道两侧，店铺陆续开门，小贩推着吱呀作响的手推车开始占据路边。看到涂着un白色和醒目蓝色“cha fpu”字样的装甲车队驶过，行人的反应各异：有的漠然瞥一眼继续赶路，有的驻足好奇观望，几个孩子兴奋地挥手喊叫，也有少数人投来警惕甚至略带敌意的目光。
陈海坐在第二辆车的副驾驶位，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窗外。街道比他预想的还要杂乱，交通秩序几乎不存在，人车混行，路面垃圾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尘土、未完全燃烧的柴火和某种发酵物的混合气味。耳麦里传来科菲的指示：“保持车距，速度不要超过三十公里，注意观察两侧小巷和屋顶。”
巡逻进行到大约一小时，当车队缓慢经过中央市场外围一条相对拥挤的街道时，前方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和人群聚集的骚动。科菲的声音在电台里响起：“02、03车注意，前方市场入口有情况。巴布警官说可能是日常纠纷，但围观人多了。我们靠边停车，02车跟我上前查看，03车保持警戒，控制后方路口。”
“02收到。”“03收到。”
三辆车在距离骚动人群约二十米外依次停下。陈海带着两名中国队员和那名欧洲警官迅速下车，与从第一辆车下来的科菲、巴布汇合。阿依古丽在第三辆车内，通过车窗和车顶观察口，密切注视着周围环境和前方事态，同时用车载电台与后方指挥所保持联系。
争吵发生在市场入口一个卖蔬菜的摊位前。两名男子情绪激动地互相推搡、叫骂，旁边散落着一些踩烂的西红柿和土豆。其中一人身材瘦高，穿着褪色的西裤和衬衫（看起来像个小职员），另一人则体格粗壮，围着沾满污渍的围裙，显然是摊主。周围迅速聚集了三四十名看热闹的民众，堵塞了本就不宽的道路，议论纷纷。
巴布警官皱着眉头，低声对科菲说：“又是这种破事。阿里（摊主）和莫卡（那个职员）经常为了鸡毛蒜皮吵架。上次是为了一颗椰子的价钱。”
科菲点点头，示意陈海等人跟上，然后拨开人群走上前。他用英语高声说道：“联合国维和警察！请保持冷静！退后！” 巴布也用当地语言喊了几句。
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让开一条缝隙。争吵的两人看到身穿联合国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现，气势稍微一挫，但仍在互相指责。
“他撞翻了我的摊子！故意破坏！”摊主阿里挥舞着手臂，唾沫横飞。
“是你把烂菜堆到路中间！我差点摔倒！你还想讹我钱！”莫卡不甘示弱。
陈海站在科菲侧后方，手习惯性地放在腰间的警棍附近，肌肉紧绷，目光快速评估着现场：两个当事人情绪激动但似乎没有武器；围观人群主要是好奇，暂时没发现明显威胁；环境狭窄，一旦失控容易发生踩踏。按照他在国内处理类似纠纷的经验，通常需要快速将双方隔离，带回所里询问，避免在现场激化。
科菲没有立刻采取强制措施。他先让巴布大致翻译了双方的争吵内容，然后示意陈海等人稍微扩大警戒圈，自己则走到两人中间，用相对平缓但清晰的英语说道：“听着，我是联合国警察科菲。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你们一个一个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你开始，”他指了指摊主阿里，“慢慢说，不要喊。”
阿里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个黑人警官没有直接抓人，而是让自己说。他稍微冷静了一点，开始用当地语言夹杂着几个英语单词，比划着描述经过。大意是莫卡走路匆忙，撞到了他摊位边缘支着的木板，导致几筐蔬菜翻倒，损失不小，要求赔偿。莫卡立刻激烈反驳，说是因为阿里的摊位超出了规定区域，占道经营。
科菲耐心听着（通过巴布断续的翻译），不时点头，然后转向莫卡，让他也陈述。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站在双方之间，肢体语言开放但保持距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陈海注意到，科菲并没有急于判断谁对谁错，而是在努力还原事件经过，同时观察着双方的情绪和围观者的反应。
“队长，”耳麦里传来阿依古丽冷静的声音，“03车观察，围观人群情绪稳定，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携带武器。左侧巷口有几个年轻人一直在看，但未见异常举动。”
“收到，继续观察。”陈海低声回应。他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快速带离——似乎并不符合科菲的处理方式。科菲更像是在……调解？
就在科菲试图让双方提出一个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比如各退一步，分摊损失）时，一直沉默的巴布警官似乎有些不耐烦了。他上前一步，用本地语对争吵的两人厉声说了几句什么，语气严厉，然后就要伸手去拉那个摊主阿里，显然是想把他先控制住，带离现场。
这一举动瞬间刺激了阿里。他猛地甩开巴布的手，声音尖利起来：“凭什么抓我？是他的错！你们警察总是这样！” 围观人群中传来几声附和和不满的嘟囔，气氛骤然紧张。
科菲立刻抬手制止了巴布，同时侧身挡在了巴布和阿里之间。“巴布警官，请稍等。”他转向阿里，声音依然平稳，“没有人要抓你。我们是在尝试解决问题。巴布警官只是想尽快恢复秩序。但是，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他看了一眼莫卡，“也需要你的配合。”
陈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巴布作为本地警察，可能习惯了用更直接、更强制的方式处理纠纷，效率或许高，但容易激化矛盾，尤其是在民众对警察普遍缺乏信任的背景下。而科菲代表的联合国维和警察方式，更强调沟通、调解和程序公正，哪怕过程看起来慢一些。
这时，阿依古丽的声音再次在陈海耳麦中响起，她显然也注意到了情况变化：“队长，建议我们可以协助维持外围秩序，同时展示存在感，但避免直接介入核心纠纷，除非科菲协调员请求或情况失控。另外，我看到那个摊主的妻子和孩子躲在摊位后面，看起来很害怕。”
陈海立刻明白了阿依古丽的暗示。他低声对身旁的中国队员和欧洲警官说了几句，几人不动声色地调整了站位，更加稳固地控制住了围观人群的边缘，并对几个试图往前挤的年轻人做出了明确的“后退”手势，态度坚决但不具攻击性。同时，陈海向科菲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
科菲注意到了陈海这边的动作，微微点头表示认可，然后继续与阿里和莫卡周旋。他不再试图立刻达成赔偿协议，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这样，阿里，莫卡。我们今天先记录下基本情况。你们损失了多少，具体金额，还有占道的问题，我们会向市场管理方反映。现在，请你们先收拾好摊位，疏通道路。如果你们无法私下解决，可以之后到特派团unpol办公室，或者本地警察局（他看了一眼巴布），有正式记录地提出申诉。但在这里继续争吵，堵塞道路，对你们做生意、对别人走路，都没有好处。你们说呢？”
这个提议没有立刻判定谁对谁错，但给出了后续解决问题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符合所有人眼前利益的解决方案——恢复交通和秩序。阿里和莫卡互相瞪了一眼，又看了看周围全副武装的联合国警察和逐渐不耐烦的围观人群，气焰都消了不少。尤其是阿里，看到自己妻儿害怕的样子，又听说可以去“告状”，似乎找到了台阶。
“那……好吧，”阿里嘟囔着，开始弯腰捡拾地上的蔬菜。
莫卡也哼了一声，整理了一下自己被扯歪的衬衫，嘴里还不服气地念叨着什么，但也没再激烈对抗。
科菲示意巴布帮忙疏导一下人群，自己也动手帮阿里扶正了翻倒的筐子。陈海见状，也示意两名中国队员上前，协助快速清理了散落在路中间的烂菜叶，恢复了部分路面畅通。阿依古丽在车上看到情况缓和，通过对讲机指挥第三车稍微后退，让出更多空间。
一场潜在的冲突，在没有动用任何强制手段的情况下，暂时平息了。人群渐渐散去，道路恢复通行。科菲最后对阿里和莫卡说了几句，大概是提醒他们保持冷静，有问题通过正当渠道解决，然后便带着队伍返回车辆。
重新上车后，电台里一片安静。直到车队驶离该区域一段距离，科菲的声音才响起：“02、03车，干得不错。尤其是保持外围警戒和协助清理，既给了压力，又给了台阶。巴布警官的方式……嗯，是本地常见做法，但有时会火上浇油。我们需要适应，也需要适当影响。”
陈海按下通话键：“明白。科菲协调员，我观察到您的处理方式……更侧重于现场调解和提供后续解决途径，而不是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没错，”科菲回答，声音里带着一丝经验之谈的意味，“在这种地方，民众对‘被抓走’非常敏感和抵触，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的时候。很多时候，纠纷的根源很小，但处理不当，就会升级成对警察甚至对整个联合国的不满。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破案’或‘惩罚’，而是维持基本秩序，防止事态扩大，并在过程中尽可能传递‘依法、公正、有渠道解决问题’的信息。这比抓一两个人回去，往往更能赢得一点信任，虽然看起来慢一些。”
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如果遇到暴力犯罪、武装威胁，或者现场调解明显无效、严重扰乱秩序，该出手时我们必须果断出手。但判断何时出手、如何出手，就是经验和专业所在了。今天的情况，属于前者。你们做得很好，保持了克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陈海若有所思。这与他在国内训练和实践中形成的“快速控制、带离处置”的思维定式有所不同，但仔细想来，在卡鲁鲁这样警民关系紧张、司法系统薄弱的环境下，科菲的方式似乎更有利于长期工作。
后续的巡逻中，又遇到几起小事：一辆抛锚的卡车堵塞窄路、两个少年为争抢一个塑料瓶差点动手、以及一次对可疑车辆的例行检查（结果证明是虚惊一场）。每次，陈海都注意观察科菲和巴布的处理方式，也开始尝试运用一些沟通技巧，比如在检查车辆时，让会说一点当地语言的队员（出发前强化培训的成果）先进行简单问候和说明，再进行检查，虽然生硬，但司机的配合度明显高了一些。
阿依古丽在第三次巡逻中，遇到一位老妇人向她比划着求助，似乎是迷路了。她通过简单的词汇和手势，结合地图，耐心地询问，最终弄清了老妇人要去的大致方向，并请巴布警官用本地语详细告知了路线。老妇人离开时，双手合十，不断道谢。这个小小的插曲，让阿依古丽和同车的欧洲女警官都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武力威慑的成就感。
傍晚，结束首次联合巡逻任务的队员们返回营区。尽管没有经历惊心动魄的对抗，但每个人都感到精神上的疲惫——这种疲惫源于高度的警惕、对新环境的持续观察、对不同处理方式的思考，以及尝试跨文化沟通所耗费的心力。
在当晚的巡逻复盘会上，杨洛听取了陈海、阿依古丽等人的详细汇报。
“科菲警官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陈海坦诚地说，“我们习惯了快刀斩乱麻，但在这里，有时候‘慢一点’，把沟通和调解做在前面，可能反而能‘少错一点’，避免引发更大的麻烦。当然，前提是局势可控。”
阿依古丽补充道：“女警的身份在接触当地妇女儿童时确实有优势，但也需要更注意安全和文化禁忌。今天帮助那位老妇人，虽然小事，但感觉比驱散一次争吵更有意义，可能更贴近‘赢得人心’。”
杨洛总结道：“很好。这就是联合巡逻第一课的价值。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执法文化和思维模式。科菲警官代表的，是在资源有限、信任缺失的冲突后地区，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工作方法——调查优先于武断，调解优先于压制，程序公正优先于即时结果。这和我们国内‘执法为民’的理念内核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形式需要根据环境调整。”
他看向许航和周浩：“把今天的观察和思考整理一下，融入到我们后续的执勤规范和培训教案中。特别是与当地警察联合执勤时，如何潜移默化地传递这些方法，而不是生硬地指责或取代。我们要做示范者，而不仅仅是执行者。”
“明白。”
首次巡逻，没有硝烟，却让“蓝剑”队员们对“维和警务”的独特内涵有了第一次真切而深刻的体悟。他们开始明白，在这里，衡量成功的标准，有时不仅仅在于制止了多少犯罪，更在于是否避免了冲突的升级，是否在民众心中多播下了一颗对“规则”和“公正”的微小信任种子。这条路注定漫长，但第一步，他们迈得扎实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