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新成员的加入，让辽河滩边这座破旧仓库，瞬间变成了一个拥挤、嘈杂却又生机勃勃的营地。
地铺从墙角一直蔓延到仓库中央，用捡来的硬纸板和旧被褥简单铺垫。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年轻身体的气息、炉火燃煤的硫磺味，以及大锅炖煮土豆白菜时那股单调却踏实的食物味道。仓库的一角，用破木板隔出了一个更狭小的空间，算是李维和我的“房间”——其实只是多了半张旧屏风，勉强保留一丝可怜的隐私。
训练从第二天凌晨五点，辽河滩还笼罩在浓重的、化不开的黑暗与湿冷雾气中时，就开始了。
我拄着手杖，站在仓库门口。深秋的寒风毫无阻碍地穿过我单薄的夹克，刀子一样切割着皮肤，带来刺骨的痛感。膝盖的旧伤在低温下发出隐晦的警报，胸腔里那股系统维持的暖意，似乎也被寒气侵蚀，变得稀薄。但我的背挺得笔直，目光扫过面前在寒风中瑟缩却努力站成两排的十八个少年。
陈启站在最前面，他身后是那十五个从“宏图”被扫地出门的队员，大多面黄肌瘦，眼神里还残留着被抛弃的惊惶和长途跋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豁出去的执拗。杨小山、赵小雨、王海站在另一侧，经过省城一役的洗礼和这段时间的严苛打磨，他们身上多了几分沉静和锐利，像三把初步开刃的刀。
“全运会，还有不到四个月。”我的声音不大，但在黎明前死寂的河滩上，异常清晰，带着金属般的冷硬，“你们的目标，不是去凑数，不是去‘见见世面’。”
我顿了顿，手杖指向雾气弥漫、坑洼不平的煤渣跑道尽头，那里，辽河黑色的水流无声涌动，对岸化工厂的灯火在雾中晕成一片模糊的光团。
“我要你们，把陈明从他偷来的座位上，拽下来。我要你们，用你们的脚，踩碎‘宏图’那块招牌。我要你们，把本该属于‘宏伟’，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一场，一场，给我夺回来！”
没有慷慨激昂的动员，只有最赤裸的目标，和最直接的恨意。我看到陈启的拳头猛地攥紧，指节发白。看到他身后，那十五个少年的呼吸骤然粗重，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杨小山的嘴唇抿成一条锋利的线，赵小雨微微抬起了下巴，王海则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凛冽的、带着煤渣和河腥味的空气。
“但凭你们现在，”我的声音陡然转冷，像冰碴子，“连站在全运会起跑线上的资格都没有。”
“从今天起，这里没有师兄师弟，只有能跑和不能跑。训练计划，按我的来。撑不住的，自己滚蛋，别浪费粮食，也别浪费其他人的时间。”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十八个声音，参差不齐，却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撕裂了河滩的寂静。
训练，真正的地狱，开始了。
我结合系统提供的、超越这个时代的前沿训练理念，以及我记忆深处、最扎实也最残酷的“土法”训练，为每个人量身打造了炼狱般的计划。没有精密的仪器监测心率血氧，我就靠眼睛观察他们的面色、呼吸频率、跑动姿态，靠脉搏和简单的计时来衡量强度。没有先进的力量训练器械，杠铃片、废轮胎、沙袋、甚至彼此的身体，就是最好的负重。
天不亮的长距离耐力跑，在崎岖不平的辽河滩涂上进行。深一脚浅一脚，冰冷的泥水灌进破旧的鞋子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我跟在他们后面，拄着手杖，走不了太快，但我用眼睛看，用嘶哑的声音吼，逼着他们保持节奏，控制呼吸，在最想放弃的时候，把步子迈出去。
上午是技术和速度训练。在修整过的煤渣跑道上，一遍遍重复起跑、加速、途中跑、弯道技术。我像个最苛刻的工匠，拿着手杖当教鞭，纠正他们每一个细微的错误：摆臂角度高了半寸，落地重心偏了半分，呼吸的节奏乱了一丝。汗水混合着煤渣的粉尘，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冲刷出一道道污痕。
下午是力量、核心和更加变态的专项耐力。在仓库里，在河滩上，扛着废轮胎奔跑，背着沙袋蛙跳，在简陋的单杠上练习悬垂举腿直到力竭。傍晚，是雷打不动的混合氧训练，变速跑，冲刺跑，直到最后一个人瘫倒在煤渣上，像离水的鱼一样张大嘴，连呕吐的力气都没有。
老婆李维成了所有人的“后勤总管”兼“队医”。那十万奖金，在她精打细算到近乎抠门的操持下，勉强支撑着这十八张嘴和最基本的需求。伙食依旧简陋，但至少每天能见到一点油星，偶尔能吃到一点廉价的鸡蛋白。她托人从乡下收来最便宜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逼着每个人喝下去，说是“祛湿强筋”。谁有了磕碰拉伤，她就用最土的办法，揉，搓，敷，眼神专注得像在对待最精密的仪器。
训练是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暗箭。
陈明的报复，从未停止，反而因为全运会的临近，变得更加阴险和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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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报名资格出了问题。当我们按照程序，准备为杨小山等人申报全运会参赛资格时，被告知“材料不全”、“需重新审核”，甚至暗示他们“训练背景不明”、“资质存疑”。李维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求爷爷告奶奶，找遍了能找的关系，却一次次被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回来。我知道，这是陈明在使绊子。他在省、市体育系统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卡死我们这几个“黑户”的报名通道，易如反掌。
更恶心的是骚扰。夜里训练时，突然有石头砸仓库的铁皮门。去河滩跑步，会莫名其妙遇到地痞流氓的挑衅。甚至有人偷偷在煤渣跑道上洒碎玻璃渣，幸亏被早起的陈启发现。流言蜚语更是变本加厉，说我们这里是“非法集训营”，“用违禁药物”，“虐待队员”，甚至还有更下作的，说李维和某些队员“关系混乱”。这些污水劈头盖脸泼来，试图从根子上污名化我们，让我们寸步难行。
杨小山在一次冲突中，为了保护年纪最小的队员，脸上挨了一拳，眼眶乌青。赵小雨因为那些污蔑李维的流言，气得浑身发抖，训练时差点跑岔了气。王海更加沉默，但眼神里的狠厉，一天比一天重。
陈启找到我，这个木讷的年轻人，眼里布满了血丝，拳头捏得咯咯响：“老师，他们欺人太甚！我们……”
“我们什么？”我打断他，声音平静得可怕，“去打架？去骂街？还是去那些衙门门口跪着哭诉？”
我拄着手杖，走到仓库门口，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陈明要的，就是我们乱，就是我们急，就是我们去闹，去犯错，给他把柄，让他能名正言顺地踩死我们。”
我转过身，目光扫过仓库里一张张年轻、愤怒、屈辱的脸。“他越是这样，你们越要给我练！往死里练！用你们的成绩，用你们快过所有人的速度，去打烂他的脸！去堵住所有人的嘴！”
“可是，老师，报名……”陈启急了。
“报名的事，我来想办法。”我沉声道，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冰冷地响起，那个暗红色的【复仇进度】微微闪烁，依旧停留在15，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酝酿。
我知道，常规途径已经走不通了。陈明用他编织的关系网，堵死了我们所有的路。
唯一的办法，就是掀桌子。
而掀桌子的筹码，在老婆李维那里。
夜深了，仓库里响起年轻队员们沉沉的、疲惫至极的鼾声。炉火将熄未熄，发出细微的哔剥声。
我和李维挤在那个用屏风隔出的狭小空间里。昏黄的灯光下，她显得更加憔悴，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但眼睛却亮得惊人。她从贴身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页皱巴巴的纸，账本和一个小小的、老式的u盘。（这些都是陈明伙同他人给我下药，叫人开车撞死我儿子，对省体育局领导行贿的犯罪证据。）
纸张上是些零散的记录，字迹潦草，有些是数字，有些是缩写的人名和时间，还有一些模糊的地点。u盘里，是她这段时间，像一个最耐心的猎人，利用一切机会，一点点收集、核实的东西。
“陈明和体校那个会计的流水，有一部分对不上，我托以前财政局的老同学悄悄看过，痕迹抹得很干净，但有几笔大额现金支出，去向不明，时间点……和你出事前，学校那笔重大采购资金被挪用的时间吻合。”李维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不是害怕，是压抑的愤怒和激动，“还有，他和省里那位王处长……我上次去省城，想办法跟了他两天，看到他们一起进了这个会所，”她指向纸上的一个地名，“我进不去，但在外面等到后半夜，看到他们出来，都喝了不少，上了一辆车……车牌我记下了，查了，是挂在王处长小舅子公司名下的。”
“这个u盘里，”她摩挲着那个小小的金属物件，指尖冰凉，“是我……是我在你住院时他们去省里给学校改名，我偷偷混进宏图，在他们行政办公室的旧电脑里，找到的一些没删干净的聊天记录碎片，还有一份被隐藏的采购合同副本，价格比市场价高了四成，供货方……是个空壳公司。我偷偷拷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巨大的风险和疲惫：“我还打听到，当年给你做手术的主治医生，后来突然辞职出国了，走得很急。他以前的同事说，他走之前，账户里多了一笔来历不明的钱……但这些，都只是听说，没证据。”
我看着那几页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纸和账本（从张猛住处找到的）那个小小的u盘。我知道，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扳倒陈明和他背后可能存在的保护伞。它们琐碎，模糊，很多只是间接证据甚至只是线索。在对方编织的密不透风的网前，这些像几根纤细的、试图撬动巨石的稻草。
但这是老婆李维在我昏迷后，用她全部的勇气、智慧和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忍受无数白眼和风险换来的。是她，在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的同时，在为我，为我们所有人，寻找那一线可能撕开黑暗的微光。
我伸出手，覆盖在她冰冷的手上。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够了。”我说，声音嘶哑，“这些，够了。”