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的午后，阳光像熔化的铅块，沉甸甸地砸在地上，空气里黏着锯末的粉尘和植物腐烂的甜腥气，混杂着远处隐约飘来的柴油味，呛得人胸口发闷。
路边的野草蔫头耷脑地垂着，叶片上蒙着一层灰黄，只有偶尔飞过的牛虻，带着嗡嗡的刺耳声响，打破这片令人窒息的沉闷。
“宏通跨境建材贸易公司”的后院里，老杨——杨建斌或者说——陈文辉，正蹲在一堆刚卸下的原木旁。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色工装，袖口卷到小臂，露出晒成深褐色的皮肤，上面还沾着几道新鲜的木屑划痕。
手里那柄巴掌长的专用探尺，是他这四年“木材生意”最趁手的工具，此刻正顺着柚木粗糙的纹理，缓缓插入预先钻好的细孔。
指尖传来的触感很清晰：外层是木材天然的疏松纹路，而芯部却带着一丝均匀的沉坠感，不是空芯木的虚浮，也不是实心木的密实，恰恰是“特殊货物”被精密嵌合后的独特反馈。
他故意用探尺在孔边敲了敲，沉闷的“哆哆”声在嘈杂的装卸声里并不起眼，却像密码一样，只有他自己能听懂。
旁边一个皮肤黝黑、背着沉重木料的工人经过，老杨头也没抬，语气带着几分生意人惯有的挑剔：“这批料怎么回事？芯部密度不均，下次再这样，不仅扣你们验货的工钱，运费都得打折扣！”工人不敢反驳，只是低着头加快了脚步，汗水顺着他的下颌线滴落，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蒸发成一小片白雾。
一切似乎与往常无异。
后院里，七八个工人赤裸着晒成古铜色的上身，在监工的呼喝下麻木地搬运、堆叠原木，他们的动作机械而迟缓，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
不远处的厂房里，电锯切割木材的“滋滋”声此起彼伏，尖锐得让人耳膜发疼。
厂区门口，两名抱着老式步枪的守卫靠在阴影里打盹，枪身的铁锈在阳光下泛着暗哑的光，他们的裤腿上沾着泥污，眼神偶尔睁开时，带着几分慵懒的凶狠。
远处的山峦被热浪扭曲成模糊的轮廓，青黑色的山脊线在昏黄的天幕下，像一道凝固的伤疤。
但老杨的后颈皮肤，却像被针尖轻轻刺了一下，瞬间绷紧。
太安静了。
不是声音的安静，而是一种氛围上的“空”。平时总在厂区里晃悠、眼神像秃鹫一样扫视每个人的监工头目巴莱，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那家伙最是嗜赌，每天这个点，本该在院子里清点前一天的“货”，嘴里还骂骂咧咧地抱怨手气不好。
更让他警惕的是，厂区东南角那个用来堆放“瑕疵品”的破旧棚屋附近，多了两个生面孔。
他们穿着黑色的速干衣，裤脚塞进高帮靴里，不像工人那样满身汗臭和木屑，也不像纯粹的守卫那样懒散。
两人斜斜地倚着棚屋的木柱抽烟，烟蒂扔了一地，视线没有固定落点，却像两张无形的网，恰好覆盖了老杨宿舍的窗户和这个装卸区域的大部分角度。
老杨注意到，他们的手指总是不自觉地摩挲着腰间，那里鼓鼓囊囊的，大概率藏着武器，而且他们的鞋子是防滑的户外款，鞋底沾着的不是厂区的水泥灰，而是山里的红泥——这说明他们刚从外面进来，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在野外活动的人。
观察哨。
老杨心里默念，手上的动作没停，慢悠悠地抽出探尺，用袖口擦了擦上面的木屑，眼神看似随意地扫过那两个生面孔。
对方似乎没在看他，一个低头刷着手机，另一个望着远处的山峦，但老杨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起身的瞬间，两人的肩膀有极其短暂的凝滞，眼角的余光正飞快地掠过他的全身，像是在审视一件可疑的物品。
这是第一个异常，也是最直接的警告。
他不动声色地走回自己那间兼做办公室的简陋板房。板房是用铁皮和木板搭成的，阳光一晒，里面像个蒸笼，空气里弥漫着油墨、纸张和淡淡的霉味。
桌上摊着几份运输清单和票据，上面的字迹潦草，标注着“柚木”“红木”“运费”等字样，实则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拉过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坐下，拿起一份清单，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桌角那台老旧的收音机。
这台红色外壳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三年前刚“入行”时从边境小镇的旧货市场淘来的，外壳已经掉了漆，旋钮也有些失灵，却是他与外界最脆弱的单向联系纽带。
按照约定，每天凌晨三点十分，一个特定的短波频率会播放十分钟的边境地区天气预报，播报员用带着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念着温度、湿度和降水概率，而其中某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表述其实是经过加密的指令或平安信号。
过去三天，这个频率在约定时间传来的，只有持续不断的、规律的沙沙声，像涨潮时的海水，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耳膜，又像某种无声的警告，在黑暗里轻轻叹息。
他试过调整旋钮，换了好几个相近的频率，听到的不是干扰声就是外文广播，那个熟悉的方言播报，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渠道静默，或已被污染。
这是第二个，也是更致命的异常。
老杨清楚除非遭遇极端情况，否则绝不会无故中断联络，尤其是在原定四天后的“收网”行动临近之际。
要么，是传递信号的同志出了意外；要么，是这条联络线已经被毒贩察觉，他们故意让频率静默，等着他主动暴露；更坏的可能是，组织已经察觉到他这边出了重大问题，正在暂时切断联系，避免更大的损失。
老杨拿起一支圆珠笔，在清单的空白处写下几个看似凌乱的数字，仿佛在计算这批“木材”的运费和利润。
但他的大脑却在飞速运转，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将近期所有细微的、被他暂时忽略的碎片一一拼凑起来：
一周前，沙托的得力干将梭温，在一次“出货”后的庆功饭局上，酒过三巡，突然话锋一转，端着酒杯凑过来，半开玩笑地拍了拍老杨的肩膀：“陈经理，看你孤身一人在这边打拼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听说你在国内有对象？怎么不把人接过来，也好有个热饭的，互相照应着？”
这话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刺中了老杨的警惕神经——他对外的假身份“陈文辉”，本就是个专注“木材生意”、常年跑边境的单身汉，从未提过有家室，梭温这话，分明是带着试探的意味。
但他脸上没露半分破绽，先是故作错愕地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起来，摆手道：“梭温哥这是听谁传的闲话？你记错啦，我哪有什么对象，至今还是光棍一个呢。”
他拿起酒瓶，给梭温的杯子满上，语气带着几分自嘲：“天天忙着跑货源、盯运输，哪有时间谈恋爱？再说这行常年东奔西跑，居无定所的，也对不起人家姑娘不是？” 说话时，他眼神坦荡，甚至还主动碰了碰梭温的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酒，动作自然得看不出丝毫心虚。
梭温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两秒，那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像是在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老杨的表情太过坦然，语气也毫无闪躲，加上酒局上喧闹的氛围，梭温没再多追问，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哦？是我记混了？那倒是可惜了，陈经理这么能干，该找个好姑娘安定下来。” 说着，便转移了话题，聊起了下一批“货”的运输路线，仿佛刚才的提问只是随口一提的闲话。
可老杨心里却警铃暗响——梭温绝不会无缘无故问这种话，要么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要么就是单纯对他这个“外来者”的背景产生了怀疑，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问，实则是毒蛇吐信般的试探。只是当时他应对得滴水不漏，才暂时打消了对方的疑虑。
另一个是五天前，一次小范围的“出货”会议临时更改地点，从原定的市区茶馆换到了郊外的废弃仓库。
通知他的时间比另外两个核心成员晚了整整半个小时，当他急匆匆赶到时，会议已近尾声。
他问起原因，梭温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为你在忙验货，没好早打扰”，但老杨清楚，自己前一天就跟梭温说过，当天下午没有重要事务。
以及三天前，老杨本该去镇上那家挂着“便民杂货铺”招牌的联络点，跟老鬼交接一批“货物清单”。
那是用密写墨水写在普通进货单背面的、关于毒贩近期活动的外围情报，老鬼的杂货铺是组织设在边境的秘密联络点，六十多岁的老头为人谨慎，经营杂货铺几十年，从未出过纰漏，更没失约过。
可那天下午，老杨按照约定时间赶到茶馆隔壁的杂货铺，却发现店门紧闭，门上挂着“临时进货，暂停营业”的木牌——这不是老鬼的风格，他哪怕有事，也会留一个暗号标记。
直到第二天，老杨通过藏在杂货铺后墙砖缝里的备用联络盒，拿到了老鬼托可靠线人留下的纸条，上面只有短短四个字：“风大，暂避”。
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重重压在他心头。“风大”，是指毒贩近期在边境大肆排查外来人员？还是这个联络点已经被盯上，老鬼被迫转移？亦或是组织的联络网络出现了缺口？他不敢深想，只知道这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与之前的异常叠加在一起，让空气中的杀机越来越浓。
昨天晚上，他趁着夜深人静，例行检查藏匿在宿舍床下夹层里的应急装备。那个伪装成防潮剂的微型定位发射器藏盒，是他最后的保障，平时从不轻易触碰。
但昨晚他回来后发现，藏盒封口的胶带边缘，有一道细微的横向划痕——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当初是用牙齿咬断胶带封口，痕迹是斜向的，而且胶带的粘性也比之前弱了一些，明显是被人撬开过再重新粘贴的。他当时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原样复原了藏盒，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但那种被人暗中窥探的寒意，却一直蔓延到今天。
这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巧合。这是一张正在缓缓收紧的网，网绳已经触碰到了他的皮肤，带着冰冷的杀意。
冷汗，无声地浸湿了他贴身的背心，顺着脊椎往下滑，在闷热的空气里带来一丝诡异的凉意。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冰冷的、不容置疑的确认。
他可能已经暴露了，或者至少，被沙托团伙列入了必须“重点关照”的怀疑名单。对方没有立刻动手，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确认，收集证据，或许还在等待他与外界联络，以期顺藤摸瓜，将整个联络网连根拔起。
不能慌。绝对不能慌。
老杨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三年卧底生涯，他经历过无数次危险的试探，早就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色变的定力。
他知道，此刻任何一丝慌乱的表情、一个反常的动作，都可能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需要试探，需要用最稳妥的方式，验证这危险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