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巡逻的初次实践，让“蓝剑”队员们对卡鲁鲁的治安生态和维和警务的独特挑战有了切身体会，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杨洛提出的 “能力建设” 这一长期策略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巡逻中暴露出的当地警察（如巴布警官）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装备的极度匮乏、以及民众对警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若不能有效提升当地执法力量的基本素质和公信力，仅靠数量有限的联合国维和警察，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改善首都的安全状况。
unpol总部对中国防暴队主动提出的培训建议高度重视。在首次联合巡逻结束后的第三天，一次由unpol警察司长亲自主持的专项协调会就在特派团指挥中心召开。杨洛、周浩、许航以及被指定为培训项目主要负责人的许航和担任性别事务与社区联络协调官的阿依古丽参加了会议。
会议桌上，摊开着许航团队在过去一周内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卡鲁鲁当地警察基础能力联合培训方案（草案）》。这份方案充分吸取了联合国标准、中国公安培训经验，并结合了抵达后对当地警力的初步观察。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理念重于装备，程序先于技巧，信任基于专业。” 许航在汇报时强调，“我们观察到，许多本地警官并非没有责任感，而是缺乏系统的职业训练和清晰的行为规范。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缺乏资源、面临威胁时，依然能专业、克制、依法地履行职责。我们的培训，将从最基础的‘警察是什么’、‘警察为什么存在’开始，重塑职业认知。”
方案分为几个层次：
1 “种子教官”培训：从首都警察总局及几个主要分局，筛选出约30名相对年轻、有文化基础、未被发现严重腐败记录且表现出一定改进意愿的警官，进行为期四周的密集型封闭培训。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够理解并初步践行新执法理念的骨干，未来作为“火种”回到各自单位传播和示范。
2 核心技能模块化培训：针对“种子教官”和后续扩大的警员范围，开设系列短期（3-5天）专题培训班，内容务实：
3 女性警务人员专项培训：鉴于当地女警数量极少（首都警察局仅有不到十名，且大多从事文职），地位边缘，但处理涉及妇女儿童的案件又不可或缺，方案特别设计了由阿依古丽牵头、女警分队骨干参与的 “女性警官能力提升与社区联络”专项计划。
4 “嵌入式”实战指导：在课堂培训之外，安排中国防暴队员与经过初步培训的本地警察混合编组，进行联合巡逻和执勤，在实践中进行即时、具体的指导和纠正。
unpol司长仔细审阅了方案，特别对“理念重于装备”和“女性专项”表示了高度赞赏。“装备我们可以逐步援助，但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也是根本。你们抓住了要害。女性警务的推动是我们特派团的优先事项之一，但进展缓慢。如果你们的团队能在这方面打开局面，将是对整个特派团工作的重大贡献。”
会议决定，立即启动“种子教官”培训项目，由unpol协调卡鲁鲁警方高层（过程必然涉及复杂的内部博弈和利益平衡），中国防暴队负责具体实施。培训场地就设在联合国主营地内一处相对独立、设施较为完善的旧仓库区，由中国防暴队负责改造和安全保障。
接下来的几天，“蓝剑”营区的一部分精力转向了培训筹备。许航带领的教官团队进一步细化教案，将大量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案例和情景模拟。他们制作了简单的图示手册（考虑部分参训者文化程度有限），准备了训练用的简易器材（如用木棍代替警棍，用颜料标记模拟证据）。罗帅的后勤组则负责改造培训场地，搭建遮阳棚，布置简易课堂和训练区，并确保饮水和基本医疗保障。
陈海被任命为战术技能模块的主教官之一。他根据巡逻中观察到的本地警察在戒备姿态、协同配合上的普遍问题，设计了一套极简但实用的“街头战术站位与沟通手势”训练。他明白，在这里不能教复杂的特种战术，而要聚焦于如何在突发情况下，两三个警察能迅速形成相互掩护、有效沟通的基本队形。
赵明则负责“证据保全与简易爆炸物识别”模块。面对可能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听说过的学员，他煞费苦心地用最直观的方式讲解：用不同颜色的沙土模拟不同种类的炸药残留，用简单的电路图说明爆炸装置的基本原理，强调“不触碰、标记位置、立即报告并隔离”的核心原则。他还准备了大量触目惊心的、其他任务区因处理不当引发二次爆炸的图片和视频，作为警示教育。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招募和筛选参训学员。尽管有unpol和卡鲁鲁警察总局的联合通知，但报名情况起初并不理想。很多基层警察对“培训”抱有疑虑：是不是要考核？不合格会不会被开除？培训期间有没有津贴？更重要的是，一些警局内部的小头目担心手下人学了新东西，会脱离自己的掌控或挑战自己的权威。
为此，周浩和阿依古丽在unpol联络官科菲的陪同下，多次拜访首都几个主要警察分局，与分局长、队长们进行艰难的沟通。他们反复强调培训的“非惩罚性”和“支持性”，承诺培训期间提供伙食和少量交通补贴（由特派团专项经费支持），并保证培训内容聚焦于提升个人安全和履职能力，不涉及内部人事或权力结构。阿依古丽在接触一些分局里为数不多的女警时，发挥了独特的亲和力，她用自身经历说明女性在警务工作中的独特价值，并承诺在培训中会提供专门的支持和保护，逐渐打消了部分女警的恐惧。
经过近一周的努力，第一期“种子教官”培训班终于招收到了28名学员（其中包含4名女性），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不等，背景各异。开班第一天，气氛有些微妙。学员们穿着洗得发白、款式不一的旧制服，坐在简陋的折叠椅上，眼神中充满了好奇、戒备、怀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许航站在用木板和黑板搭建的讲台前，没有穿厚重的作战服，只穿了件普通的作训t恤。他通过翻译（一名特派团雇佣的本地大学生）开始了第一课。
“各位同仁，早上好。”许航的声音平稳，“在开始教授任何技巧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当警察？”
台下沉默。有人低下头，有人茫然对视。过了一会，一个年轻的学员小声用当地语说了句：“为了……有份工作，养家。”
翻译转述后，许航点点头：“很好，为了生计，这很现实。还有吗？”
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学员犹豫了一下：“我父亲就是警察……也许，是为了维护秩序？”
“维护秩序，也很重要。”许航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告诉你们过去的做法是错的，而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探索：如何能在更好地养家糊口、维护秩序的同时，也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并且赢得你所服务的社区民众的一点点尊重？”
这个开场白，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从学员最切身的利益和困惑出发，瞬间拉近了一些距离。许航接着展示了几个模拟场景的图片：警察粗暴驱散小贩引发群殴、警察因搜查程序不当被投诉、警察在冲突中因站位不当受伤……“这些情况，大家熟悉吗？我们都不希望遇到，对吗？接下来的培训，就是一起想办法，如何更安全、更有效、也更……体面地应对这些每天可能发生的情况。”
培训在磕磕绊绊中展开。语言障碍是首要困难，尽管有翻译，但很多专业术语和细微含义在转换中流失。中国教官们不得不大量借助肢体语言、图画和反复演示。文化差异也时时显现：一些学员对“向民众敬礼”或“使用请、谢谢”等细节不以为然，认为这会削弱权威；另一些学员则对涉及女性搜查的程序表现出困惑或抵触。
阿依古丽负责的女警专项培训，则在一间相对独立的板房里进行。 起初，四名当地女警非常拘谨，几乎不敢抬头。阿依古丽没有急着上课，而是让女警分队的队员和她们围坐在一起，先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分享一些点心。她通过翻译，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边疆从警，如何克服作为少数民族女警的种种挑战。渐渐地，当地女警们开始放松，也低声说起自己的经历：被男同事轻视，被民众嘲笑，家人不支持，处理女性案件时缺乏支持……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要学习技能，”阿依古丽柔声但坚定地说，“更要学习如何互相支持，如何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国家更多的女性，争取一个更安全、更受尊重的环境。警察的徽章，不应该区分男女，只应该代表责任和保护。”
她设计的培训内容极具针对性：如何安全有效地对女性嫌疑人进行人身搜查（强调程序、隐私和女性工作人员的必要性）；如何询问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受害者（建立信任、避免二次伤害、基础证据收集）；如何与社区中的妇女领袖或团体建立联系，获取信息和支持。她还安排了简单的自卫术训练，增强女警们的自信心。中国女警队员们的专业、自信和团结，给当地女警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鼓舞。培训班进行到第三天，一名当地女警在休息时悄悄对阿依古丽说：“我从没想过，女警察可以像你们这样……被重视，也能做这么多事。”
陈海的战术训练场上，则是另一番景象。起初，学员们对“站位”、“手势”这些“花架子”不感兴趣，觉得不如多练练拳脚。陈海没有强行灌输，而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对抗演练：两名学员扮演警察，试图控制一名“情绪激动、持有木棍的醉汉”（由一名中国队员扮演）。结果两名学员一拥而上，扭打在一起，场面混乱，“醉汉”趁机“打伤”了一人。演练后，陈海回放录像（用平板电脑），慢镜头指出问题：没有观察周围环境，没有相互沟通和掩护，动作鲁莽易受伤。
“现在，我们试试用刚才教的方法。”陈海让学员按照简单的“一左一右、保持距离、 verbal warng（口头警告）、利用工具（警棍）”流程再来一次。虽然动作生疏，但这一次，“醉汉”被有效隔离和控制，两名学员自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亲身对比带来的效果，胜过千言万语。学员们开始意识到，这些“花架子”在关键时刻真的能保命、提高成功率。
培训并非一帆风顺。中途有两名学员因所在分局临时有“紧急任务”（很可能是其上司不愿放人）被召回。也有学员对某些内容（如严格限制武力使用）提出质疑，认为“在这里太软弱会被人欺负”。许航和教官们耐心解释，引用联合国规则和实际案例，说明专业和克制往往能带来更长远的权威和安全，而滥用武力则会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他们不回避现实的残酷，但强调警察作为国家暴力机器，其合法性恰恰来自于对暴力使用的严格自律。
四周的培训接近尾声。结业前，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综合演练。学员们被分成小组，处理模拟的“市场纠纷”、“可疑物品报告”、“求助的走失儿童”等场景。中国教官们作为观察员和评估者。
演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学员们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学到的沟通话术，尝试进行初步调解；搜查时，会下意识地互相掩护并口头提示；处理“可疑包裹”时，第一反应是疏散和报告，而不是围上去；女警学员们则更自信地介入涉及女性的情景。虽然动作仍显稚嫩，错误也不少，但那种基于本能的、混乱无序的反应模式，确实被一种更受控、更有章法的意识所取代。
结业典礼简单而隆重。unpol司长、卡鲁鲁警察总局代局长（一位在各方压力下勉强出席的官员）、以及杨洛等中国防暴队领导出席。28名学员整齐列队，尽管制服依旧破旧，但精神面貌已与四周前截然不同。许航做了培训总结，充分肯定了学员们的努力和进步。
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典礼最后。那四名参加女警专项培训的当地女警，主动要求发言。其中一位，在众人注视下显得有些紧张，但声音清晰地说：“感谢中国教官，尤其是阿依古丽队长和她的队员们。她们不仅教我们技能，更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女性警察的另一种可能。我们回去后，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会尽力帮助其他姐妹。” 她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连那位表情一直严肃的警察总局代局长，也微微动容，点了点头。
培训的成果很快开始以微妙的方式显现。几名回到原单位的“种子”学员，开始在执勤中有意识地运用学到的方法，虽然初期遭遇同僚的不解甚至嘲笑，但其中一两人因为更有效地处理了纠纷而避免了麻烦，逐渐赢得了些许认可。unpol的社区联络官反馈，在培训学员负责巡逻的区域，民众对警察的抱怨略有减少。更重要的是，这次培训作为一个成功案例，被unpol写入报告，发送至纽约总部，成为中国防暴队“不仅提供安全，更致力于能力建设”的明证。卡鲁鲁当地一家相对独立的电台，甚至做了一期简短的报道，提到了“中国维和警察帮助培训本地警员，关注女性警务”，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
对于“蓝剑”自身而言，这次培训经历同样是宝贵的。它让队员们更深地融入了任务区的肌理，理解了当地执法者面临的真实困境，也验证了他们“理念输出”和“授人以渔”策略的初步可行性。许航在培训总结会上对教官们说：“我们播下的种子很小，也很脆弱，但至少，我们让这片干涸的土地上，看到了一点点不一样的绿色。接下来，就是耐心守护，等待它慢慢生长。”
培训，作为“蓝剑”在卡鲁鲁的又一把“手术刀”，已经精准地切入当地警务体系的肌体，开始尝试进行一场艰难但必要的新陈代谢。前路依然漫长，但第一步，已经扎实地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