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跳岛战术节节胜利，日军海空力量损失惨重，通往日本本土的海上运输线变得岌岌可危。这种战略上的颓势，如同瘟疫般蔓延到各个占领区。在曼谷，佐佐木雄二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日军的物资供应明显收紧，配给制更加严格，军官们的脸上多了几分焦躁和阴郁；而暹罗本地人的眼神中，则混杂着更深的麻木与隐忍待发的情绪。
宏观环境的恶化，直接冲击着“大和屋”的生意。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维拉潘的官方渠道。随着盟军加强对海上运输的封锁，尤其是对前往欧洲船只的严密监控，通过外交邮袋或官方货轮运输翡翠的风险和成本急剧上升。维拉潘传来消息，他的上司认为近期风声太紧，建议暂停几次大规模运输，只保留极小批量的、极其隐秘的线路。这意味着“大和屋”最主要的、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出口渠道受到了严重制约。
更糟糕的消息来自缅北。岩甩派人紧急送信：波岩头领的寨子在与敌对部族的冲突中遭受重创，波岩本人重伤失踪，生死不明。他控制的矿点和积存的翡翠原石，很可能落入了敌对势力手中，而那股势力与日军关系密切，绝无可能再与“大和屋”做生意。雄二寄予厚望的克钦族货源，刚刚稳定了不到半年，就再次彻底断绝。
祸不单行，一直相对稳定的“报废军资”倒卖生意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前线吃紧，日军后勤部门加强了对各类物资的管控和审计，那种可以轻易“报废”处理的物资数量锐减，而且检查更加严格。雄二不得不大幅缩减这方面的业务，以免撞在枪口上。
一时间，“大和屋”的几条财路似乎都走到了尽头。仓库里积压的一些中低档翡翠和杂货，因出口受阻和本地消费能力下降而难以变现。资金流动开始变得滞涩。小林掌柜的脸上再次出现了愁容，连松本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困局，佐佐木雄二反而冷静下来。他深知慌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首先盘点了一下手中的底牌：虽然活跃资金紧张，但之前转移到瑞士银行（通过维拉潘的渠道，他已经成功转移了一部分资产）和秘密储藏起来的黄金美钞依然是一笔巨款，足以支撑很长时间。“大和屋”的店铺本身和购置的房产地皮也是硬通货。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作为大阪第四师团后勤联络官的身份依然有效，这层保护伞还没倒。
“收缩战线，稳住基本盘。”雄二对松本和小林下达了指令，“暂时停止大规模收购翡翠和其他奢侈品。店铺明面上的生意要维持，哪怕利润薄一点，也要保持正常营业的形象。暗地里的交易，只做最安全、周转最快的小买卖。”
他决定利用后勤联络官的身份，做一些更稳妥的“生意”。他注意到，由于海运封锁，驻暹日军对本地生产的某些基本物资需求大增，比如粮食、布匹、药品（哪怕是替代品）。他利用职务之便，收集信息，牵线搭桥，帮助一些日资或与日军合作的暹罗商社获取军需订单，自己则从中收取少量的“信息费”或“佣金”。这种生意利润远不如翡翠，但胜在安全、合法（至少表面上是），也能维持与军方及本地商界的关系。
同时，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翡翠。他让松本继续留意曼谷黑市上流转的零星原石，遇到价格合适的精品依然收下，但不再囤积，而是尽快通过尚存的小渠道处理掉，回笼资金。他还尝试与一些本地金匠合作，将小块翡翠加工成更符合东方审美的戒指、挂坠，卖给那些在战争末期依然追求奢侈的日侨和暹罗富豪，虽然市场不大，但也能产生一些现金流。
就在雄二苦苦支撑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一天，一个穿着体面、自称是某中立国商行经理的欧洲人来到“大和屋”，指名要见老板。雄二谨慎地接待了他。对方开门见山，表示听说“大和屋”渠道广泛，询问能否搞到一些“特殊”的物资——不是翡翠或军火，而是诸如工业钻石、精密仪器零件、甚至某些化学原料的配方或样品。
雄二心中一动。这类物资技术含量高，管制严格，但体积小，价值巨大，而且通常与军事工业相关，正是盟军封锁下日军极度缺乏的。这个中立国商行，背后很可能代表着盟军的情报机构或急需战略物资的部门。这是一把双刃剑：合作意味着通敌，风险极高；但利润也绝对惊人，而且可能搭上一条通往盟军方面的线，为未来留条后路。
雄二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表示需要时间打听。送走对方后，他立刻与松本商议。松本认为风险太大，一旦被特高课发现，必死无疑。但雄二却看到了绝境中的一丝光亮。他意识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正是各种灰色交易和情报买卖最活跃的时候。也许，这正是“大和屋”转型的机会——从一个倒卖奢侈品的黑市商人，转变为一个在各方势力间游走的、提供稀缺资源和信息的“特殊服务商”。
他决定，小心翼翼地接触这个新领域。不直接提供敏感物资，而是先从一些相对边缘的信息入手，比如某种非关键零件的供应商名单、或者某类物资的市场行情报告，试探对方的诚意和价格。他要像走钢丝一样，在帝国崩塌的废墟上，寻找新的生存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