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沉香商船心悦诚服的例子，如同投入月港这潭渐趋平静水面的又一颗石子，其涟漪悄然扩散，影响远超一次成功的勘验。商人们开始口耳相传，提举司的“尺子”准了，规矩虽然严格，却公平可循，无须再费心机与胥吏勾兑，也无须担心被随意拿捏。这种基于技术精确性带来的公信力，是任何严刑峻法或道德说教都难以企及的。渐渐地，前往提举司申请“引票”、咨询税则的商人队伍变长了，港区内合规交易的货栈也变得忙碌起来。
李之藻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趋势。他请示徐光启后，在提举司衙门外设立了一处“咨议堂”，每旬定期由通晓税则、熟悉流程的书吏坐堂，公开解答商人疑问，解释条规变化，甚至听取商人对某些细则的合理建议。同时，他将每月税收总额、主要货品来源与去向（脱敏后）、以及罚没走私案件概要（隐去具体人名），张榜公布，接受监督。这种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进一步消解了商人的疑虑与对立情绪。
而宋应星的“海事测勘所”，在经历了新仪器的成功初试后，并未止步。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洋，投向了那些难以用象限仪和罗盘直接度量的领域——海流、季风、星象导航。他深知，月港的秩序依赖于码头上的公平，而大明未来的海洋事业，则必须建立在对外部海洋环境的深刻理解之上。
他更加频繁地拜访那些老水手、老船公，用诚恳的态度和一点微薄的酬谢，换来了许多零碎却珍贵的口述经验：何时是南下趁风的“大汛”，何时有危险的“回头浪”，如何通过观察云彩、海鸟、甚至海水颜色来预判天气，如何在无月之夜依靠几颗特定的星辰判断大致方向……这些经验，往往与某些神秘的禁忌、模糊的传说交织在一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是千百年来无数航海者用生命换来的智慧碎片。
宋应星如饥似渴地记录着，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归纳。他将这些口述经验，与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关于地球经纬、五大洲轮廓（虽然极其粗略）的泰西知识片段，以及“格致院”算学科正在尝试建立的简易天文定位模型，进行艰难的比对和融合。他绘制了一张又一张草图：海流推测图、季风周期图、近岸危险礁石标记图……虽然简陋，错误百出，甚至相互矛盾，但这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第一次试图超越“针路簿”的口传心授，以图文并茂、力求系统的方式，去“测绘”那片熟悉又陌生的海洋。
他将这些初步的整理成果，连同月港每日记录的气象、潮汐数据，打包成厚厚的卷宗，源源不断送回北京的“格致院”。这些资料，在“格致院”内引发了新的热潮。“探赜科”正式挂牌成立，由几位对天文地理最有兴趣的研习生负责，专门整理、研究这些来自一线的海洋与气象资料，并开始尝试编制更系统的《航海气象初识》和《近海针路图说（草稿）》。
徐光启对此大为振奋。他知道，宋应星在月港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勘验货物”的技术辅助范畴，而是在进行一项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的“知识拓荒”。星的报告摘要和“格致院·探赜科”的初步研究计划，再次奏报皇帝，并将其与“巩固海防”、“拓展利源”联系起来：
“……陛下，海疆万里，风波不测。欲固海防，非仅恃船炮之坚利，亦需明海流之走向、季风之规律、星象之指引。今月港测勘所留心收集，格致院探赜科专研整理，此乃未雨绸缪，为将来舟师远巡、商船畅行奠基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海，方可行稳致远。此虽一时未见其利，然实为国家长远海事之根基，伏乞陛下垂察。”
万历皇帝对“海流”、“季风”、“星象”这些玄乎的概念兴趣缺缺，但“为将来舟师远巡、商船畅行奠基”这句话，他还是听懂了。联想到虎门新炮和月港税收，他觉得徐光启似乎总是在为“将来”打算，而且之前的“打算”大多都见了效。于是，他再次批了“知道了，用心办理”。
有了皇帝的默许和“格致院”作为后盾，宋应星在月港的“知识拓荒”行动愈发大胆。他甚至通过那位暹罗商人，辗转结识了一名因船只失事流落福建、略通汉语的阿拉伯老水手。这位老水手曾随船航行于印度洋，对利用星座导航颇有经验。宋应星如获至宝，通过生硬的交流和不厌其烦的图示，从老水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北辰星”（北极星）在不同纬度高度变化、以及利用“南十字星”在南半球导航的宝贵知识。这些知识，与中式传统的牵星术、过洋牵星图既有相通，又有补充，极大地开阔了宋应星的视野。
他将这些收获详细记录，并尝试用中式星官体系与阿拉伯星名进行对照标注。这项工作异常艰难，却充满发现的乐趣。他仿佛一个孤独的探险家，在浩瀚的知识海洋边，捡拾起一颗又一颗被不同文明打磨过的珍珠，试图将它们串联起来，照亮眼前朦胧的海域。
然而，月港的“星火”并非只在技术层面燎原。随着合规贸易的稳步增长和提举司运作的日益规范，一种新的、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海洋商业文化，开始在这片古老的海岸线上悄然萌芽。商人们开始意识到，与其冒险走私、提心吊胆，不如遵守规则、安心经营。虽然利润可能薄些，但风险小，且可持续。一些有远见的商人，甚至开始联合起来，向提举司提议组建“海商行会”，旨在自律互助，规范行业，并作为与官府沟通的桥梁。
李之藻对此持审慎的开放态度。他清楚，官方强力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或许是维持长远秩序的更优解。他将此事上报徐光启，并建议在严格审核、明确权责的前提下，可以尝试。
消息传到北京，徐光启沉吟良久。这超出了他最初的设想，却似乎又是市场自然生长的结果。他指示李之藻，可以允许商人先行酝酿、拟定章程，但最终须经提举司审核批准，且行会必须承诺协助稽查走私、维护港口秩序，绝不可成为新的利益垄断集团。
与此同时，朝堂之上关于开海的争议，虽然被月港的稳步进展和“格致院”的持续成果暂时压制，却并未消失。反对者转为更隐蔽的阻击，例如在户部审议“海防专项”拨款时故意拖延，在吏部考核提举司官员时吹毛求疵，或在地方政务中给配合开埠的福建官员设置障碍。
徐光启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真正的变革必然触及根本，阻力不会轻易消散。他所能做的，便是继续夯实基础，用一个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增长的税收、改善的海防、逐渐成型的航海知识体系、以及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秩序——来构筑防御，并耐心等待，或者创造下一个推动全局的契机。
月港的灯火，在南海的夜色中依旧不算明亮。但它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个试行开埠的港口，更是一簇在技术、知识、商业规则等多个层面同时点燃的星火。这簇星火或许微弱，却执着地燃烧着，试图以自己的光和热，逐渐驱散笼罩在帝国海洋事业上空的重重迷雾，并为那幅正在徐光启心中徐徐展开的“海上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宏伟画卷，描绘出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几笔底色。前路依然漫长，但方向，已依稀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